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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2003年称之为国企甩卖年，是恰如其分的。
年初，西安市政府发出了500亿国资的出售公告，首批60家企业的名单,在媒体上公布了。媒体用“壮举”一词来评价这一动作。记录很快就被打破。重庆市政府随即推出千亿元国资的出售计划。本刊今年第2期对此作了深度报道。
此后，4月至9月，国资委批准了48户企业产权和资产出让，涉及国有资本及权益225亿元。
绣球高高地抛出去了，时间也过去了将近一年。进展及成效到底如何？本刊记者在西安进行了走访。
“电梯厂模式”：喜，还是忧？
西安电梯厂，是正在改制的6家企业中的一个。
厂办邢主任告诉记者，上半年厂里以技术、设备出资折价入股，与奥的斯公司（世界500强企业之一的美国联合技术公司所属的公司）成立了一个合资公司——西安安迪斯电梯有限公司。电梯厂占注册资本的20%，奥的斯公司控股占80%，由美方经营。新公司设在西安市南郊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安电梯厂500多名职工中有30余名技术人员转变身份，加入新公司，其余人员仍留在原厂上班。原有的体制及生产经营模式一切如旧，多了一项为合资公司生产零配件的业务。
如此改制，显然与借东风创新和变革旧的经营体制的初衷相去甚远。
在安迪斯公司的接待室里，记者采访了两位从电梯厂转制的员工。
记者问他们，当时你们砸了铁饭碗，就没有顾虑吗？
那位年轻的女职工说：自己是学电子技术应用的，在原单位一直觉得没有充分发挥能力。安迪斯是外资企业，各类学习培训的机会比较多，更有助于自己水平技能的提高。再说国企改制是大势所趋，迟早要走这一步，有机会提前跨出来也没什么。
另一位男职工，年龄大一些。当记者得知他再干几年就可以退休时，禁不住问：抛弃原来国有企业职工的身份，到私企干会不会觉得亏？他坦然地说：原单位半死不活，每月就那点很低微的死工资，来这儿不但可以学不少新东西，待遇也比原单位高1倍，干一年等于在那边干两年。再说以自己的技术和资历，只要在这里努力做，收益还会不断提高的。权衡再三，他还是义无返顾地出来了。
他们都是经过自己提申请，原厂推荐，新公司考察面试才最后转变身份，来到安迪斯公司上班的。在办理手续前，按原单位要求都递交了辞职报告，并和厂里签定了脱离一切关系的协议。原单位除把他们的养老保险、档案关系等转交给新单位，再没有任何补偿措施。就这样，一夜间他们就由国营单位的正式职工变为外资私企的打工仔。
新公司目前和他们只签定了一年的劳动合同。
对于安迪斯公司和西安电梯厂的合作和公司下一步的发展状况，安迪斯公司总经理杭逸樵这样告诉记者：和西安电梯厂的合作，双方前后谈了四年多时间。目前的合作是最科学而实际的双赢模式。他们公司完全实行独立的生产经营，与电梯厂没有过多关系。只是个别生产任务交由他们完成。对于国企改制他们不会全面介入，因为那太复杂，包袱也过重，所以他们只和电梯厂进行有限的技术合作，不会对其实行全面兼并，公司接收的也只是他们一小部分技术骨干。当然，以后随着公司发展，他们也许还会接收部分电梯厂的职工进来，但双方的合作方式不会发生大的改变。
叫卖声前，走，还是留？
60家改制企业名单中，目前只有6家完成了改制和资产重组。对这个速度，西安市经委办公室主任表示满意。
据这位主任介绍，改制企业按改制方式的不同大约可分为这样几类：以有市场的产品及优质资产引资，降低国有企业在新公司的股份权重。西安造纸网总厂，以其在市场上广受欢迎的产品和部分优质资产为纽带，吸引香港凯德集团公司、西安太古实业有限公司共同出资7500万元，组建了凯德西安造纸机械织物有限公司。西安造纸网总厂出资3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0%。合资企业组建半年来，发展态势良好，目前已实现销售收入2218万元，营业利润480万元。
西安科达化工厂、西安石膏板厂是被私营企业整体兼并的；西安拖拉机厂与福建华东物业公司合作，利用场地优势建设华东品牌服饰加盟广场；西安锅炉总厂吸收职工股，进行内部改制。
更多的情况是，考察的多，有实质进展的少。
作为市建材系统的骨干企业，西安市水泥制管厂这次也被市上列为十三家重点改制企业之一。今年以来，先后有三、四十多家省内外民营企业前来该厂洽谈合作事宜，但都一拍两散。
该厂位于二环内侧，当初政府在媒体公布该厂资产为9000万元（过去的数据），而现在市场价格评估，该厂厂地、设备等总资产价值近3亿。这让一些兴冲冲前来洽谈合作意欲兼并的私企大感意外，觉得“骨头”太大啃不动。
该厂一位领导告诉记者，谈判双方目标错位，也是造成改制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很多前来洽谈的企业，看中的是企业所在的这块地方，都想借改制之名以便宜的价格拿到这块地皮，搞房地产开发。而该厂则想继续原产品的生产。当然，也可以迁厂，但这样一来，就会加大投资成本，合作方难以接受。
接单的下家在哪儿还没谱，但来自上级的压力却明显能感觉到。
西安市水泥制管厂作为重点改制企业，一直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多次来厂检查督促。改制的前期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所有资产包括办公桌椅，都进行了认真地登记造册，尽管目前还没有比较成熟的改制方案。但不可否认的是，厂里一直弥漫着一股人心不稳的动荡气氛。许多老职工和中层领导对改制后自己能否得到妥善安置非常担忧，就连明年的报刊，厂里也只订阅了半年。
该厂张总经济师对此深有感触地谈到：改制是大势所趋，我们肯定要搞，但作为政府部门，也应该根据企业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不可催之过急，在时间规定上也不可实行“一刀切”。一切都得待时机成熟才好进行。因为改制毕竟是件非常棘手的大事，它关乎企业的前途命运和所有干部职工的切身利益，怎么能三下五除二的一夜之间说改就改了呢！
职工利益实现的程度决定改制的速度？
前不久，西安市经贸委曾组织十几家改制企业的负责同志到南方一些城市进行实地考察，试图通过观摩来启发思路。
记者和一位参加这次考察的企业领导交谈过，他感慨道：我们考察过的南京、宁波两地的国企改革，主管上级都充分放权，在设备转让、土地出租、职工安置等方面，积极征求和尊重企业的意见，使企业在掌握基本自主权的基础上，灵活机动，简便操作，因此在较短时间内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大多数国企的改制。宁波市市属工业完成改制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主要得之于政府相关法规的切实可行和顺应民心。例如，他们把国有土地出让金全额返还给企业主管部门，用于理顺职工劳动关系。而对改制企业的职工，则实行“转变身份，适当补偿，承认工龄，续接社保”的办法，分别对企业三类人员实行“三家抬”、“两保”、“一次性补偿”等具体政策进行安抚。这样，既保证了职工的去留自由，同时也完全打消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使得企业各项改革都得到了职工的理解和支持。
比较而言，西安市这次改革制定的有些政策是朝令夕改。如今年下发的关于企业改制的三个文件，每份都有不同的地方。如涉及改制中最敏感的职工安置问题，西安市2002年12月30日颁发的《西安工业振兴计划》中明确规定：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改制，在理顺劳动关系、转变职工身份时，补偿金按本市上年全社会平均工资的3-5倍从企业净资产中预留，可转为职工股份。随后市委、市政府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实施意见》中，也完全坚持了这个标准。而市经贸委两次下发的文件，也基本按照这个标准执行。可在市财政局最近一次下发的文件中，却突然将补偿金改为按企业平均工资3倍计算。这一变化，立即在改制企业内部引发较大争议，使职工对政府的信誉度产生怀疑，无形中加大了改制的阻力。而宁波对职工的安置，充分考虑和照顾了职工的利益，实行好的企业按自己平均工资计算，差企业则按社会平均工资计算，使每一位职工利益得到了最大保障。
这位企业领导还告诉记者，西安市对于企业土地价格的评估，让前来洽谈的合作方普遍感到高不可攀。在这一点上，南方一些城市就比我们会算计得多，他们在土地出租转让上，常常是不要或者只要很少的钱，目的是先把外地企业和外资引进来，带动当地企业和相关产业的全面发展。这样从表面看，在土地出让上好象吃了点亏，但从整体上宏观考虑分析，却收益远远大于付出。主管部门不要单看土地值多少钱，而要看它在不同的环境中，能给企业带来多少利润。比如定价60万元一亩的土地，如果无人前来征租，那它的价值实际上就等于零。
改制是否惟一的灵丹妙药？
“在国资委未出台新政策前，各地国有企业的改制要谨慎进行。”西安交大管理学院杨东朗教授针对西安企业改制中出现的问题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据有关资料透露，国家全部国有资产中，中央政府占48%，另52%归地方政府所有。今年地方政府加快了“国退”步伐，除了西安，重庆，上海市政府以及辽宁省政府都先后分别推出千亿元国资的出售计划；7月中旬，北京市政府举行了104家国企、252亿国资进入产权中心挂牌交易的推介会；9月初，天津市政府发布了118家国企、约300亿资产的重组计划；10月底，辽宁省政府拟出了千亿资产国退民进的时间表……当各地推出大规模的国资重组计划时，大部分城市的国资监管机构都尚未挂牌。在今年5月份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李荣融就曾以警示的口吻说道，在国资监管机构和规章建立之前，不鼓励地方进行大规模的国有资产兼并和重组。
杨东朗教授对国企改制要谨慎进行的解释是：“国有企业改制，应当是规划调研在先，还要了解市场的接受能力，资金总量能不能满足。不能只是简单的国退民进，主观地定一个时间表。更不能当政绩工程来搞。”
杨教授还认为，为杜绝改制中产生腐败问题，价格应当是由市场形成的，不能搞什么协议价进行暗箱操作。从已揭露的腐败案件中，常常发现这样的情形，某人通过某某领导就把值100万的企业10万拿到手了，这样的国有资产流失难道不令人心痛？就是对破产企业，拍卖土地也要搞公开招标，其收入首先要用来安置职工。国企改制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应当循序渐进，不能期望在一、二年就搞完。条件成熟一家搞一家，不成熟的往后拖一拖，但是，一定要让资产流动起来，不能老是无限期的闲置着。“据我了解，有的企业常年给工人放长假，剩下的资产不用，浪费着。现在对企业经营范围放开了，哪怕是把厂房租出去也能有一些收入，很多企业都这么搞，收入归了少数留守人员，而对职工则说是厂里没收入。”
杨教授最后指出，国有企业改制，不是惟一的灵丹妙药。国有企业患的是综合症，有产品市场的问题，有经营方略的问题，有出资人不到位的问题，有制度的问题……对具体的企业，要对症下药，想一味药治百病怎么可能？
就在本刊记者调查结束的时候，西安当地已开始有关于西安国企改制进展情况的零星消息见诸报端。的确，无论是喜还是忧，进还是缓，也都是该盘点、该总结、该反思的时候了。
年初，西安市政府发出了500亿国资的出售公告，首批60家企业的名单,在媒体上公布了。媒体用“壮举”一词来评价这一动作。记录很快就被打破。重庆市政府随即推出千亿元国资的出售计划。本刊今年第2期对此作了深度报道。
此后，4月至9月，国资委批准了48户企业产权和资产出让，涉及国有资本及权益225亿元。
绣球高高地抛出去了，时间也过去了将近一年。进展及成效到底如何？本刊记者在西安进行了走访。
“电梯厂模式”：喜，还是忧？
西安电梯厂，是正在改制的6家企业中的一个。
厂办邢主任告诉记者，上半年厂里以技术、设备出资折价入股，与奥的斯公司（世界500强企业之一的美国联合技术公司所属的公司）成立了一个合资公司——西安安迪斯电梯有限公司。电梯厂占注册资本的20%，奥的斯公司控股占80%，由美方经营。新公司设在西安市南郊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安电梯厂500多名职工中有30余名技术人员转变身份，加入新公司，其余人员仍留在原厂上班。原有的体制及生产经营模式一切如旧，多了一项为合资公司生产零配件的业务。
如此改制，显然与借东风创新和变革旧的经营体制的初衷相去甚远。
在安迪斯公司的接待室里，记者采访了两位从电梯厂转制的员工。
记者问他们，当时你们砸了铁饭碗，就没有顾虑吗？
那位年轻的女职工说：自己是学电子技术应用的，在原单位一直觉得没有充分发挥能力。安迪斯是外资企业，各类学习培训的机会比较多，更有助于自己水平技能的提高。再说国企改制是大势所趋，迟早要走这一步，有机会提前跨出来也没什么。
另一位男职工，年龄大一些。当记者得知他再干几年就可以退休时，禁不住问：抛弃原来国有企业职工的身份，到私企干会不会觉得亏？他坦然地说：原单位半死不活，每月就那点很低微的死工资，来这儿不但可以学不少新东西，待遇也比原单位高1倍，干一年等于在那边干两年。再说以自己的技术和资历，只要在这里努力做，收益还会不断提高的。权衡再三，他还是义无返顾地出来了。
他们都是经过自己提申请，原厂推荐，新公司考察面试才最后转变身份，来到安迪斯公司上班的。在办理手续前，按原单位要求都递交了辞职报告，并和厂里签定了脱离一切关系的协议。原单位除把他们的养老保险、档案关系等转交给新单位，再没有任何补偿措施。就这样，一夜间他们就由国营单位的正式职工变为外资私企的打工仔。
新公司目前和他们只签定了一年的劳动合同。
对于安迪斯公司和西安电梯厂的合作和公司下一步的发展状况，安迪斯公司总经理杭逸樵这样告诉记者：和西安电梯厂的合作，双方前后谈了四年多时间。目前的合作是最科学而实际的双赢模式。他们公司完全实行独立的生产经营，与电梯厂没有过多关系。只是个别生产任务交由他们完成。对于国企改制他们不会全面介入，因为那太复杂，包袱也过重，所以他们只和电梯厂进行有限的技术合作，不会对其实行全面兼并，公司接收的也只是他们一小部分技术骨干。当然，以后随着公司发展，他们也许还会接收部分电梯厂的职工进来，但双方的合作方式不会发生大的改变。
叫卖声前，走，还是留？
60家改制企业名单中，目前只有6家完成了改制和资产重组。对这个速度，西安市经委办公室主任表示满意。
据这位主任介绍，改制企业按改制方式的不同大约可分为这样几类：以有市场的产品及优质资产引资，降低国有企业在新公司的股份权重。西安造纸网总厂，以其在市场上广受欢迎的产品和部分优质资产为纽带，吸引香港凯德集团公司、西安太古实业有限公司共同出资7500万元，组建了凯德西安造纸机械织物有限公司。西安造纸网总厂出资3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0%。合资企业组建半年来，发展态势良好，目前已实现销售收入2218万元，营业利润480万元。
西安科达化工厂、西安石膏板厂是被私营企业整体兼并的；西安拖拉机厂与福建华东物业公司合作，利用场地优势建设华东品牌服饰加盟广场；西安锅炉总厂吸收职工股，进行内部改制。
更多的情况是，考察的多，有实质进展的少。
作为市建材系统的骨干企业，西安市水泥制管厂这次也被市上列为十三家重点改制企业之一。今年以来，先后有三、四十多家省内外民营企业前来该厂洽谈合作事宜，但都一拍两散。
该厂位于二环内侧，当初政府在媒体公布该厂资产为9000万元（过去的数据），而现在市场价格评估，该厂厂地、设备等总资产价值近3亿。这让一些兴冲冲前来洽谈合作意欲兼并的私企大感意外，觉得“骨头”太大啃不动。
该厂一位领导告诉记者，谈判双方目标错位，也是造成改制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很多前来洽谈的企业，看中的是企业所在的这块地方，都想借改制之名以便宜的价格拿到这块地皮，搞房地产开发。而该厂则想继续原产品的生产。当然，也可以迁厂，但这样一来，就会加大投资成本，合作方难以接受。
接单的下家在哪儿还没谱，但来自上级的压力却明显能感觉到。
西安市水泥制管厂作为重点改制企业，一直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多次来厂检查督促。改制的前期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所有资产包括办公桌椅，都进行了认真地登记造册，尽管目前还没有比较成熟的改制方案。但不可否认的是，厂里一直弥漫着一股人心不稳的动荡气氛。许多老职工和中层领导对改制后自己能否得到妥善安置非常担忧，就连明年的报刊，厂里也只订阅了半年。
该厂张总经济师对此深有感触地谈到：改制是大势所趋，我们肯定要搞，但作为政府部门，也应该根据企业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不可催之过急，在时间规定上也不可实行“一刀切”。一切都得待时机成熟才好进行。因为改制毕竟是件非常棘手的大事，它关乎企业的前途命运和所有干部职工的切身利益，怎么能三下五除二的一夜之间说改就改了呢！
职工利益实现的程度决定改制的速度？
前不久，西安市经贸委曾组织十几家改制企业的负责同志到南方一些城市进行实地考察，试图通过观摩来启发思路。
记者和一位参加这次考察的企业领导交谈过，他感慨道：我们考察过的南京、宁波两地的国企改革，主管上级都充分放权，在设备转让、土地出租、职工安置等方面，积极征求和尊重企业的意见，使企业在掌握基本自主权的基础上，灵活机动，简便操作，因此在较短时间内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大多数国企的改制。宁波市市属工业完成改制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主要得之于政府相关法规的切实可行和顺应民心。例如，他们把国有土地出让金全额返还给企业主管部门，用于理顺职工劳动关系。而对改制企业的职工，则实行“转变身份，适当补偿，承认工龄，续接社保”的办法，分别对企业三类人员实行“三家抬”、“两保”、“一次性补偿”等具体政策进行安抚。这样，既保证了职工的去留自由，同时也完全打消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使得企业各项改革都得到了职工的理解和支持。
比较而言，西安市这次改革制定的有些政策是朝令夕改。如今年下发的关于企业改制的三个文件，每份都有不同的地方。如涉及改制中最敏感的职工安置问题，西安市2002年12月30日颁发的《西安工业振兴计划》中明确规定：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改制，在理顺劳动关系、转变职工身份时，补偿金按本市上年全社会平均工资的3-5倍从企业净资产中预留，可转为职工股份。随后市委、市政府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实施意见》中，也完全坚持了这个标准。而市经贸委两次下发的文件，也基本按照这个标准执行。可在市财政局最近一次下发的文件中，却突然将补偿金改为按企业平均工资3倍计算。这一变化，立即在改制企业内部引发较大争议，使职工对政府的信誉度产生怀疑，无形中加大了改制的阻力。而宁波对职工的安置，充分考虑和照顾了职工的利益，实行好的企业按自己平均工资计算，差企业则按社会平均工资计算，使每一位职工利益得到了最大保障。
这位企业领导还告诉记者，西安市对于企业土地价格的评估，让前来洽谈的合作方普遍感到高不可攀。在这一点上，南方一些城市就比我们会算计得多，他们在土地出租转让上，常常是不要或者只要很少的钱，目的是先把外地企业和外资引进来，带动当地企业和相关产业的全面发展。这样从表面看，在土地出让上好象吃了点亏，但从整体上宏观考虑分析，却收益远远大于付出。主管部门不要单看土地值多少钱，而要看它在不同的环境中，能给企业带来多少利润。比如定价60万元一亩的土地，如果无人前来征租，那它的价值实际上就等于零。
改制是否惟一的灵丹妙药？
“在国资委未出台新政策前，各地国有企业的改制要谨慎进行。”西安交大管理学院杨东朗教授针对西安企业改制中出现的问题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据有关资料透露，国家全部国有资产中，中央政府占48%，另52%归地方政府所有。今年地方政府加快了“国退”步伐，除了西安，重庆，上海市政府以及辽宁省政府都先后分别推出千亿元国资的出售计划；7月中旬，北京市政府举行了104家国企、252亿国资进入产权中心挂牌交易的推介会；9月初，天津市政府发布了118家国企、约300亿资产的重组计划；10月底，辽宁省政府拟出了千亿资产国退民进的时间表……当各地推出大规模的国资重组计划时，大部分城市的国资监管机构都尚未挂牌。在今年5月份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李荣融就曾以警示的口吻说道，在国资监管机构和规章建立之前，不鼓励地方进行大规模的国有资产兼并和重组。
杨东朗教授对国企改制要谨慎进行的解释是：“国有企业改制，应当是规划调研在先，还要了解市场的接受能力，资金总量能不能满足。不能只是简单的国退民进，主观地定一个时间表。更不能当政绩工程来搞。”
杨教授还认为，为杜绝改制中产生腐败问题，价格应当是由市场形成的，不能搞什么协议价进行暗箱操作。从已揭露的腐败案件中，常常发现这样的情形，某人通过某某领导就把值100万的企业10万拿到手了，这样的国有资产流失难道不令人心痛？就是对破产企业，拍卖土地也要搞公开招标，其收入首先要用来安置职工。国企改制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应当循序渐进，不能期望在一、二年就搞完。条件成熟一家搞一家，不成熟的往后拖一拖，但是，一定要让资产流动起来，不能老是无限期的闲置着。“据我了解，有的企业常年给工人放长假，剩下的资产不用，浪费着。现在对企业经营范围放开了，哪怕是把厂房租出去也能有一些收入，很多企业都这么搞，收入归了少数留守人员，而对职工则说是厂里没收入。”
杨教授最后指出，国有企业改制，不是惟一的灵丹妙药。国有企业患的是综合症，有产品市场的问题，有经营方略的问题，有出资人不到位的问题，有制度的问题……对具体的企业，要对症下药，想一味药治百病怎么可能？
就在本刊记者调查结束的时候，西安当地已开始有关于西安国企改制进展情况的零星消息见诸报端。的确，无论是喜还是忧，进还是缓，也都是该盘点、该总结、该反思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