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的“业余”父母颇具典型性。在中国，到城市打拼的农民工在1.5亿人左右。由于没有所在打工城市的户口，他们无法享受到与城里人相同的社会福利待遇，导致他们只能将孩子留在农村，这些孩子成为了留守儿童，人数约在5800万左右。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这种骨肉分离可能是不得已的做法，但在情感上，却是一场灾难。
被迫还乡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刘萌是北京某私立医院的外科主任，自去年十一回了趟老家之后就没怎么回来上班，前些天去医院取体检结果遇到了她。原本饱满红润的脸庞瘦塌下来，显出疲惫的神色，似乎大病一场。一问原由，原来是远在湖北老家的儿子出了问题，10岁的儿子被老师批评后不愿再去上学，老家的亲人也没辙。为此，刘萌请了一个月假期回家看儿子。一个月过去了，儿子答应上学了，却时不时地逃课。刘萌又接连请了两个月假，一边是儿子的躲避，一边是母亲的期待，终于妈妈迎来了和儿子的促膝长谈，最后达成的协议是：只要妈妈回来，就一定好好上学。
刘萌是湖北天门人，天门是美丽富饶的荆楚腹地，那里是全国著名的棉乡，棉总产量占全国1/80，同时也是全国最大的侨乡，28万天门儿女旅居4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百余名实业巨子、侨界领袖、市政要员、文化名流、科技专家在旅居国乃至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大展才华，尽领风骚。那里也是全国著名的文化之乡，高考制度恢复以来，3万多名莘莘学子跨入高等院校，被国家教委誉为“状元县（市）”。诞生了世界文化名人“茶圣”陆羽、楚国令尹子文、晚唐现实主义诗人皮日休、明代竟陵派文化创始人钟惺、谭元春，清朝状元蒋立庸等一批灿若群星的人物。从小在老一辈的文化特质的熏陶下磨练、成长起来的刘萌养成了不服输的个性，凭着一股勤奋劲儿她考入了湖北医科大学（前“湖北医学院”），毕业后到家乡的中医医院任外科医生，工作几年便结了婚。在家乡工作收入不高是普遍现象，看到同窗在北上广拿高薪，刘萌心里不舒服。经过一个北京老乡的介绍，夫妻来到北京，刘萌在北京某私立医院任外科医生，薪资翻了一倍，但双方均无北京户籍。不久，儿子诞生了，繁忙的工作填充了二人的时间，无暇照顾儿子，昂贵的教育赞助费更是让他们望而却步。儿子3周岁，刘萌便将其送回了老家。平时一周打一次电话，通话中刘萌觉得儿子变孤僻、内向了。每逢过年、节假日，刘萌和丈夫便会回老家看望儿子，可儿子并不领情，刘萌心里不是个滋味儿。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应该改善还是渐行渐远？多年来，刘萌扪心自问，自己有没有尽到监护义务。直到想要辍学的儿子开启了自己的心锁，刘萌才回过神来，“真是造化弄人，当年自己下那么大决心离乡赚钱，到头来为了儿子还是回来了。”未来的答案并不明确，然而她将在这个月办完离职手续后回老家。
户籍坚冰
不久前，温家宝总理还到湖南考察，他说：“农村夫妻两口出来打工，不少还带着孩子，家里就只剩下老人。有的是把孩子留给老人照看，一老一小，成了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
农村发展离不开两个条件：资金和信息，打工似乎可以解决这两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打工的人数还在继续增长。据统计，今年2月份，打工人数增长450万人，3月份增长500万人左右。抛开日益加剧的城乡差距不言，公共教育投入的缺失，社会福利的滞后，都使“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在许多地区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幻。本来应该是全社会承担的巨大成本却无情地压在了太多需要为生存而战的父母头上。他们被迫背井离乡，成为定期迁徙的候鸟，而照顾抚养孩子的重任便交给年迈的爷爷奶奶。社会的救助一直都在进行，但既是乏力的，又是不平衡的。
多数家长需要每日为生计打拼，平日都孩子缺乏关爱甚至起码安全的看顾，更可怕的是，绝大多数的他们是永远不能获得金贵的城市户籍的，而没有这张中国市民的证明，孩子就永无可能获得公平的教育、医疗权益。
现在，虽然广东、重庆等地进行了户籍改良，部分农民工面前，城门裂开了一个小小的缝隙，但对于多数地区而言，1.3亿候鸟化生存的打工者仍会以流浪者的姿态写入历史。关爱5800万留守儿童不仅是政府的责任，更应是分享着改革发展成果的所有人的义务。无法回避，责无旁贷，彻底改善他们的生存状态需要系统的制度改良。比如义务教育的公平化推进，比如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再比如户籍坚冰的尽快打破。但对于快速发展的当代中国而言，这些准备还远未到位。相关的政府和社会救助尽管从未中断，但由于缺少系统化、制度化、长效化机制，这些救助往往不是流于形式，就是运动化、政绩化，孩子们的救济途径始终单一而短暂。
有人说：留守儿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代表性名词。的确，在法国，16岁以下的儿童少年，无论户籍是否在法国，都能享受到跟当地孩子同样的教育机会和权利，没有任何差别，不管这些儿童少年有没有合法的身份，都能享受到这个待遇。法国人的观念非常现实而有远见：这些外来人口只有经过教育才能让他们融入法国社会。如果不让他们受教育，以后国家就很难管，他们失业怎么办？犯罪怎么办？因此这不是他本人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
美国的经验同样值得借鉴。在美国实行教育凭证制度，即由户口所在地的教育管理机构给学生发放就学凭证，学生可以凭“就学凭证”，选择任何学校读书，也可以到外地学校上学。学校则将收到的“凭证”向政府兑换教育拨款。这种做法有两个好处：一是有利于学校之间的竞争，质量好的学校，就读的学生就多，质量不好的学校，就读的学生就少；二是每个学生都能自由地选择学校，不论到什么地方都享有义务教育的机会。
回到最初，其实，“业余”的英文amateur有一个隐含的意思：它跟法语中的amour（爱情）有关，也跟英语中的amorous（多情）有共同的词源。如果业余者也是多情人，如果中国的词典里多了这样的注释，或许我们的政策也会趋人性化，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趋势。
被迫还乡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刘萌是北京某私立医院的外科主任，自去年十一回了趟老家之后就没怎么回来上班，前些天去医院取体检结果遇到了她。原本饱满红润的脸庞瘦塌下来，显出疲惫的神色，似乎大病一场。一问原由，原来是远在湖北老家的儿子出了问题，10岁的儿子被老师批评后不愿再去上学，老家的亲人也没辙。为此，刘萌请了一个月假期回家看儿子。一个月过去了，儿子答应上学了，却时不时地逃课。刘萌又接连请了两个月假，一边是儿子的躲避，一边是母亲的期待，终于妈妈迎来了和儿子的促膝长谈，最后达成的协议是：只要妈妈回来，就一定好好上学。
刘萌是湖北天门人，天门是美丽富饶的荆楚腹地，那里是全国著名的棉乡，棉总产量占全国1/80，同时也是全国最大的侨乡，28万天门儿女旅居4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百余名实业巨子、侨界领袖、市政要员、文化名流、科技专家在旅居国乃至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大展才华，尽领风骚。那里也是全国著名的文化之乡，高考制度恢复以来，3万多名莘莘学子跨入高等院校，被国家教委誉为“状元县（市）”。诞生了世界文化名人“茶圣”陆羽、楚国令尹子文、晚唐现实主义诗人皮日休、明代竟陵派文化创始人钟惺、谭元春，清朝状元蒋立庸等一批灿若群星的人物。从小在老一辈的文化特质的熏陶下磨练、成长起来的刘萌养成了不服输的个性，凭着一股勤奋劲儿她考入了湖北医科大学（前“湖北医学院”），毕业后到家乡的中医医院任外科医生，工作几年便结了婚。在家乡工作收入不高是普遍现象，看到同窗在北上广拿高薪，刘萌心里不舒服。经过一个北京老乡的介绍，夫妻来到北京，刘萌在北京某私立医院任外科医生，薪资翻了一倍，但双方均无北京户籍。不久，儿子诞生了，繁忙的工作填充了二人的时间，无暇照顾儿子，昂贵的教育赞助费更是让他们望而却步。儿子3周岁，刘萌便将其送回了老家。平时一周打一次电话，通话中刘萌觉得儿子变孤僻、内向了。每逢过年、节假日，刘萌和丈夫便会回老家看望儿子，可儿子并不领情，刘萌心里不是个滋味儿。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应该改善还是渐行渐远？多年来，刘萌扪心自问，自己有没有尽到监护义务。直到想要辍学的儿子开启了自己的心锁，刘萌才回过神来，“真是造化弄人，当年自己下那么大决心离乡赚钱，到头来为了儿子还是回来了。”未来的答案并不明确，然而她将在这个月办完离职手续后回老家。
户籍坚冰
不久前，温家宝总理还到湖南考察，他说：“农村夫妻两口出来打工，不少还带着孩子，家里就只剩下老人。有的是把孩子留给老人照看，一老一小，成了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
农村发展离不开两个条件：资金和信息，打工似乎可以解决这两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打工的人数还在继续增长。据统计，今年2月份，打工人数增长450万人，3月份增长500万人左右。抛开日益加剧的城乡差距不言，公共教育投入的缺失，社会福利的滞后，都使“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在许多地区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幻。本来应该是全社会承担的巨大成本却无情地压在了太多需要为生存而战的父母头上。他们被迫背井离乡，成为定期迁徙的候鸟，而照顾抚养孩子的重任便交给年迈的爷爷奶奶。社会的救助一直都在进行，但既是乏力的，又是不平衡的。
多数家长需要每日为生计打拼，平日都孩子缺乏关爱甚至起码安全的看顾，更可怕的是，绝大多数的他们是永远不能获得金贵的城市户籍的，而没有这张中国市民的证明，孩子就永无可能获得公平的教育、医疗权益。
现在，虽然广东、重庆等地进行了户籍改良，部分农民工面前，城门裂开了一个小小的缝隙，但对于多数地区而言，1.3亿候鸟化生存的打工者仍会以流浪者的姿态写入历史。关爱5800万留守儿童不仅是政府的责任，更应是分享着改革发展成果的所有人的义务。无法回避，责无旁贷，彻底改善他们的生存状态需要系统的制度改良。比如义务教育的公平化推进，比如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再比如户籍坚冰的尽快打破。但对于快速发展的当代中国而言，这些准备还远未到位。相关的政府和社会救助尽管从未中断，但由于缺少系统化、制度化、长效化机制，这些救助往往不是流于形式，就是运动化、政绩化，孩子们的救济途径始终单一而短暂。
有人说：留守儿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代表性名词。的确，在法国，16岁以下的儿童少年，无论户籍是否在法国，都能享受到跟当地孩子同样的教育机会和权利，没有任何差别，不管这些儿童少年有没有合法的身份，都能享受到这个待遇。法国人的观念非常现实而有远见：这些外来人口只有经过教育才能让他们融入法国社会。如果不让他们受教育，以后国家就很难管，他们失业怎么办？犯罪怎么办？因此这不是他本人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
美国的经验同样值得借鉴。在美国实行教育凭证制度，即由户口所在地的教育管理机构给学生发放就学凭证，学生可以凭“就学凭证”，选择任何学校读书，也可以到外地学校上学。学校则将收到的“凭证”向政府兑换教育拨款。这种做法有两个好处：一是有利于学校之间的竞争，质量好的学校，就读的学生就多，质量不好的学校，就读的学生就少；二是每个学生都能自由地选择学校，不论到什么地方都享有义务教育的机会。
回到最初，其实，“业余”的英文amateur有一个隐含的意思：它跟法语中的amour（爱情）有关，也跟英语中的amorous（多情）有共同的词源。如果业余者也是多情人，如果中国的词典里多了这样的注释，或许我们的政策也会趋人性化，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