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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我出生在安徽安庆郊区白邻坂邓家大屋。据载，邓家大屋是完白公公的儿子少伯公公所置。完白公公是乾隆时期的书法篆刻家邓石如，自号完白，父亲邓以蛰是完白公公的五世孙。邓家大屋面积很大，大门右边有一大花园，有围墙，旁有池塘。墙内有竹林，花木很多。我、妹妹、稼先都出生于此。
我五岁时到安庆城里，住在外祖母家，读私塾学校一年。父亲由美国回国，他在美读哲学学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两年，因我和妹妹到了应该上学的年龄，所以回国，也许也心疼母亲辛苦照料家。父亲回国后祖母逝世，在家呆了年余，稼先出世。在稼先八个月时，我们全家到了北京，那一年是1925年。
父亲在北大任教，我在府右街读小学二年级，妹妹茂先读一年级。我们家住北长街40号，是新盖的房子，房租很贵，每月大洋40元。此房靠近中山公园后门，每天母亲携稼先到公园走走。不久北大欠薪，我们搬家到地安门附近椅子胡同，每月房租28元，我读培元小学三年级。读完四年级，北大发的工资不能糊口，我们全家赴厦门，父亲在厦门大学教课。那时大学校址设在半山上，能吃饱饭，但买不到东西。母亲水土不服，生活不惯，她有哮喘病不能起床，未到一年我们离开厦门大学。离开后全家暂住上海，父亲靠给《晨报》副刊写文章维持生活。
罗家伦先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后，聘请父亲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回北平后先住清华西院9号，我在清华校内成志小学读五年级。一年后父亲兼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所以我家搬进城，住西城区北沟沿甲12号。我读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六年级。小学毕业后，我同妹妹先后考取师范大学附属女附中。
我读高中时就帮助母亲料理家务，那时稼先四岁多，整天玩耍，弹球、抖空竹等。我同班同学路淑言家中为她弟弟和外孙请了一位老先生教古文，我同父亲商量让稼先也加入路家老先生班和他们一同念古文。稼先读了一年多，读完《诗经》《尔雅》《左传》等古文，当时在父亲面前可以整本书地背诵。他很聪明，记性也好。
稼先六岁时在南半截胡同小学读一年级，离家近。一天放学后稼先未回家，我到学校见他站在教室外，老师说他在教室玩球，将教室窗子玻璃碰碎，罚站。我立刻赔了钱，携他回家。过了一学期，稼先转学到府右街四存小学，毕业后，考取西城口袋胡同志成中学。因为志成中学靠近我校附中，我比较了解，于是同父亲商量让稼先转到绒线胡同崇德中学（今三十一中）。崇德是教会学校，必须住宿，管教很严，母亲为住校吃住不放心不太赞成。我说服母亲，告诉她杨武之先生的儿子杨振宁、郑侗孙先生的儿子郑式诚都在崇德上学。通过同学的关系，我辗转找到在崇德教数学的李先生。李先生考了一下稼先算学，很满意，于是稼先入了崇德中学。杨振宁比他高一班，他俩很要好，我经常到学校探望他，见他们俩总在一起打墙球。
稼先读到高一时，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崇德中学被迫停办。北平沦陷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师生组织步行去湖南长沙，在那儿复课。父亲、张子高先生等数位老师因年老体弱，不能步行随大队去长沙。如此一来，家中生活无着，幸而我已从朝阳大学毕业。毕业后，我到金城银行附属单位小本借贷处工作，在调查组，每月工资25元，还发一袋面粉或半袋米，中午管一顿饭，总算可以为四口之家糊口。
當年稼先十四岁，因崇德中学被迫关门，他又回到志成中学读高二。一天湖北汉口陷落，沦陷区“庆祝”，北平各中学领学生上街“庆祝”，稼先在学生队中将小旗子丢掉，老师发现后去见父亲，劝说让稼先避避风头。于是，父亲叫我带稼先离开北平。当时，我的工作由妹妹茂先代替。我离开银行赶紧准备带稼先到后方，很快办理了离开北平的手续。
平安到达目的地昆明，我和稼先暂住昆明定花巷，不几日，经陶孟和伯伯介绍，我到昆明郊区马街子电池厂工作。我被分在审核科，以查账为主，每月工资80元，借住同事空屋一小间，很方便。落实好工作后，就着手安排稼先去重庆江津。重庆江津有从安庆迁去的安徽国立九中，当时四叔邓季宣是九中校长，稼先去那里入读高三。
抗战期间，我在电池厂的工作很顺利，星期日有时我会进城各家走走。常去城内陶伯母家，也去张奚若张伯母家，她们都对我热情相待！汤用彤伯母因躲警报住昆明宜良，有时我也小住。在那个年代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传统之下，我经汤用彤伯伯介绍相识联大物理学教授郑华炽，交往一年后结婚。
稼先在江津一年后高三毕业，报考的是昆明西南联大。那时敌机频繁轰炸重庆，稼先未赶上联大当天的应考期，之后只剩同济大学一所学校可报考，无奈只能暂时报考了同济大学，应试后被录取。那时我已回昆明，写信叫他不要到同济大学报到。然后我给教育部司长吴之椿伯伯写信，叙说我携稼先到后方，主要负有他前途的一切责任，如若稼先在重庆同济大学读四年，我怎么照顾他？吴伯伯很同情，当时就写信给西南联大。说好试读一年，但稼先只用了半年就因各科成绩优秀提前转为正式生。我和稼先都在昆明，我心安矣！稼先在联大读书时，我有时会去学生宿舍取被子和衣服洗补，缝补袜子时最多。
那时警报不断，我们天晴时就往外跑。在这期间，我、华炽、稼先都病倒了！华炽、稼先同时得了斑疹伤寒，我得了疟疾。我从联大宿舍把稼先接回家养病，三人同时生病，狼狈极了！伤寒病主要靠饮食调养，每天只能喝稀粥，养了月余才病愈。
战事接近尾声，国民党疯狂迫害进步人士，常在大学抓进步学生。我知道稼先是学生运动中活跃的一员，嘱咐他注意安全，我俩离家，总不能让我一人回家，怎么向双亲交代？
战事结束后，北大、清华、南开各回自己的学校。杨振声、郑天挺、郑华炽先回北平安置复校事宜，我独自带着幼子到重庆等军用飞机回北平。乘飞机人太多，我在一小旅店等了一个多月，才终于抵家与父母相聚！不几日，稼先护送一位有病的老师返回北平，因稼先联大毕业，北大聘请他任物理系助教。
此时稼先已20多岁，朋友们纷纷张罗为他介绍女朋友。北大一位同事为他介绍一女士，见面后我问他姑娘如何，他回答：“擦那么多脂粉，差点儿把我熏跑了！”
那时我和许德珩先生的住房紧邻，许伯母劳君展先生和我常见面，她是法国留学生，专长数学，在大学教书，为人和蔼可亲。稼先常回我处吃晚饭，所以许伯母见过他。许伯母见稼先一表人才，知道他教书很认真。许伯母有一女儿叫许鹿希，学医。我和稼先说劳君展先生很看重他，问他班上是否有一女生叫许鹿希，他回答我班上有两个女生，一个叫周北凡，一个叫许鹿希，这两个女生在班上功课都很好。经过我和许伯母劳君展先生促成，稼先和许鹿希成为终身伴侣。
稼先助教两年后考取美国普渡大学留学，在美学习两年，获得博士学位。美国教授劝他到英国深造，但因国内急需科学人才，稼先未去英国，选择了匆匆回国，当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稼先回国后，经钱三强先生介绍，搞核工业。稼先离开人间，我为之痛心之极！在追悼会上见到他的同事，不堪回首！伤哉！痛哉！无可奈何！
我五岁时到安庆城里，住在外祖母家，读私塾学校一年。父亲由美国回国，他在美读哲学学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两年，因我和妹妹到了应该上学的年龄，所以回国，也许也心疼母亲辛苦照料家。父亲回国后祖母逝世，在家呆了年余，稼先出世。在稼先八个月时，我们全家到了北京，那一年是1925年。
父亲在北大任教，我在府右街读小学二年级，妹妹茂先读一年级。我们家住北长街40号，是新盖的房子，房租很贵，每月大洋40元。此房靠近中山公园后门，每天母亲携稼先到公园走走。不久北大欠薪，我们搬家到地安门附近椅子胡同，每月房租28元，我读培元小学三年级。读完四年级，北大发的工资不能糊口，我们全家赴厦门，父亲在厦门大学教课。那时大学校址设在半山上，能吃饱饭，但买不到东西。母亲水土不服，生活不惯，她有哮喘病不能起床，未到一年我们离开厦门大学。离开后全家暂住上海，父亲靠给《晨报》副刊写文章维持生活。
罗家伦先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后，聘请父亲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回北平后先住清华西院9号，我在清华校内成志小学读五年级。一年后父亲兼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所以我家搬进城，住西城区北沟沿甲12号。我读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六年级。小学毕业后，我同妹妹先后考取师范大学附属女附中。
我读高中时就帮助母亲料理家务，那时稼先四岁多，整天玩耍，弹球、抖空竹等。我同班同学路淑言家中为她弟弟和外孙请了一位老先生教古文，我同父亲商量让稼先也加入路家老先生班和他们一同念古文。稼先读了一年多，读完《诗经》《尔雅》《左传》等古文，当时在父亲面前可以整本书地背诵。他很聪明，记性也好。
稼先六岁时在南半截胡同小学读一年级，离家近。一天放学后稼先未回家，我到学校见他站在教室外，老师说他在教室玩球，将教室窗子玻璃碰碎，罚站。我立刻赔了钱，携他回家。过了一学期，稼先转学到府右街四存小学，毕业后，考取西城口袋胡同志成中学。因为志成中学靠近我校附中，我比较了解，于是同父亲商量让稼先转到绒线胡同崇德中学（今三十一中）。崇德是教会学校，必须住宿，管教很严，母亲为住校吃住不放心不太赞成。我说服母亲，告诉她杨武之先生的儿子杨振宁、郑侗孙先生的儿子郑式诚都在崇德上学。通过同学的关系，我辗转找到在崇德教数学的李先生。李先生考了一下稼先算学，很满意，于是稼先入了崇德中学。杨振宁比他高一班，他俩很要好，我经常到学校探望他，见他们俩总在一起打墙球。
稼先读到高一时，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崇德中学被迫停办。北平沦陷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师生组织步行去湖南长沙，在那儿复课。父亲、张子高先生等数位老师因年老体弱，不能步行随大队去长沙。如此一来，家中生活无着，幸而我已从朝阳大学毕业。毕业后，我到金城银行附属单位小本借贷处工作，在调查组，每月工资25元，还发一袋面粉或半袋米，中午管一顿饭，总算可以为四口之家糊口。
當年稼先十四岁，因崇德中学被迫关门，他又回到志成中学读高二。一天湖北汉口陷落，沦陷区“庆祝”，北平各中学领学生上街“庆祝”，稼先在学生队中将小旗子丢掉，老师发现后去见父亲，劝说让稼先避避风头。于是，父亲叫我带稼先离开北平。当时，我的工作由妹妹茂先代替。我离开银行赶紧准备带稼先到后方，很快办理了离开北平的手续。
平安到达目的地昆明，我和稼先暂住昆明定花巷，不几日，经陶孟和伯伯介绍，我到昆明郊区马街子电池厂工作。我被分在审核科，以查账为主，每月工资80元，借住同事空屋一小间，很方便。落实好工作后，就着手安排稼先去重庆江津。重庆江津有从安庆迁去的安徽国立九中，当时四叔邓季宣是九中校长，稼先去那里入读高三。
抗战期间，我在电池厂的工作很顺利，星期日有时我会进城各家走走。常去城内陶伯母家，也去张奚若张伯母家，她们都对我热情相待！汤用彤伯母因躲警报住昆明宜良，有时我也小住。在那个年代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传统之下，我经汤用彤伯伯介绍相识联大物理学教授郑华炽，交往一年后结婚。
稼先在江津一年后高三毕业，报考的是昆明西南联大。那时敌机频繁轰炸重庆，稼先未赶上联大当天的应考期，之后只剩同济大学一所学校可报考，无奈只能暂时报考了同济大学，应试后被录取。那时我已回昆明，写信叫他不要到同济大学报到。然后我给教育部司长吴之椿伯伯写信，叙说我携稼先到后方，主要负有他前途的一切责任，如若稼先在重庆同济大学读四年，我怎么照顾他？吴伯伯很同情，当时就写信给西南联大。说好试读一年，但稼先只用了半年就因各科成绩优秀提前转为正式生。我和稼先都在昆明，我心安矣！稼先在联大读书时，我有时会去学生宿舍取被子和衣服洗补，缝补袜子时最多。
那时警报不断，我们天晴时就往外跑。在这期间，我、华炽、稼先都病倒了！华炽、稼先同时得了斑疹伤寒，我得了疟疾。我从联大宿舍把稼先接回家养病，三人同时生病，狼狈极了！伤寒病主要靠饮食调养，每天只能喝稀粥，养了月余才病愈。
战事接近尾声，国民党疯狂迫害进步人士，常在大学抓进步学生。我知道稼先是学生运动中活跃的一员，嘱咐他注意安全，我俩离家，总不能让我一人回家，怎么向双亲交代？
战事结束后，北大、清华、南开各回自己的学校。杨振声、郑天挺、郑华炽先回北平安置复校事宜，我独自带着幼子到重庆等军用飞机回北平。乘飞机人太多，我在一小旅店等了一个多月，才终于抵家与父母相聚！不几日，稼先护送一位有病的老师返回北平，因稼先联大毕业，北大聘请他任物理系助教。
此时稼先已20多岁，朋友们纷纷张罗为他介绍女朋友。北大一位同事为他介绍一女士，见面后我问他姑娘如何，他回答：“擦那么多脂粉，差点儿把我熏跑了！”
那时我和许德珩先生的住房紧邻，许伯母劳君展先生和我常见面，她是法国留学生，专长数学，在大学教书，为人和蔼可亲。稼先常回我处吃晚饭，所以许伯母见过他。许伯母见稼先一表人才，知道他教书很认真。许伯母有一女儿叫许鹿希，学医。我和稼先说劳君展先生很看重他，问他班上是否有一女生叫许鹿希，他回答我班上有两个女生，一个叫周北凡，一个叫许鹿希，这两个女生在班上功课都很好。经过我和许伯母劳君展先生促成，稼先和许鹿希成为终身伴侣。
稼先助教两年后考取美国普渡大学留学，在美学习两年，获得博士学位。美国教授劝他到英国深造，但因国内急需科学人才，稼先未去英国，选择了匆匆回国，当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稼先回国后，经钱三强先生介绍，搞核工业。稼先离开人间，我为之痛心之极！在追悼会上见到他的同事，不堪回首！伤哉！痛哉！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