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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知道黄亚生这个名字是在2003年的上半年，那年美国外交月刊的4—5期合刊上有一篇文章：《印度将超过中国?》，作者是麻省理工的黄亚生和哈佛的康纳。文章非常严肃地将发展中国家未来的竞争力和发展潜力，与它对待本国民族产业的态度联系起来。当时读后很受震动。但我不是经济学界的人，并不清楚黄亚生做过些什么样的工作。直到2004年上半年，看到经济观察报上对黄的一个访谈，才知道还是在2003年1月，剑桥已经出版了黄的一部对中国改革的研究专著：《Selling China：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uring there form era》(《出售中国：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这是本批判性的研究著作，这本书也成就了黄在美国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研究的权威地位。
《Selling China》讲的是世人熟知的外资在中国投资的问题，但结论却出人意料。黄亚生认为，被外界赞扬为中国经济改革成就的世界最大规模的外资投资，其实恰恰表明了中国经济的致命死穴。外资所以能大量进入中国，原因在于中国缺乏健康的金融体制，最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可以获得大量的金融支持，而最有效率的民营企业却无法获得。事实上，民营企业所获得的待遇一直是歧视性的。所以如此的原因，则在于与经济运行无关的“政治性主从次序”。由于这种情况，外资的进入就成为“金融替代”，成为对资源分配扭曲的一种回应。然而这样做的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对外资的依赖日益增长；无法产生真正有效率的民族产业……
探讨外资为什么能在中国长驱直入的原因是个非常有价值的课题。在现象上，外资已经在中国的出口产品中占有60％以上的份额，在国内市场的份额也已超过40％。这是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些发达国家在他们的工业化早期都没有过的情况。他们一般都会将国内市场留给本国企业，外资所占份额从没超过20％，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中国的台湾地区。然而中国却由于“政治性主从次序”的原因可以将市场拱手相让，各地政府竞相以最好的价格招揽外资，每年吸纳外资的数量甚至成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标准。这意味着“政治性主从次序”在客观上已经压倒了民族产业的发展，甚至压倒某些民族利益。这个“主从次序”需要国有企业来保障社会安定，需要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增长，然而又缺乏制度创新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外资的进入就成为优先序列。它不仅可以成为金融替代，而且还带来了制度创新和效率，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这后一点，很可惜，是黄著没有详细涉及的。
这本书的出版从联系版权到现在，差不多已经一年时间了。今年七月联系到黄亚生后，他还为此书写了篇万言后记，来回应国内的一些批评。现在唯一的改动部分是书名，改为《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这是原书的副标题。
这本书所描述的问题，是可以也应该让至少是我们这些人激动的，因为这个文本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大问题。但作者自己却很冷静。黄亚生以近乎冷酷的缜密为他描述的“SELLING CHINA”构造了一个精巧的模型，这个模型涉及了中国当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很多方面，但他行文的态度却似乎是中立的，完全不涉及道德的正当性判断。这使得整个分析至少在表面上具有了一种清醒的理性力量。
黄亚生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政治性主从次序。这个概念在表面上只是解释为什么资源分配会倾向于低效率的国有企业，为什么民营企业在制度框架内会受到歧视，而全书所分析的外资投资现象，在其起源上，则是由“政治性主从次序”所滋生的特殊现象。但实际上，黄亚生一语道破了的，是中国的执政党在面对现代化转型时，所有政策的出发点和基本的政治选择。“政治性主从次序”，这是一个可以扩展的、具有比解释外国直接投资更广泛解释力的概念。
这个“政治性主从次序”是和执政党的执政安全高度相关的，在遇到选择冲突时，则是唯一相关的。于是问题就转变为，这样的政治选择，将给我们的民族造成什么样的结果?黄的回答就是这本书的英文书名：“SELLINGCHINA”。
这本书写得非常平衡，毫无偏见。使用“SELLINGCHINA”这个词的本意，大约也只是想形象地描述他所分析的外资投资现象，是中性的。但他确实说中了一部分，虽然很残酷。然而黄在他的后记里仍满怀希望：“在过去三年里……新一任的领导已经开始解决这些历史积累下来的体制问题，2004年通过的有关加强私有财产保护的宪法修正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我想，他这时已经溢出了经济分析的本位了，中国改革的路向，决不是依靠对个别言词的猜测就能弄清的。我们在同样的言词里，也可以看到左翼力量的上升，甚至看到社会主义复兴的短暂可能性。
今年五月，在一次与管意识形态的某领导对话时，我曾引用了毛泽东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三段碑文，其中最后一段为：……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这意味着，争取民族复兴，曾经一直是我们的执政党的历史使命，也几乎是近代中国所有政党的历史使命。在今天的社会大转型面前，我们希望，这个使命当不被辱没，民族的利益当高于任何的党派和个人的利益。
《Selling China》讲的是世人熟知的外资在中国投资的问题，但结论却出人意料。黄亚生认为，被外界赞扬为中国经济改革成就的世界最大规模的外资投资，其实恰恰表明了中国经济的致命死穴。外资所以能大量进入中国，原因在于中国缺乏健康的金融体制，最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可以获得大量的金融支持，而最有效率的民营企业却无法获得。事实上，民营企业所获得的待遇一直是歧视性的。所以如此的原因，则在于与经济运行无关的“政治性主从次序”。由于这种情况，外资的进入就成为“金融替代”，成为对资源分配扭曲的一种回应。然而这样做的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对外资的依赖日益增长；无法产生真正有效率的民族产业……
探讨外资为什么能在中国长驱直入的原因是个非常有价值的课题。在现象上，外资已经在中国的出口产品中占有60％以上的份额，在国内市场的份额也已超过40％。这是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些发达国家在他们的工业化早期都没有过的情况。他们一般都会将国内市场留给本国企业，外资所占份额从没超过20％，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中国的台湾地区。然而中国却由于“政治性主从次序”的原因可以将市场拱手相让，各地政府竞相以最好的价格招揽外资，每年吸纳外资的数量甚至成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标准。这意味着“政治性主从次序”在客观上已经压倒了民族产业的发展，甚至压倒某些民族利益。这个“主从次序”需要国有企业来保障社会安定，需要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增长，然而又缺乏制度创新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外资的进入就成为优先序列。它不仅可以成为金融替代，而且还带来了制度创新和效率，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这后一点，很可惜，是黄著没有详细涉及的。
这本书的出版从联系版权到现在，差不多已经一年时间了。今年七月联系到黄亚生后，他还为此书写了篇万言后记，来回应国内的一些批评。现在唯一的改动部分是书名，改为《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这是原书的副标题。
这本书所描述的问题，是可以也应该让至少是我们这些人激动的，因为这个文本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大问题。但作者自己却很冷静。黄亚生以近乎冷酷的缜密为他描述的“SELLING CHINA”构造了一个精巧的模型，这个模型涉及了中国当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很多方面，但他行文的态度却似乎是中立的，完全不涉及道德的正当性判断。这使得整个分析至少在表面上具有了一种清醒的理性力量。
黄亚生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政治性主从次序。这个概念在表面上只是解释为什么资源分配会倾向于低效率的国有企业，为什么民营企业在制度框架内会受到歧视，而全书所分析的外资投资现象，在其起源上，则是由“政治性主从次序”所滋生的特殊现象。但实际上，黄亚生一语道破了的，是中国的执政党在面对现代化转型时，所有政策的出发点和基本的政治选择。“政治性主从次序”，这是一个可以扩展的、具有比解释外国直接投资更广泛解释力的概念。
这个“政治性主从次序”是和执政党的执政安全高度相关的，在遇到选择冲突时，则是唯一相关的。于是问题就转变为，这样的政治选择，将给我们的民族造成什么样的结果?黄的回答就是这本书的英文书名：“SELLINGCHINA”。
这本书写得非常平衡，毫无偏见。使用“SELLINGCHINA”这个词的本意，大约也只是想形象地描述他所分析的外资投资现象，是中性的。但他确实说中了一部分，虽然很残酷。然而黄在他的后记里仍满怀希望：“在过去三年里……新一任的领导已经开始解决这些历史积累下来的体制问题，2004年通过的有关加强私有财产保护的宪法修正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我想，他这时已经溢出了经济分析的本位了，中国改革的路向，决不是依靠对个别言词的猜测就能弄清的。我们在同样的言词里，也可以看到左翼力量的上升，甚至看到社会主义复兴的短暂可能性。
今年五月，在一次与管意识形态的某领导对话时，我曾引用了毛泽东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三段碑文，其中最后一段为：……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这意味着，争取民族复兴，曾经一直是我们的执政党的历史使命，也几乎是近代中国所有政党的历史使命。在今天的社会大转型面前，我们希望，这个使命当不被辱没，民族的利益当高于任何的党派和个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