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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今日观察》
五月热点评说
国际银价为何大幅震荡
公路收费为何如此混乱
食品安全该由谁来监管
集体合同制度能否提高工资
（一）
单月巨幅上涨30%，4个月上涨80%，这是白银的表现；短短11分钟暴跌了12%，从历史性高点到创出历史性最大的单日跌幅，这同样是白银的表现。到底是什么让国际银价如此震荡？又是谁在操纵着银价？是炒作，还是价值的真实体现——
白银也烫手
● 白银被当成了一个很好的炒作题材
● 银价已接近于泡沫经济的最高点
● 绝大部分的交易是投机 而不是为了白银的实际价值
● 白银的基本供求关系还是供大于求
《今日观察》：这几个月来，白银上涨的曲线有几个大的拐点，一个是3月11日的日本地震，白银价格迅速下跌，但是两三天之后又回升了。第二个点是多国部队出兵利比亚，由于大家对未来国际政局的不确定，所以银价直线上涨。到4月底，美联储宣布货币政策的时候，银价达到了最高点，紧接着拉登死亡，银价暴跌了12%。
白银价格跟三个要素相关，一是生产要素，因为现在白银60%以上的用途是生产上的用途，所以当对白银需求量很大的电子生产大国日本发生地震时，大家判断日本对白银的需求量可能会减少，所以银价一段时间内会降低。第二是地缘政治的影响，利比亚战争导致大家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具有避险功能的白银需求上升，因此银价上涨。第三是现在全球通胀的预期，美联储宣布货币政策和白银的涨跌也密切相关。从总体上来说，白银在这几个月的涨跌虽然和这三个要素有一定关系，但在更多的情况下，是由于大家把它当成了目前背景下的一个很好的炒作题材。
与上世纪80年代的高位不同，从1990年到2003年，银价长期低迷，这个时候油价和铁矿石价也是长期低迷。那么什么时候银价开始飙升，油价和资源价开始飙升？从2003年开始，银价、铁矿石价和油价实际上是在泡沫经济的高点，2008年第四季度，或者是2007年8月份到2008年四季度间达到最高点。再看如今的银价，又达到了历史最高，实际上铁矿石和石油的价格也都接近于历史的最高，接近于泡沫经济的最高点。为什么会如此？因为它们背后有一个基本的支撑，就是目前全球的利率。现在美日欧的利率是零，或者接近于零。从全球来讲，过于宽松的货币环境，造成过低的利率和过多的钱，可以来追逐那些贵金属和大宗商品，也就是人们会去寻找一些投机和投资的对象。因此，过于宽松的货币环境所产生的过于活跃的投机，再加上地缘政治、突发性事件等因素，一波一波地推动银价，使其达到了高点。 白银和黄金作为贵金属来讲，都有实用价值，比如它的工业用途，包括制造业、电子业以及新能源领域，另外中国人也很喜欢金银首饰。银价到底受什么控制？它并不受它的实用价值的供求关系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尤其是银价的远期价值和发行机制，受期货交易的影响很大。无论白银还是黄金，97%左右的期货交易都是空头的，也就是买空卖空，不会发生实际交割需求的交易。市场上绝大部分的交易都是投机，而不是为了它的实际价值，所以银价常常跟它的实际价值背离。
白银作为投资品已经退出江湖多年，连白银投资的传说都没有了。但是突然之间，我们听到了很多非常传奇的白银故事。首先是有人说，白银的供给量和目前整个市场的需求量有一个巨大的缺口，由于工业领域上的使用，现有的白银远远不够。另外，有人说白银和黄金之间的比值被大大地缩小了，一直以来，白银和黄金的比值大概是1比16，如今变成了1比40、1比50，而有人说最终黄金和白银的比例应该是1比2，那么银价就还有二三十倍的上涨空间。这个数字是很吸引人的，此时白银就成为了一个最有吸引力的投资工具，很多老百姓纷纷扎入。实际上白银基本上还是供大于求，中国在1994年年产1000吨，2010年年产1万吨，14年涨了10倍，而且白银的开采潜力非常大，不存在供不应求的情况。
在现在的通货膨胀背景下，黄金炒后是石油，石油过后是粮食，粮食过后是绿豆，绿豆之后，再找白银炒一炒，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二）
有数据显示，全球14万公里收费公路，10万公里在中国。车辆通行费占人均GDP的比例，中国已超过2%，居首位，超过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各种过路过桥费已高达运输行业成本的1/3。收费公路过多过滥，增加大量的物流和社会成本，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如今的公路过路费之痛？昂贵的买路钱能不能少收或者是不收？公路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姓“公”——
公路能否姓“公”
● 公路收费乱在密度、金额及期限
● 地方政府把收费公路当重要财政来源
● 收费修路模式需改变
● 公路收费应设定最高限
《今日观察》：公路收费乱表现为三点：一是密度太大，在网上随便一搜就能找到“最牛收费站”，或者“最牛收费站布局”。两年前，一位人大代表曾举例，在广州某地198公里公路就有7个收费站，到了最后25公里有5个收费站，平均5公里一个，所以他说那是最密集收费的公路。第二表现在收费贵，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的车辆通行费占人均GDP的比例超过了2%，排在第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数据也显示，各种过路过桥费已高达运输行业成本的1/3。第三是收费期限乱，本来国家规定高速公路收费的最长期限是30年，但有很多办法可以绕过规定。比如说京石高速，1987年开始运行，1999年转让给首开，转让后，又重新开始30年的收费，以前收过的不算了。实际上到2004年时，它已经收了17亿元，超过贷款额的6个亿了，也就是说未来收的都是他赚的。
公路收费乱一再为人所诟病，却为何难以根治？很多地方政府把收费公路当作了印钞机，就是所谓的公路财政。一些省份有出台专门的收费公路招商引资意见，都可以作为招商引资的重要项目了，足可见它能带来的利益。除了地方政府外，建设单位、运营单位也要从这条路上获取最大效益。
收费公路分两种：一种是政府还贷，收费最高年限15年；一种是经营性公路，最高收费年限25年，中西部是30年。但是，没有规定说政府还贷的公路不可以转变成经营性公路，所以有的政府还贷公路还着还着就突然变成经营性公路了。当它是一个经营性资产的时候，别说20年、30年，收100年费可能都是合理的。审计署也说，这个事情不合理，但是也不违规，因为它转成经营性公路了，你不知道它违规不违规。所以这个问题很难解决。
今年1月18日，交通运输部副部长翁孟勇在国信办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目标是将来全部取消二级公路收费。3月23日，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何建中在记者会上表示，交通运输部将研究构建两个路网体系，即以高速公路为主的低收费、高效率的“收费公路体系”和以普通公路为主的、体现政府普遍服务的“非收费公路体系”，免费公路将成为中国公路的主体，非收费公路将占全国公路总里程的96%以上，收费公路体系占全国公路里程不到4%，收费也不以盈利为目的。
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要算大账。所谓物流，就是要让货物能够低成本的流动起来，这是对经济非常大的贡献，而不是简单地算小账，只考虑几个小小的收费站对地方政府收入的影响。
从世界高速公路发展来看，当年修高速公路的国家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节省成本，包括运输工具的机械损耗、耗油以及时间，走高速能比走别的路要节省很多成本。但是现在中国恰好相反，一旦跑高速公路，不但节省不了成本，反而会增加成本。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收费公路呢？因为起初政府没钱，从多方面筹措资金来修路，所以从1984年起形成了这么一种收费修路的模式。但是这种模式应该走到头了。第一，我们现在的财政是全球第二大财政，政府是有钱来修路的；第二，这种模式形成了暴利的公路，对经济发展已经造成了阻碍。公路要姓“公”，首先建设应该姓“公”，收费修路的模式，尽管不能说让它马上光荣退休，但是最起码应该半退休，也就是说现在修路的费用里面，至少一半应该由政府来承担。
但要彻底放弃公路收费，也很难。路的维修、路的运营怎么办，现在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制度安排来代替它。所以现实来讲的话，第一收费肯定要降下来，那么怎么降呢？就是让这条路不要变成一条暴利的路，给它设定一个最高限，也就是说这条路的最终利润应该有个最高限，达到这个最高限，不管你收了多少年费，都不能再收。第二，交通运输部下调高速公路收费标准、延长收费年限的思路是比较可行的，但是费降到多低，时间延长到多久，这也是需要设计的。最终目的是要把整个物流成本降下来，让路本身能够成为一个增加利润、增加国家经济竞争力的环节，而不是阻碍的环节。
（三）
最近一系列的食品安全事件发生之后，大家都关心究竟是谁在把守食品安全的大门？比如猪肉从生产、加工一直到最后进入到我们的菜篮子，所有的监管环节和流程当中一共涉及到了工商、质监、农业、商务等十三个部门。按理说，这么多部门和环节的层层把守，应该不会让有问题的食品端到我们大家的餐桌上，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看到，食品安全事件在不断地发生？对于这些问题食品，监管部门又是怎样解释的——
食品安全：消除监管灰色地带
● 各部门都有自己的立场
● 相关监管部门应主动承担责任
● 源头在于权力跟利益相联系的体制问题
● 把灰色地带变成无缝隙的地带
《今日观察》：一旦出现食品安全事件，很多部门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不承担责任，或者是这个不该我管，但现在问题在于我们老百姓的餐桌出了问题。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沈阳的毒豆芽事件出来以后，相关责任人已经被公安机关查扣，在追究落实相关监管部门责任时，这些监管部门互相推诿。
现在反过来说，作为一个市民，当他发现了问题时，该向谁投诉呢？首先要有热线电话，其次即使知道热线电话，打通之后，质检部门说这件事不归我管，再打到农业部门，农业部门说这属于初级农产品的加工品，根据相关法律也不归我管。但是根据现有的法律，谁规定毒豆芽是初级农产品，还是初级农产品的加工品？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农业部门在这个地方产生争议，而相关法律不可能在这方面有非常严格的界定。这就要求相关的监管部门主动承担责任，要把管理的位置向前移，从过去的事后追究，转变成预防性管理。如今大量的食品安全事件都是媒体曝光以后，相关部门再跟进，跟进时还互相扯皮。如果这些案件是通过相关主管部门主动抽查，主动发现问题，并且主动向社会发布信息，那么我们食品安全的监管体系才更上一层楼。
各部门相互推诿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由于多头执法，因为每个环节与环节之间的关系不可能被界定得那么清楚，总会出现一些灰色的地方，不可能做到无缝连接。任何法规都不可能将所有的事情做到完整无缺，尤其在督促环节，所以出现了灰色地带，部门之间就互相扯皮。
其次，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在执法的过程中，一些部门诉求部门利益的情况。我们看到督促监管有13个部门介入，从体制源头来讲，它与各个部门各守自己的这一摊有关系，权力跟利益相联系，为了使自己的利益不缺失，就必须把这一块权力抓在手中。有个词叫钓鱼执法，是指相关部门在监管查处相关企业时，考虑到自身利益，在面对严重事件时，不会一下子打死，只处以适当的罚款，不断掉这个利益链条，不断地养着这条鱼。只要这个企业存在，就总是会产生违法违规的行为，然后就能不断地收取罚款。而企业因为知道相关部门追求这样一种部门利益，也就更加明目张胆。
无缝化的监管如何能实现？监管的问题在于制度设计和相关法律法规之间还存在着很多灰色地带，要完全依靠法律来解决是不大可能的，因为法律不可能规定得那么细。看看美国在这方面的经验，美国在食品安全领域中负主责的单位是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同时它也规定初级农产品的监管由美国农业部行使，那么初级农产品和其它大众食品的监管之间也存在着灰色地带。怎么处理？农业部同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签订了部门间的备忘录，明确主责单位，类似这样的事件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那么以后就不会出现第二件这样的事情。
这次的沈阳毒豆芽事件，沈阳市市长召集相关部门开会，各个部门都在推诿，市长就表示，在国家及辽宁省没有出台新的政策和制度之前，沈阳市明确规定，像毒豆芽这样类似的事件，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承担主要责任。如果以后类似这样的事情通过部门间备忘录来解决，就能把灰色地带变成无缝隙的地带。
（四）
对于武汉的餐饮服务人员来说，“五一”后他们将有可能按照新合同领取加班工资。经过了近两个月的集体协商，武汉市餐饮行业劳资双方代表在4月下旬签订了合同，约定将行业最低工资标准上浮30%，2011年餐饮业职工的工资增幅不低于9%。通过工资集体协商来实现为45万的餐饮行业职工涨薪，其中有哪些细节和波折引人关注？这能否为全国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提供范本——
我的工资 我来谈
● 劳资双方的对话基础是对等
● 这次谈判是一次行业性的谈判
● 工资的集体协商给劳资双方带来的是共赢
● 最关键的是集体合同制度的落实
《今日观察》：这次谈判是由餐饮协会代表资方，由工会代表劳方，工会的谈判代表在报纸上都进行了公示。以前劳方的力量往往比较弱，所以在谈判当中，不太容易形成对等的关系。这回是工会的人作为首席代表和餐饮协会的首席代表来进行的谈判，劳方是有45万员工的庞大群体，又有工会的带领，和资方基本形成了一个对等的谈判关系。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劳资关系的对等很重要，如果没有对等，就肯定会有对抗，对话的基础就是对等。
这次谈判是一个行业性的谈判，而不是企业性的谈判。这种行业性谈判对一些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微型企业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餐饮业中90%以上是小企业，微型企业又大约在小企业里占80%到90%，所以在餐饮业中企业层级的谈判很难开展。每个企业的工人人数太少，不可能形成有规模有影响的工会组织，这样就无法形成对等，企业也不会下大功夫、花大成本去谈判。所以对于以中小企业为主的行业，行业性的集体谈判才更合适。
此外，餐饮行业的劳动标准一直是社会上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因为餐饮业的就业比较灵活，企业变动比较大，工人劳动量也非常高，待遇却相对较低，也不容易得到很好的保障。工人在签订劳动合同时没有能力去要价，企业内部也很难形成规范的谈判，所以需要从行业整体解决劳动标准和集体合同的问题。
工资的集体协商给劳资双方带来的是共赢。其实这种行业协会的谈判，并不是第一次。2004年，浙江温岭羊毛衫的行业协会和代表1.2万工人的行业工会进行了一次谈判。羊毛衫加工业和餐饮业很像，由很多小型工厂和小作坊组成。当时企业遇到了用工荒的问题，织羊毛衫需要一定的技术能力，但是由于工资低，工人不愿意工作，实际上雇主和员工都有需求。这就需要通过集体协商和谈判，让劳资关系能够牢固下来。从温岭的实践来看，员工有更多工资可挣，雇主有稳定的员工可招，双方在工资待遇上互相之间有一个约定和承诺，所以最后是一个共赢。这个共赢必须要经过一个谈判过程，甚至是一个艰苦的谈判过程。
通过集体协商谈判来解决劳资矛盾，特别是共同决定工资，应该是劳动关系调整中的一个最基本途径，全世界都是这么做的，我国的法制也很明确。中国的集体谈判从1995年《劳动法》颁布以后开始推行，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集体谈判这个理念在社会上越来越被认可和接受。根据劳动部的数据，10多年的时间共签订了80多万份集体合同，大部分是企业集体合同。应该说集体合同的签订对于劳动者权益的保障，特别是工资水平的提高，对于企业劳动关系的稳定、企业的长期发展都是有利的。但在现实中，集体合同实际执行的状况并不是特别理想，很多企业的集体合同就是走形式。
因此，关键的问题就是，武汉餐饮业这个集体合同所规定的内容能不能有效地落实下去？合同一开始就提到，武汉市所有企业和所有劳动者都应该执行相关规定，但是不执行谁来监督？通常集体合同文本上应该写上法律责任问题，如果不执行，需要承担什么责任，需要通过什么法律程序去解决它？但这个合同上似乎并没有很明确地指出。另外，这个集体合同对劳动标准，比如工资、工时、劳动条件规定得都很细，这对一个将近有4万家企业的行业来说，按照同一个标准执行的难度很大。所以在合同里要针对不同的企业做具体规定，注意执行劳动标准的灵活性问题。集体合同制度的目标并不仅仅是签完合同，最关键的问题是怎么落实合同的内容，如果仅仅停留于数字和形式，反倒失去了集体合同制度的严肃性。
（以上内容由中央电视台《今日观察》栏目提供）
五月热点评说
国际银价为何大幅震荡
公路收费为何如此混乱
食品安全该由谁来监管
集体合同制度能否提高工资
（一）
单月巨幅上涨30%，4个月上涨80%，这是白银的表现；短短11分钟暴跌了12%，从历史性高点到创出历史性最大的单日跌幅，这同样是白银的表现。到底是什么让国际银价如此震荡？又是谁在操纵着银价？是炒作，还是价值的真实体现——
白银也烫手
● 白银被当成了一个很好的炒作题材
● 银价已接近于泡沫经济的最高点
● 绝大部分的交易是投机 而不是为了白银的实际价值
● 白银的基本供求关系还是供大于求
《今日观察》：这几个月来，白银上涨的曲线有几个大的拐点，一个是3月11日的日本地震，白银价格迅速下跌，但是两三天之后又回升了。第二个点是多国部队出兵利比亚，由于大家对未来国际政局的不确定，所以银价直线上涨。到4月底，美联储宣布货币政策的时候，银价达到了最高点，紧接着拉登死亡，银价暴跌了12%。
白银价格跟三个要素相关，一是生产要素，因为现在白银60%以上的用途是生产上的用途，所以当对白银需求量很大的电子生产大国日本发生地震时，大家判断日本对白银的需求量可能会减少，所以银价一段时间内会降低。第二是地缘政治的影响，利比亚战争导致大家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具有避险功能的白银需求上升，因此银价上涨。第三是现在全球通胀的预期，美联储宣布货币政策和白银的涨跌也密切相关。从总体上来说，白银在这几个月的涨跌虽然和这三个要素有一定关系，但在更多的情况下，是由于大家把它当成了目前背景下的一个很好的炒作题材。
与上世纪80年代的高位不同，从1990年到2003年，银价长期低迷，这个时候油价和铁矿石价也是长期低迷。那么什么时候银价开始飙升，油价和资源价开始飙升？从2003年开始，银价、铁矿石价和油价实际上是在泡沫经济的高点，2008年第四季度，或者是2007年8月份到2008年四季度间达到最高点。再看如今的银价，又达到了历史最高，实际上铁矿石和石油的价格也都接近于历史的最高，接近于泡沫经济的最高点。为什么会如此？因为它们背后有一个基本的支撑，就是目前全球的利率。现在美日欧的利率是零，或者接近于零。从全球来讲，过于宽松的货币环境，造成过低的利率和过多的钱，可以来追逐那些贵金属和大宗商品，也就是人们会去寻找一些投机和投资的对象。因此，过于宽松的货币环境所产生的过于活跃的投机，再加上地缘政治、突发性事件等因素，一波一波地推动银价，使其达到了高点。 白银和黄金作为贵金属来讲，都有实用价值，比如它的工业用途，包括制造业、电子业以及新能源领域，另外中国人也很喜欢金银首饰。银价到底受什么控制？它并不受它的实用价值的供求关系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尤其是银价的远期价值和发行机制，受期货交易的影响很大。无论白银还是黄金，97%左右的期货交易都是空头的，也就是买空卖空，不会发生实际交割需求的交易。市场上绝大部分的交易都是投机，而不是为了它的实际价值，所以银价常常跟它的实际价值背离。
白银作为投资品已经退出江湖多年，连白银投资的传说都没有了。但是突然之间，我们听到了很多非常传奇的白银故事。首先是有人说，白银的供给量和目前整个市场的需求量有一个巨大的缺口，由于工业领域上的使用，现有的白银远远不够。另外，有人说白银和黄金之间的比值被大大地缩小了，一直以来，白银和黄金的比值大概是1比16，如今变成了1比40、1比50，而有人说最终黄金和白银的比例应该是1比2，那么银价就还有二三十倍的上涨空间。这个数字是很吸引人的，此时白银就成为了一个最有吸引力的投资工具，很多老百姓纷纷扎入。实际上白银基本上还是供大于求，中国在1994年年产1000吨，2010年年产1万吨，14年涨了10倍，而且白银的开采潜力非常大，不存在供不应求的情况。
在现在的通货膨胀背景下，黄金炒后是石油，石油过后是粮食，粮食过后是绿豆，绿豆之后，再找白银炒一炒，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二）
有数据显示，全球14万公里收费公路，10万公里在中国。车辆通行费占人均GDP的比例，中国已超过2%，居首位，超过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各种过路过桥费已高达运输行业成本的1/3。收费公路过多过滥，增加大量的物流和社会成本，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如今的公路过路费之痛？昂贵的买路钱能不能少收或者是不收？公路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姓“公”——
公路能否姓“公”
● 公路收费乱在密度、金额及期限
● 地方政府把收费公路当重要财政来源
● 收费修路模式需改变
● 公路收费应设定最高限
《今日观察》：公路收费乱表现为三点：一是密度太大，在网上随便一搜就能找到“最牛收费站”，或者“最牛收费站布局”。两年前，一位人大代表曾举例，在广州某地198公里公路就有7个收费站，到了最后25公里有5个收费站，平均5公里一个，所以他说那是最密集收费的公路。第二表现在收费贵，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的车辆通行费占人均GDP的比例超过了2%，排在第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数据也显示，各种过路过桥费已高达运输行业成本的1/3。第三是收费期限乱，本来国家规定高速公路收费的最长期限是30年，但有很多办法可以绕过规定。比如说京石高速，1987年开始运行，1999年转让给首开，转让后，又重新开始30年的收费，以前收过的不算了。实际上到2004年时，它已经收了17亿元，超过贷款额的6个亿了，也就是说未来收的都是他赚的。
公路收费乱一再为人所诟病，却为何难以根治？很多地方政府把收费公路当作了印钞机，就是所谓的公路财政。一些省份有出台专门的收费公路招商引资意见，都可以作为招商引资的重要项目了，足可见它能带来的利益。除了地方政府外，建设单位、运营单位也要从这条路上获取最大效益。
收费公路分两种：一种是政府还贷，收费最高年限15年；一种是经营性公路，最高收费年限25年，中西部是30年。但是，没有规定说政府还贷的公路不可以转变成经营性公路，所以有的政府还贷公路还着还着就突然变成经营性公路了。当它是一个经营性资产的时候，别说20年、30年，收100年费可能都是合理的。审计署也说，这个事情不合理，但是也不违规，因为它转成经营性公路了，你不知道它违规不违规。所以这个问题很难解决。
今年1月18日，交通运输部副部长翁孟勇在国信办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目标是将来全部取消二级公路收费。3月23日，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何建中在记者会上表示，交通运输部将研究构建两个路网体系，即以高速公路为主的低收费、高效率的“收费公路体系”和以普通公路为主的、体现政府普遍服务的“非收费公路体系”，免费公路将成为中国公路的主体，非收费公路将占全国公路总里程的96%以上，收费公路体系占全国公路里程不到4%，收费也不以盈利为目的。
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要算大账。所谓物流，就是要让货物能够低成本的流动起来，这是对经济非常大的贡献，而不是简单地算小账，只考虑几个小小的收费站对地方政府收入的影响。
从世界高速公路发展来看，当年修高速公路的国家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节省成本，包括运输工具的机械损耗、耗油以及时间，走高速能比走别的路要节省很多成本。但是现在中国恰好相反，一旦跑高速公路，不但节省不了成本，反而会增加成本。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收费公路呢？因为起初政府没钱，从多方面筹措资金来修路，所以从1984年起形成了这么一种收费修路的模式。但是这种模式应该走到头了。第一，我们现在的财政是全球第二大财政，政府是有钱来修路的；第二，这种模式形成了暴利的公路，对经济发展已经造成了阻碍。公路要姓“公”，首先建设应该姓“公”，收费修路的模式，尽管不能说让它马上光荣退休，但是最起码应该半退休，也就是说现在修路的费用里面，至少一半应该由政府来承担。
但要彻底放弃公路收费，也很难。路的维修、路的运营怎么办，现在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制度安排来代替它。所以现实来讲的话，第一收费肯定要降下来，那么怎么降呢？就是让这条路不要变成一条暴利的路，给它设定一个最高限，也就是说这条路的最终利润应该有个最高限，达到这个最高限，不管你收了多少年费，都不能再收。第二，交通运输部下调高速公路收费标准、延长收费年限的思路是比较可行的，但是费降到多低，时间延长到多久，这也是需要设计的。最终目的是要把整个物流成本降下来，让路本身能够成为一个增加利润、增加国家经济竞争力的环节，而不是阻碍的环节。
（三）
最近一系列的食品安全事件发生之后，大家都关心究竟是谁在把守食品安全的大门？比如猪肉从生产、加工一直到最后进入到我们的菜篮子，所有的监管环节和流程当中一共涉及到了工商、质监、农业、商务等十三个部门。按理说，这么多部门和环节的层层把守，应该不会让有问题的食品端到我们大家的餐桌上，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看到，食品安全事件在不断地发生？对于这些问题食品，监管部门又是怎样解释的——
食品安全：消除监管灰色地带
● 各部门都有自己的立场
● 相关监管部门应主动承担责任
● 源头在于权力跟利益相联系的体制问题
● 把灰色地带变成无缝隙的地带
《今日观察》：一旦出现食品安全事件，很多部门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不承担责任，或者是这个不该我管，但现在问题在于我们老百姓的餐桌出了问题。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沈阳的毒豆芽事件出来以后，相关责任人已经被公安机关查扣，在追究落实相关监管部门责任时，这些监管部门互相推诿。
现在反过来说，作为一个市民，当他发现了问题时，该向谁投诉呢？首先要有热线电话，其次即使知道热线电话，打通之后，质检部门说这件事不归我管，再打到农业部门，农业部门说这属于初级农产品的加工品，根据相关法律也不归我管。但是根据现有的法律，谁规定毒豆芽是初级农产品，还是初级农产品的加工品？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农业部门在这个地方产生争议，而相关法律不可能在这方面有非常严格的界定。这就要求相关的监管部门主动承担责任，要把管理的位置向前移，从过去的事后追究，转变成预防性管理。如今大量的食品安全事件都是媒体曝光以后，相关部门再跟进，跟进时还互相扯皮。如果这些案件是通过相关主管部门主动抽查，主动发现问题，并且主动向社会发布信息，那么我们食品安全的监管体系才更上一层楼。
各部门相互推诿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由于多头执法，因为每个环节与环节之间的关系不可能被界定得那么清楚，总会出现一些灰色的地方，不可能做到无缝连接。任何法规都不可能将所有的事情做到完整无缺，尤其在督促环节，所以出现了灰色地带，部门之间就互相扯皮。
其次，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在执法的过程中，一些部门诉求部门利益的情况。我们看到督促监管有13个部门介入，从体制源头来讲，它与各个部门各守自己的这一摊有关系，权力跟利益相联系，为了使自己的利益不缺失，就必须把这一块权力抓在手中。有个词叫钓鱼执法，是指相关部门在监管查处相关企业时，考虑到自身利益，在面对严重事件时，不会一下子打死，只处以适当的罚款，不断掉这个利益链条，不断地养着这条鱼。只要这个企业存在，就总是会产生违法违规的行为，然后就能不断地收取罚款。而企业因为知道相关部门追求这样一种部门利益，也就更加明目张胆。
无缝化的监管如何能实现？监管的问题在于制度设计和相关法律法规之间还存在着很多灰色地带，要完全依靠法律来解决是不大可能的，因为法律不可能规定得那么细。看看美国在这方面的经验，美国在食品安全领域中负主责的单位是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同时它也规定初级农产品的监管由美国农业部行使，那么初级农产品和其它大众食品的监管之间也存在着灰色地带。怎么处理？农业部同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签订了部门间的备忘录，明确主责单位，类似这样的事件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那么以后就不会出现第二件这样的事情。
这次的沈阳毒豆芽事件，沈阳市市长召集相关部门开会，各个部门都在推诿，市长就表示，在国家及辽宁省没有出台新的政策和制度之前，沈阳市明确规定，像毒豆芽这样类似的事件，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承担主要责任。如果以后类似这样的事情通过部门间备忘录来解决，就能把灰色地带变成无缝隙的地带。
（四）
对于武汉的餐饮服务人员来说，“五一”后他们将有可能按照新合同领取加班工资。经过了近两个月的集体协商，武汉市餐饮行业劳资双方代表在4月下旬签订了合同，约定将行业最低工资标准上浮30%，2011年餐饮业职工的工资增幅不低于9%。通过工资集体协商来实现为45万的餐饮行业职工涨薪，其中有哪些细节和波折引人关注？这能否为全国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提供范本——
我的工资 我来谈
● 劳资双方的对话基础是对等
● 这次谈判是一次行业性的谈判
● 工资的集体协商给劳资双方带来的是共赢
● 最关键的是集体合同制度的落实
《今日观察》：这次谈判是由餐饮协会代表资方，由工会代表劳方，工会的谈判代表在报纸上都进行了公示。以前劳方的力量往往比较弱，所以在谈判当中，不太容易形成对等的关系。这回是工会的人作为首席代表和餐饮协会的首席代表来进行的谈判，劳方是有45万员工的庞大群体，又有工会的带领，和资方基本形成了一个对等的谈判关系。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劳资关系的对等很重要，如果没有对等，就肯定会有对抗，对话的基础就是对等。
这次谈判是一个行业性的谈判，而不是企业性的谈判。这种行业性谈判对一些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微型企业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餐饮业中90%以上是小企业，微型企业又大约在小企业里占80%到90%，所以在餐饮业中企业层级的谈判很难开展。每个企业的工人人数太少，不可能形成有规模有影响的工会组织，这样就无法形成对等，企业也不会下大功夫、花大成本去谈判。所以对于以中小企业为主的行业，行业性的集体谈判才更合适。
此外，餐饮行业的劳动标准一直是社会上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因为餐饮业的就业比较灵活，企业变动比较大，工人劳动量也非常高，待遇却相对较低，也不容易得到很好的保障。工人在签订劳动合同时没有能力去要价，企业内部也很难形成规范的谈判，所以需要从行业整体解决劳动标准和集体合同的问题。
工资的集体协商给劳资双方带来的是共赢。其实这种行业协会的谈判，并不是第一次。2004年，浙江温岭羊毛衫的行业协会和代表1.2万工人的行业工会进行了一次谈判。羊毛衫加工业和餐饮业很像，由很多小型工厂和小作坊组成。当时企业遇到了用工荒的问题，织羊毛衫需要一定的技术能力，但是由于工资低，工人不愿意工作，实际上雇主和员工都有需求。这就需要通过集体协商和谈判，让劳资关系能够牢固下来。从温岭的实践来看，员工有更多工资可挣，雇主有稳定的员工可招，双方在工资待遇上互相之间有一个约定和承诺，所以最后是一个共赢。这个共赢必须要经过一个谈判过程，甚至是一个艰苦的谈判过程。
通过集体协商谈判来解决劳资矛盾，特别是共同决定工资，应该是劳动关系调整中的一个最基本途径，全世界都是这么做的，我国的法制也很明确。中国的集体谈判从1995年《劳动法》颁布以后开始推行，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集体谈判这个理念在社会上越来越被认可和接受。根据劳动部的数据，10多年的时间共签订了80多万份集体合同，大部分是企业集体合同。应该说集体合同的签订对于劳动者权益的保障，特别是工资水平的提高，对于企业劳动关系的稳定、企业的长期发展都是有利的。但在现实中，集体合同实际执行的状况并不是特别理想，很多企业的集体合同就是走形式。
因此，关键的问题就是，武汉餐饮业这个集体合同所规定的内容能不能有效地落实下去？合同一开始就提到，武汉市所有企业和所有劳动者都应该执行相关规定，但是不执行谁来监督？通常集体合同文本上应该写上法律责任问题，如果不执行，需要承担什么责任，需要通过什么法律程序去解决它？但这个合同上似乎并没有很明确地指出。另外，这个集体合同对劳动标准，比如工资、工时、劳动条件规定得都很细，这对一个将近有4万家企业的行业来说，按照同一个标准执行的难度很大。所以在合同里要针对不同的企业做具体规定，注意执行劳动标准的灵活性问题。集体合同制度的目标并不仅仅是签完合同，最关键的问题是怎么落实合同的内容，如果仅仅停留于数字和形式，反倒失去了集体合同制度的严肃性。
（以上内容由中央电视台《今日观察》栏目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