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美好的美好的时光》是奥地利作家耶利内克以六十年代青年杀戮全家真实案件为背景创作的小说，讲述了四个青年人沿街抢劫，制造爆炸，以作恶寻求刺激，乃至杀死自己家人的悲剧故事。本文从社会、家庭和个人三方面切入，剖析在物质文明畸形发展、漠视个体价值的社会体制中和暴力失衡的家庭环境下，青年人以暴力求生存的困境，揭示出悲剧产生的缘由以及悲剧背后蕴含的文化危机。
　　 关键词：耶利内克 《美好的美好的时光》 悲剧 暴力
　　 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以其独特的写作方式在文坛占有一席之地，她用自己尖锐的笔触来揭示世界的荒诞、人性的罪恶。在她的作品中，暴力、虐待一直存在，每个人似乎都在作恶。耶利内克曾表示：资本主义的胜利使其制度得以在较广的范围里推行，而这一制度维持生命的唯一方式就是持续的人欲横流、贪婪无尽，它攫取的利润只能增长，不能减少，而浪费型的今昔已将诸多事物破坏殆尽。耶利内克长篇小说《美好的美好的时光》通过向读者展示四位青少年在经济繁荣的社会大背景下堕落犯罪，揭示了在社会蒸蒸日上的环境中，青年人精神空虚，以暴力为消遣的生存困境，彰显出作者对利益至上，忽视个体社会体制的批判以及对父权制家庭中两性关系失衡、暴力横行的忧思。
　　 一.金钱至上的社會染缸——物质与精神的错位
　　 五十年代末，奥地利政治逐渐稳定，经济也由战后经济向和平时代经济转变，但社会中的阶级等级隔离却日益严重，不同阶级间的生活方式天壤之别。同时期，消费主义的出现使得人们追逐无节制的享受与消遣，并以占有和享用物质财富为人生意义，不断激发人的欲望，却忽视精神文明的建设，致使青年人极端地追求刺激，以施暴为乐。耶利内克曾说，将《美好的美好的时光》的故事背景移至五十年代末，目的是展现年轻人的典型境遇和他们的社会阶层状况，阐明出身不同阶级的青年不同的处境以及相同的精神危机。
　　 赖纳、安娜、索菲和汉斯都处于青年时期，同时他们也正处于社会繁荣发展的时期，但繁荣的景象却未曾在四人的生命中呈现。他们团伙作案，抢劫陌生人，制造爆炸，甚至在清晨平静地杀死自己的家人。在他们身上自我的放纵替代了道德良知，他们信奉萨德的理论，认为人必须犯罪，必须通过自身的极端主义来引发激情。此外，他们对无政府主义尤为偏好，认为自己知道人生组合的规则，并且鄙视这种规则，主张应当摧毁一切。成长于金钱至上，漠视个体价值的社会体制下，他们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他们始终待在偏僻的地方，不是因为他们见不得光线，而是光线善解人意地见不得他们……他们要显示自己无可争议的超人地位，其他人也想显示自己的这种地位，但是他们最终得到的却是下人地位。世上肯定会有下人，只有这样才能衬托出超人的品质”。耶利内克以超人与下人这组二元对立的形象来比拟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的隔离，展现出金钱至上的社会风气下不同阶级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来自大资产阶级的索菲，衣食无忧，于她而言，抢劫施暴，获取钱财不是目的，她是因为有钱才堕落至此，她追求的是一种刺激，将犯罪当作生活中的娱乐，以此来获得精神满足。与物质生活富足的索菲相比，小市民阶级的安娜生活则是艰难窘困，青春年华的她永远是邋遢的装扮，面对橱窗里的时装，她只能依靠抢劫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青年团伙的另一位成员——汉斯，其身为工人革命领袖的父亲在二战中不幸牺牲，母亲受父亲影响为工人革命团体奔忙，继承父志、团结奋斗争取工人阶级权益的教诲伴随了汉斯的成长，但成年的汉斯并不热衷工人团体的活动，他幻想着自己与索菲结合过上富足的生活，为向索菲谄媚，他甘在犯罪团伙中当打手，发泄自己的暴行。为满足自己的性欲，汉斯又与自己不喜欢的安娜发生了关系，并向安娜表明自己是不会爱上她的，他们之间的性事只是为了追求肉体的欢愉。身为工人的汉斯的追求与为革命献身的父辈相悖，失去了自己的阶级立场，只追求个人私欲，肆意妄为。社会物质与精神的错位发展，阶级隔离矛盾加剧，青年人在纸醉金迷的大环境下，沉迷无政府主义，为所欲为，为悲剧的产生埋下了隐患。
　　 二.极端暴力的家庭关系——两性关系的失衡
　　 家庭因素是影响儿童社会化程度的首要因素，而家庭中的父母关系对儿童的影响也尤为重要。在耶利内克的作品中常会刻画典型的父权制家庭，即强暴的丈夫与卑微的妻子，而在这种家庭中成长的孩子也会受其影响对家庭生活失望。维特科夫斯基太太婚前是有知识有理想的女性，出身优越的家庭，做过家庭教师，热爱音乐，有着自己的音乐梦想。迫于女性回归家庭的“传统”，她嫁给了一个曾经为纳粹效力的军官，憧憬婚后的幸福生活。但现实并非如此，丈夫对其进行各种性虐待：捆绑、鞭打;拍其裸照;毁坏她亲手制作的漂亮围裙，不允许她有任何打扮自己的机会;甚至向儿子诬陷妻子让别的男人拍色情照片，婚前的维特科夫斯基太太尚且还有独立人格，婚后则沦为丈夫的附庸。
　　 父权社会里，男性通过父权和夫权所拥有的权力来实行对女性的规训，并通过对女性身体的控制和支配来巩固他们的权力，以达到父权社会中男性的绝对统治。维特科夫斯基把在战时对待犯人的酷刑，运用到夫妻关系中，把妻子的身体当作工具，通过对身体的暴力行径，达到自己对妻子的绝对控制。维特科夫斯基拖着他仅剩一条的残腿，给妻子拍色情照，让其扮演受辱的角色，“你应该像见到魔鬼一样害怕得从我面前逃跑，眼睛显露出害怕，体格显露饥饿，皮肤显露出受到虐待，常常渗透得很深，直到灵魂，这也得从目光中表现出来”。在拍照时，维特斯基身患残疾却扮演强权角色，维特科夫斯基太太在拍照中沦为卑贱凌辱的主体，身体是自我与社会产生联系的对象，维特斯基以身体为对象，使妻子在其掌控之下，从身体反复操演受辱的动作到显露出遭受蹂躏的目光，维特科夫斯基不断强化妻子凌辱的形象，巩固自己在夫妻关系中绝对的权力。面对丈夫的无理要求及家暴，维特斯基太太丝毫没有反抗，她屈从丈夫的命令，丧失了自我意识，被殴打的身体与灵魂一样麻木不仁。
　　 父亲毫无征兆的家暴行为也伴随了赖纳兄妹的成长，强权的父亲因孩子与其需要不同就随意拎出一个，痛打一顿。暴君似的父亲和屈服的母亲不仅是赖纳兄妹成长悲剧的源头，更是造就了赖纳和安娜畸形的人格，使其自幼在内心就埋下了暴力仇恨的种子，安娜自诩自己的性格就是对整个世界的仇恨，他们通过作恶来展示自己的力量。维特科夫斯基彰显父权式的绝对控制和维特科夫斯基太太的彻底顺从，不仅助长了以维特科夫斯基为代表的父权下男性的暴力行径，更是亲手酿造了各自的悲剧。 　　 三.受害与迫害的统一——青少年的暴力迷恋
　　 《美好的美好的时光》中从开篇的青年暴力抢劫到结尾血腥的杀戮全家，暴力行径呈现出逐步发展的迹象，赖纳兄妹是社会机制下被漠视的个体，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同时又是制造社会暴力事件的元凶。纵观赖纳兄妹的暴力行径，与其遭受的不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受其暴力的成长环境的影响，他们以向他人施暴的方式获得自我价值。
　　 索菲出身显赫，安娜则是成长于贫困的小市民阶层中。安娜的成绩优于索菲，学校却把以成绩为评判标准的奖学金给予索菲，并在索菲拒绝后也没有给安娜。在校园爆炸案中，校长看到索菲用网球网运送炸弹，在爆炸发生后却丝毫没有怀疑索菲，因为没有人会相信家境优越、学习优异的索菲会做出这种事。以利益为标准的社会体制，禁锢和压抑着人的身心。道德缺乏良好的土壤，精神的病态便顺理成章，悲剧的发生也就无法避免了。安娜说，“我要做的是制造爆炸，这样才能引起社会的注意，社会就不会再漫不经心地对待我们，而是对我们抱以敬重”。为了证明自己存在于世界，得到尊重，青少年以暴力行凶来证明自我价值，实在让人痛惜。青少年对社会的认知尚在形成之中，在整个社会体制利益至上的无形暴力下，青少年深陷暴力泥潭，终将暴力发泄于外并推至极致。
　　 来自小市民阶层的赖纳羡慕着来自大资产家庭中的索菲的一切，家庭贫困的赖纳在家里只能跟妹妹安娜睡一张床，没有整洁的衣服，营养不良，身体瘦小，在物质生活上他比不上他人，所以他学习文学，也是因他把文学当作是他超越自己环境的稻草。赖纳身处的阶层与爱慕对象索菲的阶层差距太大，他想通过做一些特别的事情来证明自己的高贵，想通过杀掉同阶级的人来摆脱这个阶级的束缚。赖纳杀害父亲、母亲和妹妹的手段十分残忍，拿斧头砍，把尸体剁为肉酱，本该是温馨的家庭变成了血淋淋的杀戮场。赖纳残暴的行为是对其父亲暴力行径的模仿，面对强权的父亲，赖纳不止一次的想殺死他，父亲是家庭中的最高权威，弑父行为的背后代表着权威的取代。倘若说索菲是赖纳跨越阶层的希望，那么当高中毕业礼结束，索菲向其告别后，赖纳心中仅存的一点光也随之熄灭。赖纳想摆脱自身阶层的禁锢，实现自己的价值，但是其以制造一场灾难求前途，酿成了悲剧，也摧毁了自我。
　　 社会的漠视与家庭的暴力行为使青年人迷茫于自身的存在，只得同样地以更暴力的方式展示自己的力量。赖纳等人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家庭的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耶利内克洞悉悲剧背后的危机，在作品中映射出家庭中女性自我的缺失及男性的强权统治带来的暴力的家庭关系，揭示出社会大环境下病态的精神文明。耶利内克作品中对社会畸形发展的批判鞭辟入里，值得我们深思剖释。
　　 参考文献
　　 [1]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美好的美好的时光[M].陈民，刘海宁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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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刘燕.论耶利内克的精神立场[J]. 作家评论，2014（06）.
　　 [4]王平.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小说创作研究[D].齐齐哈尔大学，2014.
　　 [5]熊欢.性别祛魅与女性困境：耶里内克小说中的女性书写[D].浙江师范大学，2015.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人文学院;陕西理工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