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之间是两情相悦的浪漫爱情；有人认为是劫色劫财的骗局。现就其情爱原型与现代判定，试作初步辨析。
　　
　　一、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情爱原型
　　
　　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少时好读书，学击剑……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惠王来朝……相如见而说(悦)之，因病免，客游梁……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会梁孝王卒，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素与临邛令王吉相善，吉日：‘长卿久宦游不遂。而来过我。’于是相如往。舍都亭。临邛令缪(假装)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见之，后称病。使从者谢吉，吉愈益谨肃。临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孙家僮八百人。程郑亦数百人，二人乃相谓日：‘令有贵客，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数。至日中。谒司马长卿，长卿谢病不能往。临邛令不敢尝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强往。一坐尽倾。酒酣，临邛令前奏琴日：‘窃闻长卿好之，愿以自娱。’相如辞谢，为鼓一再行。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假装)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很漂亮)；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相称)也。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孙大怒口：‘女至不材，我不忍杀，不分一钱也。”’《汉书》的记载与《史记》基本相同。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卓王孙慕相如声名。将他与县令请到家做客，相如弹琴(以琴心挑逗文君)。卓文君偷听偷看，“心悦而好之”。便与相如私奔至成都。此记载应是两情相悦走到一起的情爱原型。
　　
　　二、卓文君面对的汉代婚制与婚俗
　　
　　相如与文君两情相悦，就应谈婚论嫁，通过正式媒聘成婚；但是，卓文君其时“新寡”，是个寡妇，按汉代礼仪、风俗，这显然不成。《西京杂记》载“文君十七而寡”，如果她十五岁出嫁，结婚约2年成为寡妇。史籍未载她生子与否。看来没有生育。《札记·郊特牲》载：“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又载：“信，妇德也。壹之与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按照《札记》的规定，死去丈夫的妇人不能再嫁。西汉是礼教形成的重要时期。汉高祖(刘邦)登基后。命叔孙通制作礼法。汉武帝采纳博士董仲舒(前179～前104)“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西汉刘向(前77～前6)撰成《列女传》，用以进行妇教，宣传女德。《列女传·贞顺》有：“修道正进，避嫌远别，为必可信，终不更二……”，也说女子丧夫终身不能再嫁。《史记，货殖列传》载：“巴寡妇清……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汉书·货殖传》也载：“巴寡妇清……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寡妇清能遵守当时的礼制，守寡守业而显天下，俨然是一个贞妇的典型。
　　汉朝的礼制基本承袭秦制。班昭(约49～120)是《汉书》作者班固之妹，14岁嫁给曹世叔，丈夫早逝，班昭守寡，继父兄续作《汉书》的编修工作。《后汉书，列女传，曹世叔妻》载有班昭的《女诫》，其中有“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义”。汪玢玲《中国婚姻史》说：“班昭自己的寡妇身份……如此安份，著书立说，与卓文君的私奔相如迥然不同，一切均按照统治阶级的意愿行事，自然备受皇家重视。推为女圣。”
　　
　　三、卓文君再嫁只有一条路：私奔
　　
　　《史记》说“文君新寡”，《西京杂记》说“文君十七而寡。”按《札记》所言，这时，她应是丈夫家的人，要为丈夫服丧三年。《史记》、《汉书》都没有说文君已经“来归”(来归，指被夫家遗弃的妇女返回娘家)，所以她实际还是夫家的人，只是在娘家住着罢了。卓王孙是临邛首富，夫家也不敢把新寡的文君“遗弃”。夫家没有遗弃，文君想“来归”也不行。
　　守丧期间的文君若要改嫁。夫家会竭力反对；也不会有人家敢娶；更不会有人敢作媒。丈夫尸骨未寒，不服丧、不守寡。却要改嫁，即使是县令王吉，也不敢作媒。因此，新寡的文君要通过正式媒聘再嫁，此路不通。卓文君出嫁后一年或二年，丈夫死去，她会背上“克夫”的骂名；嫁后没有生子，她有不会生育的嫌疑。《孟子·离娄》载：古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古代有“七出”或“七去”的规定，即有七种遗弃妻子的规定。《大戴札记·本命》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名门望族的强势男子，不会选娶卓文君：贫寒百姓，卓文君也不会屈就。因此，在等待再婚的环境中，卓文君应处于绝对的劣势。
　　处于新寡的卓文君再婚的唯一的路，只有私奔。但是，选谁私奔，谁愿和她私奔，又如何实施私奔?看来，光靠卓王孙与卓文君，都极为困难。
　　
　　四、司马相如在婚姻场上具有明显强势
　　
　　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其故里为四川蓬安，这已渐成定论。曹学俭《蜀中广记·蜀郡县古今通释》说：“梁天监中置相如县，长卿桑梓也。”王培苟《听雨楼笔记》说：“人皆以相如成都人，实今之蓬安人，后迁成都，又居临邛，三处皆有琴台。蓬州隋之相如县，以相如所居之地命名。”徐才安《司马相如三论》认为：《史记》所述司马相如“‘蜀郡成都人’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史记》说：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以赞为郎(用出资金方法得到“郎”的官职)”，可能都在蓬安，说明他在蓬安有相当殷实的家业。“郎”是战国、秦汉时帝王侍从官的通称。相如的具体职务是“武骑常侍”，《史记》“索隐”说：“秩(俸禄)六百石，常侍从格猛兽。”买得这样的官职花钱不会太少，说明相如家有极强经济实力。
　　《史记》载：“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相如在临邛是“舍都亭”(不住县令家)；相如出行车骑可谓豪华气派，对文君侍者“重赐”可谓出手阔绰，所有这些似乎与“穷”联系不到一起。至于文君私奔到成都，有“家居徒四壁立”的记述。也不能说相如家穷，因为他在蓬安还有家。相如离成都去长安等地做官，成都的家无人居，自然是“徒四壁”；返甸成都自然还是“徒四壁”。
　　从才干方面看，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担任过孝景帝的“武骑常侍”。到临邛前已写出《子虚赋》，可称百分之百的“文武双全”。“武骑常侍”是常常陪侍皇帝身边，应是万人艳羡的官职。但是他离开了这个官职，不是不称职，不是他做得不好，因为他不喜欢(“非其好也”)。于是相如“客游梁”，与游说名士邹阳、枚乘、庄忌同舍，“居数岁”即撰成《子虚赋》。他在梁也不是没有干好，不是受到挫折，而是“梁孝王卒”。才暂回成都。在此当口，相如35岁， 处于人生的盛期，事业的上升空间极大。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相如(43岁)又入京为郎，备皇帝顾问和差遣：48岁升为中郎将，出使南夷。这可以说登上了人生的顶峰，风光极了。《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相如“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于是卓王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牛酒以交欢。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而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以后，相如叉升为孝园令。35岁时相如的才干与上升空间，应该被县令王吉与卓王孙及众多有识之士所料到。
　　从相貌方面看，相如担任“武骑常侍”，侍奉皇帝打猎，格斗猛兽。必须保证皇帝的绝对安全。因此，相如应是相貌堂堂、魁梧有力、机智舅敢、动作灵敏、做事千练的人。相如去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他到卓王孙家赴宴，上百人。一坐尽倾”，可说明相如仪表非凡。“都”是美、漂亮的意思。相如不是一般的“都”。是“甚都”(非常美)。因此，当文君偷“窥”，便“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是说恐怕自己配不上(相如)。应该说，相如的俊美丰采征服了文君，使她为之心动、倾倒。文君是美是丑，《史记》《汉书》都未述及。连一般的漂亮都没说。《西京杂记》卷二说：“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美蓉，肌肤柔滑如脂。”或属粉饰之词，不可全信。
　　综上所述，从相如的经济力、才干、相貌及上升空间而言。在婚姻场上具有明显的强势。汉代倡导“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义”。此时的相如孑然一身，随时可以娶妇成婚，应是许多名门望族小姐青睐的人选。这是新寡的卓文君无法相比的。
　　
　　五、县令应是相如与文君婚姻的撮合人
　　
　　按照汉代的婚姻制度与婚俗，丧夫的文君不能“二适”(再嫁)，要服丧、守寡，至少要三年。新寡的文君要再嫁，只有采用“私奔”方式；而相如应是文君私奔所圈定的对象。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卓老太爷也是支持女儿私奔，重寻归宿的。可是，卓家却不能直接、正面接触相如，因此，县令王吉的搭桥与撮合便应运而生了。
　　临邛县令王吉与临邛首富卓王孙应过从甚密，是宴席嘉宾。关系之深应超过王吉与相如的关系。但要相如去娶文君，则首先要说服相如；其次也要让文君对相如的相貌与风度满意。此外。更重要的还须瞒住世人的耳目才行。王吉先是利用素与相如“相善”的关系，主动向相如发出邀请：“长卿久宦游不遂，而来过我。”按理说，王吉邀相如做客，安排在家居住最好。可是，相如是“舍都亭”，王吉是“日往朝相如”。县令朝见相如，一路车马喧喧。而“相如初尚见之，后称病，使从者谢吉。(王)吉愈益谨肃”。这些违背人情的举动，应是造势，能达到抬高相如声望的目的。
　　造势的结果是使临邛富人都知道“(县)令有贵客”，争相设宴请客结交。卓王孙请客就显得很自然了，可是“长卿称病不能往”。三十多岁，年富力强，有那么多病吗?这是在卖关子。结果是“临邛令不敢尝食，自往迎相如”，使上百赴宴者望眼欲穿。相如赴宴，姗姗来迟，却获得“一坐尽倾”的效果。这应是王吉导演的效果。
　　相如赴宴、王吉安排他弹琴，文君得到了“从户窥之”的机会，顿时“心悦而好之”。事件演变到这时，相如这个“私奔”对象，经文君亲眼审核。被最后确认。接下来就是“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
　　文君深夜逃出家门。卓家的门卫却不知：相如带着文君驾着车队驰归成都、临邛城门竟畅通无阻。第二天清晨，卓王孙发现人去楼空，派轻骑追截，定可追回。可是，他没这么做。待私奔成为既成事实之后，“卓王孙大怒日：‘女至不材，我不忍杀，不分一钱也。”’意思是女儿违反礼教，该杀。只是“不忍杀”，而实行经济制裁。(是否私下资助?无人得知。)卓王孙大怒。应是瞒天过海策略的一部分：既为掩世人耳目，也为堵塞文君夫家的追责与诟病。
　　文君与相如私奔成都。居约两年。如果相如真穷，卓王孙真的“不分一钱”，实难生存。约两年后，时过境迁，舆论转淡。两人方到临邛，“文君当垆”卖酒，相如“杂作”。仍然应属“做秀”，同时观察当地民众的反应。当反应不大时，“卓王孙不得已，分子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算是认可了两人的姻缘。曾要被怒杀的女儿，相隔两年就分钱百万，这里面的蹊跷，明眼人一看便知。我们可以设想，就文君而言，其父是赞同私奔的，私奔后的婚姻需要父亲的公开认可，需要社会的认可。她需要“合法性”，这对她的社会生存非常重要：就卓王孙而言，需要改变女儿“妾身未分明”的尴尬处境，需要恢复父女、母女的亲情关系，在日后相如升迁后可分享荣耀。因此。这是必须走的一步，只是应选择恰当的时机而已。
　　
　　六、司马相如不是利用婚姻而窃赀或劫色劫财
　　
　　在古代上流社会，不带功利色彩的纯感情婚姻应属少数，大多数婚姻会受到政治、军事或经济的影响。秦始皇把自己的十五六岁的女儿华阳公主许配给七十岁的将军王翦，目的是要王翦好好带兵打仗。汉武帝时，将细君公主嫁给乌孙国昆莫猎骄靡为妻，是为了“和亲”。只要条件许可，谁都想找经济条件更好，才干更强，外表更美的配偶，而不是相反。
　　杨雄《解嘲》说“司马长卿窃赀于卓氏”。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说：“司马长卿，窃赀无操。”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说：“相如纵涎，窃赀卓氏。”“窃”就是偷。“窃赀卓氏”是说偷窃卓王孙的钱财。其实相如没有偷窃任何钱财，是卓王孙自己“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窃赀”说应属不当。
　　王立群先生在央视“百家讲坛”口述、收录于《王立群读(史记)之汉武帝》说：“琴挑文君：千年一骗局，劫色劫财”，“这个流传千古的爱情传说原来是一个先劫色后劫财的骗局。”“劫”是抢劫、强夺。事实是“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文君)驰归成都”，是文君自愿，自己先跑到相如住处，再一起跑到成都的。相如没有“劫色”，更没有“劫财”。他与文君是两情两悦，私奔联姻，而且相爱相守一辈子，也证明不是“劫”。
　　从文献记载看，相如不是好色好财之徒。在35岁前，没有好色行为，更无“劫色”前科。他钟爱辞赋重于财色。他任“武骑常侍”，侍奉皇帝打猎，这样的美差“非其好”；转身到梁孝王处。结交文人，写出了《子虚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与卓氏婚，饶于财。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又载：“(相如)时时著书……未死时，为一卷书。”临死前写成一卷《封禅书》。相如的价值取向，与劫色劫财似无关联。
　　
　　七、班固没有揭示相如与县令策划阴谋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与《汉书·司马相如传》基本相同。在卓王孙请相如赴宴时，《史记》载：“相如不得已，强往”。《汉书》载：“相如为不得已而强往。”王立群发现《汉书》比《史记》多一个“为”字，并说：“‘为’者‘伪’也，即司马相如故作清高，假装不愿赴宴。班固写得比司马迁更透彻，他揭示了司马相如和密友王县令的确策划了一个大阴谋。”
　　其实，司马迁已揭露了王县令与相如的“假装”，如：县令将相如请到临邛。“临邛令缪为恭敬”；相如在卓家弹琴时“相如缪与令(县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挑文君)”。《汉书》上这两旬也一样。其中的“缪”即假装，而“为”不是“伪”，不是假装的意思。如“为”是假装，班固会写成“相如缪不得已而强往”。
　　“相如为不得已而强往”的“为”是介词，可译为“由于”。何乐士《(史记)语法特点研究》认为：从《左传》与《史记》的对比研究发现，介宾状语大量出现，在《“为”，宾，动》一节里，增加“为”的一项是“表示动作行为发生的原因”。举例有：《高祖本纪》“睢水为之不流”；《秦始皇本纪》“先帝为咸阳朝廷小”；《孝武本纪》“为且用事泰山”等。在《左传》里，上述“为”多被省略。《史记》“相如不得已，强往”应是《左传》遗风的影响，《汉书》则增加了“为”(介词)，但两句含义绝对相同。
　　由陶懋炳写的《汉书》的《前言》说：“《汉书》之成，历时二十五年，由四人完成……女史学家班昭受命完成其兄未竟之业”。前已说及，班昭14岁嫁给曹世叔，丈夫早逝，便终身守寡，主张“妇无二适(再嫁)之义”。《汉书》的最后定稿人应是班昭。她绝不会揭露相如(所谓策划阴谋)而褒扬改嫁的文君。王教授的上述观点似乎欠妥。另外，汉代的俸禄以谷物(实物)计发，单位是石)，十斗为一石，一石重120市斤。王教授口述“一千二百石”，将“石”读作古音，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