余为历经一世纪之老者，百年之间可谓感慨良多，生活中绘事与交友皆为乐事。父亲结交天下，挚友众多，从南方的任伯年、吴昌硕到北方的金城、黄宾虹等父辈学者，皆对余影响深远。所谓近朱者赤，增长学识修养、拓展见闻阅历乃至体味人生，皆可得于其间。余老友甚多，但多已相继辞世，记忆间张伯驹、潘素夫妇，老舍、胡洁青夫妇，俞致贞、刘力上夫妇仍谈笑风生，然常任侠、赵朴初、启功、过旭初、马晋、许姬传、史树青等亦已先余而去。每每惊闻友朋驾鹤，余均痛心不已，共历往事仍恍若昨日，历历在目，唏嘘难咽。诸公之逝乃文艺界之莫大憾事，然余幸而于世，肩负传述历史之责，传承古物之任。故于忆海中拾捡一二，掬起大多消逝于世的历史碎片，回溯七十年前战火纷飞之时千年国宝沉浮之难。
　　
　　为防止文物偷盗而建的第一家国立博物馆
　　
　　故事需从故宫古物陈列所谈起。余于古物陈列所首期牛业，首期同学皆已辞世，仅后期同学尚存赵世咸与晏少翔。前次晏少翱抵京面晤、谈及古物陈列所之往事皆感慨岁月变迁。
　　时下尝闻紫禁城开放日即指故宫成立之时，实则谬误。1925年故宫成立仅开放紫禁城后半部，前半部早于11年前已辟为博物馆，即古物陈列所。古物陈列所从1914年存续至1948年并入故宫博物院，为紫禁城向博物馆转变之雏形，亦为中国第一家国立博物馆、第一家宫廷博物馆及第一家艺术博物馆，于近代政治、社会、文化影响深远，可谓意义非凡。今谈及古物陈列所之始创缘由，饱含诸多因素。辛亥革命前后，政局动荡致使各处盗卖文物、盗挖古墓现象猖獗，文物流失海外尤甚。辛亥革命胜利后发生了两大案件，1913年“盗卖热河避暑山庄前清古物案”与次年社会各界反复辟斗争，促使民国政府将保护文物、成立博物馆提上日程。基于此背景，由朱启钤主导、张謇等呼吁，名画家金城及福开森参与谋划，并将美国退还的庚款拨付了20万元开办费，于1914年2月4日启用“内务部古物陈列所之章”，成立了古物陈列所，紫禁城从此向公众开放。余父乃故宫首批顾问之一，据其当年所述，古物陈列所汇聚了包括热河与沈阳运抵北京的3000多箱文物，共计20多万件，文华殿、体仁阁、武英殿、敬思殿皆满置文物。而陈列所正式对外乃10月前后了。
　　
　　大师授艺，肃然习画，为大规模国宝南迂做准备
　　
　　上世纪日寇大举侵华，国难当头之时，日寇于中华文物尤其故宫旧藏之虎视眈眈，路人皆知，古物陈列所之众多瑰宝自然更不在话下。时年，余以学艮身份报考陈列所以学习临摹古画，要求则无外乎两点，一为年轻人，二须绘画基础优异。那时俞致贞家同余比邻，即相约一道报上名。余等先需选择欲修习之国画品类，随之被分以花鸟、山水、人物三科，分至三间屋内习画。后来得知，习画之主旨要义是为日后临摹古画作准备，尤其为不久后声势浩大之古物南迁留下古画副本。
　　余尚记得考试之摹绘范本皆为故宫珍贵册页，用以甄别绘画水平。余同俞致贞、张其翼等皆为第一期学员，女学员大抵选习花卉，余与俞致贞亦然。而后余还兼绘人物，尤以佛像为主。方始之时，摹绘皆为尺幅较小之作，后来渐进临摹复杂大画，通常两人合临一幅，可据自己绘画风格来遴选古画，倘若于展览厅内见到心爱之画，皆可取下摹绘。后来得知，此古画皆清宫旧藏，珍贵稀异之极，价值连城却最终随其余珍品一同辗转南迁。
　　余等皆有固定的指导绘画教师，临摹完留一份放置陈列所内，自己亦可再临摹一份带回家备用。绘画所需之颜色及笔墨均需自己携带，每人皆有放置用具的格子。张大干、于非闺、黄宾虹几位大师皆曾担任绘画指导，他们并不专门分类指导，无论花卉、人物抑或山水，均可备极精能、兼顾负责，余等临摹完毕即交付其进行讲授，画法、用色等有不清楚之处皆可询问。黄宾虹讲授画石头时以飞白用笔，画树则须与写篆字相仿，张大干谈及用笔技法，于非阉讲授用色之话语，时隔七十年尚记忆犹新。
　　展览厅同绘画临摹室彼此分开，不在一处，实为展览室后单独且保密的小院，门前警卫森严，出人异常严格。院内备有伙食房，喝水吃饭均有专人照顾。第一期学员共二三十人，习画人物的较少，以修习花卉居多。考试时，诸人共摹一副画作后，由老师们逐一指导评讲。余在陈列所年月甚多，毕业后亦留下继续临摹古画，共计八年之久。后来日本军队进京，日本人也进了故宫，时常有日本人前来参观余等作画，亦派有专人修习临摹故宫旧藏。其后方知这些日本学员也多为强迫而来，并非自愿。然致使陈列所内学员愈来愈少，众人皆因害怕日本人而放弃学习，直至陈列所最终关闭。
　　
　　中华国宝于战火纷飞中的集体逃难
　　
　　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平津受威胁。故宫博物院决定遴选院藏文物精品南迁。其后，由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指令北平市政府及交通运输部门协助完成此次文物南迁，消息一经披露，社会各界反响强烈。然古物陈列所于此次南迁意义非凡，不仅为南迁古物留下珍贵摹本，其所聘教师亦肩负了鉴定南迁古物真伪之职责。
　　曾经，陈列所内藏书画最富，皆历代精品，其数量、质量均相当可观。如袁江、金廷标等内延供奉之画以及宋元以来流传之王诜、郭熙、马远、倪瓒、王蒙、赵孟颊诸家真迹，妙品连连，为近今所罕见。明清诸家如文征明、仇英、唐寅、沈周、董其昌、王犟等精品亦极多。陈列所古代绘画资源对民初国画画风之转变影响甚大，加之当时观摩活动蔚为盛行，金城在世时亦“从古物陈列所中借出大量宋元明清名家真迹，以供入室弟子临摹。”余临摹之画作品类庞杂，册页最多，如清王素《二十四孝工笔人物册》、五代黄荃《长春花鸟册》和清余稚《花鸟册页》等，人物作品如唐阎立本《萧翼赚兰亭》等，且对明清佛像画作涉及深入。古物陈列所关闭后，余则一直在老师黄宾虹家中习画，后受其之邀担任华北居士林佛画讲师，自此与佛像绘画结下不解之缘。1981年广化寺修复邀余相助，余率两名女弟子住宿清寺月余，绘制《十八罗汉图》。然这些清官瑰宝，连同余等绘制之古画副本，统统随了南迁，去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今日评古物南迁，确为防范国宝外流，极具爱国意义。然清官秘藏之宋元轴画珍品几乎转移大半，亦不得不说为一大憾事，亦为无法衡量之失，且对北京故宫后来之文献整理工作造成较大困难。解放后，北京故宫博物院之藏品多来源于诸如张伯驹等收藏家的捐献，以及部分海外回流。然不论如何，余等各界亦应感恩于为中华国宝而倾力奉献之爱国人士。唯有怅然，余当年绘怍原件现几乎均藏于台北，慨叹此生无幸再睹其神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