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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质不重量”
相关调查显示，我国城镇化正处于由上半场向下半场转折的加速阶段。根据国际规律，城镇化率达到30%-70%时属加速阶段。我国城镇人口从1978年的l.72亿人增加到2011年的6.91亿人，城镇化水平从17.9%提高到51.27%，正处于加速阶段。此外，从城市的数量方面来看，我国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达到125个，小城镇达到19680多个。
中金研究预计，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有望达到60%，仍将有 1.2 亿潜在人口逐步从农村转向城镇生活。随着农村人口进城后收入水平的逐步提升，消费习惯及消费能力逐步改进，将带动三四线城市及中小城镇的餐饮、零售、医疗保健、休闲娱乐及房地产等需求。但是，与过去三十年的快速发展相比，新转移人口的消费增量贡献已相对有限。
目前不少省市都提出了各自的城镇化方案。2012年底，包括福建、云南在内的多个省区就出台了城镇化体系建设规划方案，高调发布城镇化目标。江苏镇江更明确将“城镇化率达到65%”作为2013年工作奋斗目标。
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秦虹近日表示，过去城镇化由于快速发展、粗放发展、数量发展导致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要在新型城镇化推动过程中予以解决的，新型城镇化要提高城镇化的质量。
在《新京报》近日举办的论坛上，业内人士指出，新型城镇化将主要由产业产能合理再布局、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城市管理体制和能力升级和农业现代化等因素支撑。
在发展路径上，业内人士认为，新兴城镇化应该、走低碳、节约、集聚、绿色的城镇化。
土地与户籍改革
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认为，要真正意义上实现城镇化，必须解决一系列问题，而第一个就是土地流转问题。土地制度改革才是城镇化的基础，同时还需解决户籍、保障房等问题。
在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荣誉会长聂梅生看来，土地制度改革实际上是一个贯彻落实的问题，应该落实同地、同权、同价，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城市化的问题仍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槛。
业内人士认为，应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合理分配土地增值收益和探索土地流转模式，保障失地农民的利益。
“城镇化的核心问题就是农民转为城市市民的过程。”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认为，人口转移问题是城镇化发展的核心所在。据了解，我国自上世纪50年代末以来，实行城乡户籍制度的二元政策以及相应的土地政策，导致城乡要素难以自由流动。而工业化使得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城市，然而户籍制度又使得“农民工”成为“半城市化”的常住人口。至今城乡居民享受着不平等的公共服务的差距。
“如果两亿多农民进城，在十几年内进城，它会带动多大的需求”，李铁表示，未来城镇化政策就是把两亿多的农民工和这7000万的城镇兼留的人口，通过户籍制度改革、通过稳步的农民工外来人口的市民化进程，从农村转向城镇，从原住地转向他就业地，以此带动消费市场，从而拉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消费提升。
业内人士建议，要逐步建立城乡一体的居住证制度，可以举家迁徙和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以就业年限、居住年限或社保参与年限为基准，加快放开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中城市和特大城市落户限制，引导和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定居。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认为，要真正让农村的人成为城里人，真正享受城市居民同样的待遇，还要解决其就业、社会保障、住房等一系列公共服务问题，才能真正说是实现城镇化。
多元化推进
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城镇化进程中政府主导代替了市场成为推手，政府在推进土地、户籍、城乡分割福利等相对滞后，不利于城镇化。
据了解，截至2 011年底，中国城镇化率51.27%，这意味着有一半以上的人生活在城市，即6.9亿人。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冯奎表示，还有差不多16%、17%的人虽然生活在城市但是并不能享受到城镇居民的公共服务，实际的城镇化率才35%。
任志强就认为，过去的城镇化更多是靠政府的行政命令进行编制，而国外“是随着人口和经济发展的过程，形成一定的人口规模之后，就变成了市”。
业内人士认为，国际城镇化本身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是市场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结果。但在国内，当各级政府将城镇化作为一个扩大内需、增加GDP的抓手后，城镇化将更多地体现政府和官员的意志，政府在城镇化中成了“万能政府”。最后的结果是GDP得到发展，但以就业、收入、福利为内容的民生没有相应改善。
“市场自己能办的事儿，你就让市场去办，凡是企业能够自律，行业能够自律的事儿，尽量发挥市场的作用去办。”成思危表示，一个城市的建设不可能是政府全包下来，城镇化现在发展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资本，全靠财政是不可能的，必须要靠政府资金的引导，加上民间大量的资金才有望完成。因此，有许多职能应交给市场，政府应主要为居民、企业创造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让居民和企业自由选择居住地、就业岗位和产业方向。
首创置业董事长刘晓光也认为，改造一个小城镇需要至少是60亿元左右的现金，必须借助市场化途径。
在刘晓光看来，改革红利如何与城镇化结合起来，如何用市场化和多元化的手段来解决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难点，是当下的问题所在。
此外，城镇化还需加强区域间政府的合作。国家发改委国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城认为，京津冀的发展不如长三角和珠三角，差距就在两个字——合作，就是说北京、天津和河北要加强合作。
在肖金城看来，政府掌握很多的资源，如果不把这个资源向周边释放的话，那么周边就得不到辐射。所以未来解决大都市的问题，还是要靠合作、靠城市群的共同发展。
相关调查显示，我国城镇化正处于由上半场向下半场转折的加速阶段。根据国际规律，城镇化率达到30%-70%时属加速阶段。我国城镇人口从1978年的l.72亿人增加到2011年的6.91亿人，城镇化水平从17.9%提高到51.27%，正处于加速阶段。此外，从城市的数量方面来看，我国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达到125个，小城镇达到19680多个。
中金研究预计，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有望达到60%，仍将有 1.2 亿潜在人口逐步从农村转向城镇生活。随着农村人口进城后收入水平的逐步提升，消费习惯及消费能力逐步改进，将带动三四线城市及中小城镇的餐饮、零售、医疗保健、休闲娱乐及房地产等需求。但是，与过去三十年的快速发展相比，新转移人口的消费增量贡献已相对有限。
目前不少省市都提出了各自的城镇化方案。2012年底，包括福建、云南在内的多个省区就出台了城镇化体系建设规划方案，高调发布城镇化目标。江苏镇江更明确将“城镇化率达到65%”作为2013年工作奋斗目标。
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秦虹近日表示，过去城镇化由于快速发展、粗放发展、数量发展导致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要在新型城镇化推动过程中予以解决的，新型城镇化要提高城镇化的质量。
在《新京报》近日举办的论坛上，业内人士指出，新型城镇化将主要由产业产能合理再布局、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城市管理体制和能力升级和农业现代化等因素支撑。
在发展路径上，业内人士认为，新兴城镇化应该、走低碳、节约、集聚、绿色的城镇化。
土地与户籍改革
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认为，要真正意义上实现城镇化，必须解决一系列问题，而第一个就是土地流转问题。土地制度改革才是城镇化的基础，同时还需解决户籍、保障房等问题。
在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荣誉会长聂梅生看来，土地制度改革实际上是一个贯彻落实的问题，应该落实同地、同权、同价，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城市化的问题仍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槛。
业内人士认为，应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合理分配土地增值收益和探索土地流转模式，保障失地农民的利益。
“城镇化的核心问题就是农民转为城市市民的过程。”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认为，人口转移问题是城镇化发展的核心所在。据了解，我国自上世纪50年代末以来，实行城乡户籍制度的二元政策以及相应的土地政策，导致城乡要素难以自由流动。而工业化使得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城市，然而户籍制度又使得“农民工”成为“半城市化”的常住人口。至今城乡居民享受着不平等的公共服务的差距。
“如果两亿多农民进城，在十几年内进城，它会带动多大的需求”，李铁表示，未来城镇化政策就是把两亿多的农民工和这7000万的城镇兼留的人口，通过户籍制度改革、通过稳步的农民工外来人口的市民化进程，从农村转向城镇，从原住地转向他就业地，以此带动消费市场，从而拉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消费提升。
业内人士建议，要逐步建立城乡一体的居住证制度，可以举家迁徙和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以就业年限、居住年限或社保参与年限为基准，加快放开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中城市和特大城市落户限制，引导和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定居。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认为，要真正让农村的人成为城里人，真正享受城市居民同样的待遇，还要解决其就业、社会保障、住房等一系列公共服务问题，才能真正说是实现城镇化。
多元化推进
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城镇化进程中政府主导代替了市场成为推手，政府在推进土地、户籍、城乡分割福利等相对滞后，不利于城镇化。
据了解，截至2 011年底，中国城镇化率51.27%，这意味着有一半以上的人生活在城市，即6.9亿人。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冯奎表示，还有差不多16%、17%的人虽然生活在城市但是并不能享受到城镇居民的公共服务，实际的城镇化率才35%。
任志强就认为，过去的城镇化更多是靠政府的行政命令进行编制，而国外“是随着人口和经济发展的过程，形成一定的人口规模之后，就变成了市”。
业内人士认为，国际城镇化本身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是市场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结果。但在国内，当各级政府将城镇化作为一个扩大内需、增加GDP的抓手后，城镇化将更多地体现政府和官员的意志，政府在城镇化中成了“万能政府”。最后的结果是GDP得到发展，但以就业、收入、福利为内容的民生没有相应改善。
“市场自己能办的事儿，你就让市场去办，凡是企业能够自律，行业能够自律的事儿，尽量发挥市场的作用去办。”成思危表示，一个城市的建设不可能是政府全包下来，城镇化现在发展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资本，全靠财政是不可能的，必须要靠政府资金的引导，加上民间大量的资金才有望完成。因此，有许多职能应交给市场，政府应主要为居民、企业创造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让居民和企业自由选择居住地、就业岗位和产业方向。
首创置业董事长刘晓光也认为，改造一个小城镇需要至少是60亿元左右的现金，必须借助市场化途径。
在刘晓光看来，改革红利如何与城镇化结合起来，如何用市场化和多元化的手段来解决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难点，是当下的问题所在。
此外，城镇化还需加强区域间政府的合作。国家发改委国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城认为，京津冀的发展不如长三角和珠三角，差距就在两个字——合作，就是说北京、天津和河北要加强合作。
在肖金城看来，政府掌握很多的资源，如果不把这个资源向周边释放的话，那么周边就得不到辐射。所以未来解决大都市的问题，还是要靠合作、靠城市群的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