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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男性之间也有一个人可以被称做“天生尤物”的话，这个人应该就是梅兰芳！
兰芳才4岁时，父亲便去世了。10年之后母亲又死了。他既无兄弟，又无姐妹，所以从小便孤苦伶仃，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世上的天伦乐事，有好些趣味，我是从未领略过的。”
幸好他还有个祖母。她悯其孤苦，躬亲抚养，至于成立。另外还有个“胡琴圣手”的伯父。兰芳7岁时便开始学戏。他那驰名的《玉堂春》就是他伯父教的。所以兰芳未到10岁就会唱“十六岁开怀是那王”了。
他们梅家在清朝咸同年间在北京便很有声名。所谓“所操至贱，享名独优”。兰芳的祖父梅巧玲身躯长得细腻洁白、肥硕丰满而善于忸怩。在《渡银河》一剧里演杨太真，能使全场春意盎然。
因为扬州是烟花旧地。中国古代诗人羡慕“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又说：“人生只合扬州死。”所以自古以来中国的名伶名妓都说自己是扬州人。
清人罗瘿庵在他的《鞠部丛谭》内说：“南府伶官多江苏人，盖南巡时供奉子弟，挈以还京，置之宫侧，号南府子弟，皆挈眷居焉。其时江苏岁选年少貌美者进之。嘉庆后渐选安徽人皆纳之南府。道光后南府皆居太监，伶人乃不得挈眷矣。”艺南生的《侧帽余谭》则说：“若辈向系苏扬小民从粮艘载至者。嗣后近畿一带尝苦饥旱，贫乏之家有自愿鬻其子弟入乐籍者；有为老优买绝任其携去教导者。”
在那种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考究出身非常严格的社会里，他们梅家便世世代代做着优伶。但是在那个时代，做个伶人也着实不易。他要应付当朝权贵，他要敷衍地方上的恶势力，还要浓妆艳抹地去为捧客们征歌侑酒。
梅家奶奶梅巧玲有两个儿子，乳名叫做大琐、二琐。大琐名叫竹芬，后改名雨田；二琐名叫肖芬。他两人也继承父业习青衣花衫。大琐年少时粉抹登场也还楚楚可人。《宣南零梦录》的作者粤人沈南野当时在北京做豪客，“曾招之侑酒”说他：“既至则敛襟默作，沉静端庄类大家闺秀，肥白如瓠，双靥红润若傅脂粉，同人拟以‘荷露粉垂，杏花烟润’八字。谓其神似薛宝钗也。”这位薛宝钗式的大琐就是兰芳的伯父，后来他也因“倒嗓”不能再唱，而改行为琴师。
至于二琐则一直是默默无闻，未见有人捧他，未及壮年，便夭折了，而兰芳就是二琐的儿子。所以他不但少孤，而且家境也非常贫寒。
但是兰芳从小便绝顶聪明，更生得明眸皓齿，皮肤白皙，指细腰纤，真是浑身上下，玉润珠圆。而最奇怪的是他自小便生得一副谦和脆弱的气质，柔和得像一个最多愁善感的少女。再配上一副清和润朗的嗓音，使他除性别之外，便是个百分之百的姣好的少女。当时人说他是“以文秀可怜之色，发宽柔娇婉之音”。所以他自12岁便取用艺名兰芳——他原学名梅澜，字浣华——在北京登台后，一鸣惊人，不期年便捧客盈千。
须知当时北京的优伶，没有人“捧”是永远不能成名的。在那千万个捧客之中，最重要的还要“豪客”。
至于豪客在当时的北京是所在皆是。那儿有的是王公贵人，贝勒公子；有的是腰缠10万想到北京“捐”个知府道尹的地主富商；有的是进京会试想谋个一官半职的各方名士和新举人；有的是卸职还京，在习礼3月等候召见的封疆大员。都是有钱有势的有闲阶级。
清季京师禁女伶（北京有女伶系庚子以后事），唱青衣花衫的都是些面目姣好的优童。这种雏伶本曰“像姑”，言其貌似好女子也。后来被讹呼为“相公”。日久成习“相公”一词遂为他们所专有，公子哥儿们反而不敢用了。兰芳便是当时百十个“像姑”之一。
这些“像姑们”当然每个人都想拥有千百个豪客，借他们的财势，将来好变为红脚。贱日岂殊众，我们没有理由能把这时的兰芳和他们分开。
但是应付这些豪客也绝非易事。他们除在园子里听戏之外，还要这些童伶们去“侑酒”去“问安”。侑酒的方式有剧妆侧侍的，也有卸妆杂座的。在这种场合下，酒酣耳热，猥亵的行为在所不免。清人笔记所载比比皆是。
郑振铎在《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的序中说：“清禁官吏挟妓，彼辈乃转其柔情以向于伶人，史料里不乏此类变态的描写与歌颂，此实近代戏剧史上一件可痛心的污点。”
有些像姑们除应付豪客之外，亦有以同样方式向“冤大头”们拖金的（“冤大头”三字在嘉庆时即有此俚语）。
这些冤大头们有的竟为他们所迷恋的伶人“筑室娶亲”耗至数万金者。亦有因破产呷醋等关系而招致杀身之祸者。所以有人作诗咏其事曰：“飞眼皮科笑口开，渐看果点出歌台，下场门好无多地，购得冤头入座来。”
但有时也有骗子冒充冤大头的。伶人们也常有因此失金“失身”的。
这一类的社会史料，在清人的笔记内真多不可数。清季士大夫阶级荒淫的罪恶，真罄竹难书。但是这个罪恶的渊薮便是兰芳出身的社会背景。由此也可知道他的职业的性质。
写历史的人不能因为他爱慕兰芳，便剪去了那梅郎弱冠时代伤心的一页。
时至光绪三十几年时，兰芳仍算不得是“花国状元”。他上面前辈的青衣花衫还有他的师傅陈德霖和王瑶卿。生角有谭鑫培，和武生杨小楼等。兰芳则不过是当时“像姑”中的第一二名而已。但那一批前辈伶人与梅家非亲即故，所以他们对兰芳也加意扶持。尤其那特蒙西后殊恩的杨小楼和谭鑫培也时时援引兰芳为配角。
要不是时代有了转变，恐怕兰芳的一生便要和他的先人们一样，到了年老“色衰”的时候，凭自己以往的声名，来当一名管班，授几名徒弟，再去扶持一批小辈子侄，任达官贵人们去“捧”了。
谁知武昌城内一声炮响，大清皇室随之瓦解土崩。兰芳在清末本专唱青衣正旦，所谓贴旦。民国以后乃兼唱花衫。他本人是以皮黄起家的。但他并未忘记他梅家祖传的昆曲。《刺虎》便是他昆曲的拿手戏。
中国戏剧自宋元而后以至于他们梅家之崛起，都是昆曲的天下。自元人杂剧到吴梅所搜罗的146种“清人杂剧”，骚人墨客们也着实下过了一番功夫。至于情节的动人与唱词的娴雅，昆曲可说已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惟其伴奏的乐器则只以笛子为主。
中国诗人们所欣赏的“小红低唱我吹箫”，与其说是欣赏音乐，还不如说欣赏意境的好。
到了清朝末叶，昆曲式微了。而打倒它的，却是由南方北传鄙俚不堪的土戏。“乱弹”，也就是所谓“黄腔”。湖北黄陂、黄冈两县所流行的黄泥调，便是后来的二黄，再配上徽调汉调乃成为后来的皮黄。
京剧是今日每个中国人都听过的，胡琴拉得好的亦确有其超凡脱俗之处，这也是任何音乐家所不能否定的。民国以后4大名旦的琴师，几乎全是梅派。所以兰芳不但是4大名旦之首，而其他3大名旦亦皆祖述梅家，现姑不多谈。所以京剧到了兰芳手里，可说是天与人归。
再者皮黄到了清末可说已至滥觞时代。西太后是天天要看戏的。那时戴红顶花翎，穿黄马褂的头品大员参见太后都要匍匐，仰首伫视是要犯大不敬罪的。可是戏子们在“老佛爷”面前却可随意调笑。据说在光绪初年德宗每次陪太后看戏总是侍立一旁，一次一个演皇帝的戏子出台后向宝座一坐说：“咱假皇帝有得坐，真皇帝还没得坐呢！”太后听了大笑，于是赐德宗座。
皮黄在清末盛行的状况。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在满清光宣之间，朝野上下几乎每人都要哼几句才算时髦。所以拜在他的“红裙底下”的第一流名士，多不可数，而尤以清末民初的易实甫、樊樊山为最。梁启超和后进的胡适也常敲边鼓。
在这些文人的精心策划之下，于是梅剧的内容情节，唱工、身段、灯光、布景、台词、音乐等等的进步也就一日千里。因此皮黄乃由一种鄙俚不堪的小调儿，骤然进步到雅乐之林。在中国的歌剧艺术史上写下了光彩辉煌的一页。而兰芳就是这一页的首要著作者。至于兰芳在这些第一流名士的捧客间，是否也有一二腻友，其友情是基于“灵魂深处一种爱慕不可得已之情”如琪官儿之与宝二爷者，笔者就无从深考了。
清朝惟有天津和上海的租界内才有唱皮黄的女戏子。惟当八国联军的混乱期间，天津的女戏子乃乘间入北京演唱而大受欢迎。后来两宫回銮时，当局也就默许了既成事实。女伶既兴，则在北京很多唱青衣的男伶都被那唱青衣兼唱花衫女同行挤下去。在民国初年此种情形尤为严重。于是兰芳在各方怂恿之下，在大名士显宦的捧场中，也开始唱起花衫来。青衣贴旦是专究唱工的，而花衫则唱做兼重，为投时好，为求雅俗共赏，则兰芳唱起花衫来，其任务也就益形繁重了。
兰芳才4岁时，父亲便去世了。10年之后母亲又死了。他既无兄弟，又无姐妹，所以从小便孤苦伶仃，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世上的天伦乐事，有好些趣味，我是从未领略过的。”
幸好他还有个祖母。她悯其孤苦，躬亲抚养，至于成立。另外还有个“胡琴圣手”的伯父。兰芳7岁时便开始学戏。他那驰名的《玉堂春》就是他伯父教的。所以兰芳未到10岁就会唱“十六岁开怀是那王”了。
他们梅家在清朝咸同年间在北京便很有声名。所谓“所操至贱，享名独优”。兰芳的祖父梅巧玲身躯长得细腻洁白、肥硕丰满而善于忸怩。在《渡银河》一剧里演杨太真，能使全场春意盎然。
因为扬州是烟花旧地。中国古代诗人羡慕“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又说：“人生只合扬州死。”所以自古以来中国的名伶名妓都说自己是扬州人。
清人罗瘿庵在他的《鞠部丛谭》内说：“南府伶官多江苏人，盖南巡时供奉子弟，挈以还京，置之宫侧，号南府子弟，皆挈眷居焉。其时江苏岁选年少貌美者进之。嘉庆后渐选安徽人皆纳之南府。道光后南府皆居太监，伶人乃不得挈眷矣。”艺南生的《侧帽余谭》则说：“若辈向系苏扬小民从粮艘载至者。嗣后近畿一带尝苦饥旱，贫乏之家有自愿鬻其子弟入乐籍者；有为老优买绝任其携去教导者。”
在那种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考究出身非常严格的社会里，他们梅家便世世代代做着优伶。但是在那个时代，做个伶人也着实不易。他要应付当朝权贵，他要敷衍地方上的恶势力，还要浓妆艳抹地去为捧客们征歌侑酒。
梅家奶奶梅巧玲有两个儿子，乳名叫做大琐、二琐。大琐名叫竹芬，后改名雨田；二琐名叫肖芬。他两人也继承父业习青衣花衫。大琐年少时粉抹登场也还楚楚可人。《宣南零梦录》的作者粤人沈南野当时在北京做豪客，“曾招之侑酒”说他：“既至则敛襟默作，沉静端庄类大家闺秀，肥白如瓠，双靥红润若傅脂粉，同人拟以‘荷露粉垂，杏花烟润’八字。谓其神似薛宝钗也。”这位薛宝钗式的大琐就是兰芳的伯父，后来他也因“倒嗓”不能再唱，而改行为琴师。
至于二琐则一直是默默无闻，未见有人捧他，未及壮年，便夭折了，而兰芳就是二琐的儿子。所以他不但少孤，而且家境也非常贫寒。
但是兰芳从小便绝顶聪明，更生得明眸皓齿，皮肤白皙，指细腰纤，真是浑身上下，玉润珠圆。而最奇怪的是他自小便生得一副谦和脆弱的气质，柔和得像一个最多愁善感的少女。再配上一副清和润朗的嗓音，使他除性别之外，便是个百分之百的姣好的少女。当时人说他是“以文秀可怜之色，发宽柔娇婉之音”。所以他自12岁便取用艺名兰芳——他原学名梅澜，字浣华——在北京登台后，一鸣惊人，不期年便捧客盈千。
须知当时北京的优伶，没有人“捧”是永远不能成名的。在那千万个捧客之中，最重要的还要“豪客”。
至于豪客在当时的北京是所在皆是。那儿有的是王公贵人，贝勒公子；有的是腰缠10万想到北京“捐”个知府道尹的地主富商；有的是进京会试想谋个一官半职的各方名士和新举人；有的是卸职还京，在习礼3月等候召见的封疆大员。都是有钱有势的有闲阶级。
清季京师禁女伶（北京有女伶系庚子以后事），唱青衣花衫的都是些面目姣好的优童。这种雏伶本曰“像姑”，言其貌似好女子也。后来被讹呼为“相公”。日久成习“相公”一词遂为他们所专有，公子哥儿们反而不敢用了。兰芳便是当时百十个“像姑”之一。
这些“像姑们”当然每个人都想拥有千百个豪客，借他们的财势，将来好变为红脚。贱日岂殊众，我们没有理由能把这时的兰芳和他们分开。
但是应付这些豪客也绝非易事。他们除在园子里听戏之外，还要这些童伶们去“侑酒”去“问安”。侑酒的方式有剧妆侧侍的，也有卸妆杂座的。在这种场合下，酒酣耳热，猥亵的行为在所不免。清人笔记所载比比皆是。
郑振铎在《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的序中说：“清禁官吏挟妓，彼辈乃转其柔情以向于伶人，史料里不乏此类变态的描写与歌颂，此实近代戏剧史上一件可痛心的污点。”
有些像姑们除应付豪客之外，亦有以同样方式向“冤大头”们拖金的（“冤大头”三字在嘉庆时即有此俚语）。
这些冤大头们有的竟为他们所迷恋的伶人“筑室娶亲”耗至数万金者。亦有因破产呷醋等关系而招致杀身之祸者。所以有人作诗咏其事曰：“飞眼皮科笑口开，渐看果点出歌台，下场门好无多地，购得冤头入座来。”
但有时也有骗子冒充冤大头的。伶人们也常有因此失金“失身”的。
这一类的社会史料，在清人的笔记内真多不可数。清季士大夫阶级荒淫的罪恶，真罄竹难书。但是这个罪恶的渊薮便是兰芳出身的社会背景。由此也可知道他的职业的性质。
写历史的人不能因为他爱慕兰芳，便剪去了那梅郎弱冠时代伤心的一页。
时至光绪三十几年时，兰芳仍算不得是“花国状元”。他上面前辈的青衣花衫还有他的师傅陈德霖和王瑶卿。生角有谭鑫培，和武生杨小楼等。兰芳则不过是当时“像姑”中的第一二名而已。但那一批前辈伶人与梅家非亲即故，所以他们对兰芳也加意扶持。尤其那特蒙西后殊恩的杨小楼和谭鑫培也时时援引兰芳为配角。
要不是时代有了转变，恐怕兰芳的一生便要和他的先人们一样，到了年老“色衰”的时候，凭自己以往的声名，来当一名管班，授几名徒弟，再去扶持一批小辈子侄，任达官贵人们去“捧”了。
谁知武昌城内一声炮响，大清皇室随之瓦解土崩。兰芳在清末本专唱青衣正旦，所谓贴旦。民国以后乃兼唱花衫。他本人是以皮黄起家的。但他并未忘记他梅家祖传的昆曲。《刺虎》便是他昆曲的拿手戏。
中国戏剧自宋元而后以至于他们梅家之崛起，都是昆曲的天下。自元人杂剧到吴梅所搜罗的146种“清人杂剧”，骚人墨客们也着实下过了一番功夫。至于情节的动人与唱词的娴雅，昆曲可说已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惟其伴奏的乐器则只以笛子为主。
中国诗人们所欣赏的“小红低唱我吹箫”，与其说是欣赏音乐，还不如说欣赏意境的好。
到了清朝末叶，昆曲式微了。而打倒它的，却是由南方北传鄙俚不堪的土戏。“乱弹”，也就是所谓“黄腔”。湖北黄陂、黄冈两县所流行的黄泥调，便是后来的二黄，再配上徽调汉调乃成为后来的皮黄。
京剧是今日每个中国人都听过的，胡琴拉得好的亦确有其超凡脱俗之处，这也是任何音乐家所不能否定的。民国以后4大名旦的琴师，几乎全是梅派。所以兰芳不但是4大名旦之首，而其他3大名旦亦皆祖述梅家，现姑不多谈。所以京剧到了兰芳手里，可说是天与人归。
再者皮黄到了清末可说已至滥觞时代。西太后是天天要看戏的。那时戴红顶花翎，穿黄马褂的头品大员参见太后都要匍匐，仰首伫视是要犯大不敬罪的。可是戏子们在“老佛爷”面前却可随意调笑。据说在光绪初年德宗每次陪太后看戏总是侍立一旁，一次一个演皇帝的戏子出台后向宝座一坐说：“咱假皇帝有得坐，真皇帝还没得坐呢！”太后听了大笑，于是赐德宗座。
皮黄在清末盛行的状况。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在满清光宣之间，朝野上下几乎每人都要哼几句才算时髦。所以拜在他的“红裙底下”的第一流名士，多不可数，而尤以清末民初的易实甫、樊樊山为最。梁启超和后进的胡适也常敲边鼓。
在这些文人的精心策划之下，于是梅剧的内容情节，唱工、身段、灯光、布景、台词、音乐等等的进步也就一日千里。因此皮黄乃由一种鄙俚不堪的小调儿，骤然进步到雅乐之林。在中国的歌剧艺术史上写下了光彩辉煌的一页。而兰芳就是这一页的首要著作者。至于兰芳在这些第一流名士的捧客间，是否也有一二腻友，其友情是基于“灵魂深处一种爱慕不可得已之情”如琪官儿之与宝二爷者，笔者就无从深考了。
清朝惟有天津和上海的租界内才有唱皮黄的女戏子。惟当八国联军的混乱期间，天津的女戏子乃乘间入北京演唱而大受欢迎。后来两宫回銮时，当局也就默许了既成事实。女伶既兴，则在北京很多唱青衣的男伶都被那唱青衣兼唱花衫女同行挤下去。在民国初年此种情形尤为严重。于是兰芳在各方怂恿之下，在大名士显宦的捧场中，也开始唱起花衫来。青衣贴旦是专究唱工的，而花衫则唱做兼重，为投时好，为求雅俗共赏，则兰芳唱起花衫来，其任务也就益形繁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