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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一个人一生当中参加过很多次告别，但追思会并不是经常能参加到的，尽管有很多很多的朋友。
刚才有几个老师提到，跟张勇老师不是很熟。这个熟与不熟的定义，可能跟频次、深度有关系。我想，我们所有来到改进社的老师或者我们的同仁，可能是首先熟悉了储朝晖老师，才熟悉张勇老师的。我跟储老师认识年份很长了，但是我们每次都是匆匆相见，我们私下聊天说话的时候都很少。我们可能在一个节目里聊40分钟，但下面我们俩说话量非常非常少。他突然有一天跟我说要不你来参加我们改进社的活动吧，当社员。
我对“社员”这个概念有特别深的感情，因为我以前做过社员，是知青，我一听就想起了大队第六生产队的社员，我非常高兴。之后我在改进社见到了张勇老师，我常年在媒体工作，也是跟人打交道，所以对人会特别敏感，包括他的外形，他的声音，他的气质。
张勇老师留给我的印象：第一，他说话很密，他刚开始说话的时候特别快。“话密”好像不是一个很褒义的词。意思是他这个人话那么多呀，话痨呀，等等。但张勇老师这种“话密”是有压迫感的，但不是让你不适，他在促使你专注地听，你得赶紧消化，然后他还带有点口音，你想听懂他是有难度的。 恰恰是因为这样，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位老师，我要跟他说话，得提起点精神，我得提高专注力，不能随便来两句就能把他对付过去了。
第二，我认为张勇老师非常有分量。我们说分量一般都会谈什么头衔，他有怎样的影响。他的分量就是他的体重，对体重各人有很多理解，我认为张老师他的体重就是他的厚度、他的知识、他积淀的外观。你跟他有更多的接触之后，你才会对一个人的分量有更多新的发现和新的理解。我真的没跟张老师说过多少话，但是我也很高兴他后来记住了我。我们再开会的时候，他会说：“哎，朱老师！”他会跟我打个招呼。还是没有太多的话。都是他讲话我在底下听。但是，当那一天我在微信群里，晚上睡觉前打开微信看到噩耗时，我绝对是不相信，我又不敢乱问，我只能试着来确认这是不是真的。接下来我就去找医生，医生说你怎么了，我说血压很不稳定，感到头晕。我回想起来跟张勇老师的突然离去有一定的影响。它并不是身体的生理反应，而是说你曾经跟他在一起是同仁。人跟人的关系就是在生死的时候才会显得更加强烈。
今天的追思会虽然只有很短的时间，我突然又有新的感觉，就是什么呢？我不曾特别熟悉的张老师，我反而觉得他不仅是没有走远，而是离得更近。这离得更近有两点：
第一，我今天听到了很多关于他的信息，知道他是神童，知道他在北大学习数学，增加了我对他的了解，因为我对数学是没有学成的，何况是在北京大学学呢。还有一点，就是我的生命也是在向这个方向走，所以我们是相向的。他这一步跨得比较快，但接下来我们一定是越走越近，在精神上他一定会带来更多的，像刚才洪老师所说的，我们的对话不是像在这种场合下的，一定是在心里。可能会把之前很多很陌生的没有更深入地交谈的内容借助我们改进社或者借助他未竟的事业有更多的交流。
第二，我在述说“第三方”这三个字。第三方这类的事业或者这一类的事情在咱们中国是处于一个发展阶段。而第三方在一些相对发达的国家，处在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所谓第三方，是他所希望的领域之中的那些利益方之外的第三方。比如我们现在谈教育，办教育的和受教育的，这是两方，各自的评价会有很多的不同。昨天下午我花了100分钟看了两位小学家长和他们的孩子所在的学校的校长之间的对话，他们有分歧，需要沟通，校长们就把这个记录给我看了，给我一个深深的印象，受教育的一方的很多的利益诉求，和办教育的一方所坚守的一些东西，或者说所做的东西，产生了很多评价方面的分歧。因此，张勇老师的价值，他用第三方这样的、可以说在全世界可以普及的一个概念，强调的就是两点：客观和专业。我们中国的发展，许多事情需要我们第三方给予更多的评价。政府部门开始在这方面有所认识。我们很多的工作不仅仅靠自己的考评来解决，而是依托和培育社会的第三方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勇老师一定不愧于第三方上的先躯。在中国做这个事太难了，绝不是技术，绝不是数据的问题，首先是凭什么。凭什么是你来评价。我们的职称体系垄断了整个社会对人才的所谓统一的评价，深深影响了我们教育对培养目标的起点。我们所有年轻人的成才，因为有了职称的一把尺子，大家都去对付这个正高和副高。可是我们看看身边的世界五百强，看看那些我们不以传统形式组成的医院，他们的评价恰恰是不用职称的，用的是什么？用的是岗位标准。而这个岗位标准是完全可以交给市场的第三方评价机构来提出的。他们具有技术方法、技术手段和评价标准。他们评价好了你来用就可以了。刚才袁老师提到那个问题，说深圳招了很多非师范类的院校的学生来做教师，这绝对是一个发展方向。北京理工大学附屬学校招了很多很高学历、非师范类的学生进来。这些人进校之后当老师，张老师继续在主持或者我们第三方的评价体系就能评价这些人是否适合当老师。
张勇让我觉得我虽然今年60岁了也还要学艺，但我一定要像他一样收窄自己的进步范围，尽量在一些更窄的领域更深地去下功夫。比如，最近我遇到的我认为很尴尬的一件事，就是去房山讲课。讲的是什么内容呢？传统的家长会和家访，以及跟班主任进行探讨。房山的学校，老师提出了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我们的家长和家庭的情况很不一样，他们要去打工，他们开家长会没有时间，家访，我们去他家里头看了，能看到什么？当这些问题被提出来的时候，就引发了我更多的思考。对照张勇老师他的那种痴的精神，我想我只有更多地去走进这所学校，和这些老师进行沟通，了解实际和他们的处境，然后我们一起想办法，也让我的努力有了价值。对张勇的追忆，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激励。
（作者单位：中华教育改进社）
刚才有几个老师提到，跟张勇老师不是很熟。这个熟与不熟的定义，可能跟频次、深度有关系。我想，我们所有来到改进社的老师或者我们的同仁，可能是首先熟悉了储朝晖老师，才熟悉张勇老师的。我跟储老师认识年份很长了，但是我们每次都是匆匆相见，我们私下聊天说话的时候都很少。我们可能在一个节目里聊40分钟，但下面我们俩说话量非常非常少。他突然有一天跟我说要不你来参加我们改进社的活动吧，当社员。
我对“社员”这个概念有特别深的感情，因为我以前做过社员，是知青，我一听就想起了大队第六生产队的社员，我非常高兴。之后我在改进社见到了张勇老师，我常年在媒体工作，也是跟人打交道，所以对人会特别敏感，包括他的外形，他的声音，他的气质。
张勇老师留给我的印象：第一，他说话很密，他刚开始说话的时候特别快。“话密”好像不是一个很褒义的词。意思是他这个人话那么多呀，话痨呀，等等。但张勇老师这种“话密”是有压迫感的，但不是让你不适，他在促使你专注地听，你得赶紧消化，然后他还带有点口音，你想听懂他是有难度的。 恰恰是因为这样，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位老师，我要跟他说话，得提起点精神，我得提高专注力，不能随便来两句就能把他对付过去了。
第二，我认为张勇老师非常有分量。我们说分量一般都会谈什么头衔，他有怎样的影响。他的分量就是他的体重，对体重各人有很多理解，我认为张老师他的体重就是他的厚度、他的知识、他积淀的外观。你跟他有更多的接触之后，你才会对一个人的分量有更多新的发现和新的理解。我真的没跟张老师说过多少话，但是我也很高兴他后来记住了我。我们再开会的时候，他会说：“哎，朱老师！”他会跟我打个招呼。还是没有太多的话。都是他讲话我在底下听。但是，当那一天我在微信群里，晚上睡觉前打开微信看到噩耗时，我绝对是不相信，我又不敢乱问，我只能试着来确认这是不是真的。接下来我就去找医生，医生说你怎么了，我说血压很不稳定，感到头晕。我回想起来跟张勇老师的突然离去有一定的影响。它并不是身体的生理反应，而是说你曾经跟他在一起是同仁。人跟人的关系就是在生死的时候才会显得更加强烈。
今天的追思会虽然只有很短的时间，我突然又有新的感觉，就是什么呢？我不曾特别熟悉的张老师，我反而觉得他不仅是没有走远，而是离得更近。这离得更近有两点：
第一，我今天听到了很多关于他的信息，知道他是神童，知道他在北大学习数学，增加了我对他的了解，因为我对数学是没有学成的，何况是在北京大学学呢。还有一点，就是我的生命也是在向这个方向走，所以我们是相向的。他这一步跨得比较快，但接下来我们一定是越走越近，在精神上他一定会带来更多的，像刚才洪老师所说的，我们的对话不是像在这种场合下的，一定是在心里。可能会把之前很多很陌生的没有更深入地交谈的内容借助我们改进社或者借助他未竟的事业有更多的交流。
第二，我在述说“第三方”这三个字。第三方这类的事业或者这一类的事情在咱们中国是处于一个发展阶段。而第三方在一些相对发达的国家，处在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所谓第三方，是他所希望的领域之中的那些利益方之外的第三方。比如我们现在谈教育，办教育的和受教育的，这是两方，各自的评价会有很多的不同。昨天下午我花了100分钟看了两位小学家长和他们的孩子所在的学校的校长之间的对话，他们有分歧，需要沟通，校长们就把这个记录给我看了，给我一个深深的印象，受教育的一方的很多的利益诉求，和办教育的一方所坚守的一些东西，或者说所做的东西，产生了很多评价方面的分歧。因此，张勇老师的价值，他用第三方这样的、可以说在全世界可以普及的一个概念，强调的就是两点：客观和专业。我们中国的发展，许多事情需要我们第三方给予更多的评价。政府部门开始在这方面有所认识。我们很多的工作不仅仅靠自己的考评来解决，而是依托和培育社会的第三方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勇老师一定不愧于第三方上的先躯。在中国做这个事太难了，绝不是技术，绝不是数据的问题，首先是凭什么。凭什么是你来评价。我们的职称体系垄断了整个社会对人才的所谓统一的评价，深深影响了我们教育对培养目标的起点。我们所有年轻人的成才，因为有了职称的一把尺子，大家都去对付这个正高和副高。可是我们看看身边的世界五百强，看看那些我们不以传统形式组成的医院，他们的评价恰恰是不用职称的，用的是什么？用的是岗位标准。而这个岗位标准是完全可以交给市场的第三方评价机构来提出的。他们具有技术方法、技术手段和评价标准。他们评价好了你来用就可以了。刚才袁老师提到那个问题，说深圳招了很多非师范类的院校的学生来做教师，这绝对是一个发展方向。北京理工大学附屬学校招了很多很高学历、非师范类的学生进来。这些人进校之后当老师，张老师继续在主持或者我们第三方的评价体系就能评价这些人是否适合当老师。
张勇让我觉得我虽然今年60岁了也还要学艺，但我一定要像他一样收窄自己的进步范围，尽量在一些更窄的领域更深地去下功夫。比如，最近我遇到的我认为很尴尬的一件事，就是去房山讲课。讲的是什么内容呢？传统的家长会和家访，以及跟班主任进行探讨。房山的学校，老师提出了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我们的家长和家庭的情况很不一样，他们要去打工，他们开家长会没有时间，家访，我们去他家里头看了，能看到什么？当这些问题被提出来的时候，就引发了我更多的思考。对照张勇老师他的那种痴的精神，我想我只有更多地去走进这所学校，和这些老师进行沟通，了解实际和他们的处境，然后我们一起想办法，也让我的努力有了价值。对张勇的追忆，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激励。
（作者单位：中华教育改进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