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文，又称“猎碣”“岐阳石鼓”“陈仓十碣”“雍邑刻石”等。对其所刻的年代，历来就有很多争议，考据者各执一词。郭沫若认为是秦襄公（前770—前766）时所刻，震钧、罗振玉、马叙伦以为是秦文公（前765—前716）时所刻，马衡等人认为是秦穆公（前659—前621）时所刻，而唐兰先生则认为是秦献公十一年（前374年）时所刻。但无论如何，将石鼓文定为秦代的遗物，则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
　　石鼓文到唐代始发现于岐阳，文刻于十个鼓形石上，石高约100cm，径约60 cm,每块石上环刻着四言韵文诗一首,记述了秦国国君田猎的事情。这些鼓形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石鼓文年代久远，在石刻书法艺术中，算得上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了。
　　从书法的角度讲，石鼓文介于钟鼎文与秦李斯小篆之间，因此，它在书法上更接近于战国时期的作品。陈振濂先生说：“两周金文缺其整饬。显然还不具有这一类的结构能力；而秦始皇立国之后的小篆又太整饬，是比‘石鼓文’更进一步的规范化。”由此可以看出，石鼓文在书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石鼓文的艺术性极高，被尊为“千古篆法之祖”。地道的中锋用笔，略去了金文中刻意装饰的痕迹，以一种自然而不乏修饰的笔法，表现出线条的圆润；其结字方正匀称，庄重典雅，谨严而不刻板，静穆兼具灵动，诚如张怀瓘在《书断》中所说：“体象卓然，殊今异古，落落珠玉，飘飘缨组，仓颉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称书，遗迹石鼓。”由于石鼓文本身的艺术成就，它从被发现后即对后代书法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无论是唐代的李阳冰，还是清代的杨沂孙、吴昌硕，都得益于此；即便是当代的书法家、习篆者也纷纷效法，以增添作品古朴遒劲的韵味。
　　石鼓文的成就不仅仅表现在书法上。从文字学的角度看，其笔画结构和甲骨文、金文相比，已大为简化，这种简化主要表现在对“象形性”的删减及对“抽象性”的提炼上。甲骨文、金文中的一字多形在这里变得趋于规范了，应当说这是文字的一种进步。尽管文字的规范为书法形体多样性的表现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但正是这种规范增加了艺术家“对困难的克服”的勇气和信心。
　　石鼓文被发现后，引来了无数文人的殷殷关注。自唐朝至明代，很多大家都写作诗文为它讴歌。韦应物、韩愈、苏东坡、董其昌都有《石鼓歌》问世。这些充满诗情画意的诗文，虽然无法与现实中的石鼓文一一对应，但是其意象的转换却能帮助人们加深对石鼓文书法艺术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