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司机还是带着“高大上”光环的职业;如今，你却可以轻易地接下一单顺风车生意。
　　20年前，传道授业解惑依然是教授、专家们的专利;如今，通过分享知识和见解你也可以成为“知乎大神”。
　　10年前，维修手机、笔记本的过程充满煎熬;如今只要一通电话，“闪修侠”就会上门帮你搞定。
　　看似不同的纷繁表象的背后，有着怎样恒定不变的演变逻辑？这就是知识和技能从封闭垄断走向流动共享的过程。开车、学习特定知识、修理电子产品，它们都是我们后天习得的，如今通过对这些知识和技能的分享，我们可以互通有无、赚取收入、收获认同，同时让我们所处的世界变得更好。
　　如果说“资本”是可以滚动增值、创造价值的金钱，那么如今知识和技能已经成为一种“智本”。
　　一个“智本”共享的新时代，已然来临。
　　知识和技能为何到如今
　　才成为“智本”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社会进化生生不息。不断掌握知识和技能，正是人类文明能持续传承、丰富和升华的内在原因。
　　既然知识和技能一直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可为什么直到今天它们才能大规模地转化为“智本”？因为这些“智本”原先都是相对垄断和封闭的，也正因为垄断和封闭，知识和技能总体上处于“供给不足”的稀缺状态。在稀缺状态下，大规模的流动和共享根本无从谈起。
　　比如在30年前，私家车本就没有进入寻常百姓家，那么掌握驾驶技能者自然只是少数。在20年前，中国还处在改革的起步阶段，社会分工不够细密，面向各种行业领域、掌握各种知识技能的专家、行家也是稀缺的，想要找人“传道授业解惑”自然不容易。也正如在10年前，因为手机等移动电子设备的普及率不够高，维修手机的人自然比现在少得多。
　　所以要增加知识和技能的供给，就必须打破原来的封闭和垄断状态，这事实上是一种知识和技能的“民主化”过程——让更多的普罗大众也能掌握。当我们回溯历史，可以发现知识和技能的“民主化”是纵贯古今、横跨东西的一条隐秘线索。
　　农耕文明时代，专家、行家具有鲜明的“两极化”特征，其实特别形而上，内圣外王之道，统御海内之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儒墨道法、阴阳五行、门客策士，这就是那个时代不事生产，专司提供“智力产品”的人。以养“士”著称的“战国四公子”——魏国的信陵君、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和楚国的春申君，就是最典型的“智力产品”买家。但在一个生产力水平仍然低下的时代，买得起“智力产品”的人只能是那些王公贵族，由此产生的“士”阶层有很强的依附性。
　　而位于形而下一端的，则更多是躬耕于陇亩的生产者了。农耕时代的生产力进步高度依赖经验积累，更多的是依靠一线生产者。但因为活动半径、传播范围的限制，即使有人做了某些革新，成为了事实上的专家、行家，其经验还是难以被更多人分享，甚至直接就湮没无闻了。
　　而当从西方发轫的工业文明兴起后，专家、行家的内涵外延也随之改变。工业生产力的进步高度依赖前沿科技的突破，不再是一线生产者经验积累所能实现。科学家、企业家成为富有价值的智力资本的拥有者。尽管他们的发明创造改变了普罗大众的生活，但他们的智力资本，说到底还是与普罗大众相距甚远。
　　工业化、自动化、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又进一步导致了两个必然结果：单纯的工业生产部门对劳动力需求减少，卻养得起更多“智力产品”提供者;供给过剩后竞争焦点改变，从追求产量、规模转向产品的差异化、附加值。这两个结果又导向了第三产业的兴起，研发、管理、营销、物流等服务需求激增，这类产业也成为新的专家、行家聚集地。我们如今看到的各种细分专业咨询机构，其实都是上述需求的产物。而其中的专家、行家就是掌握知识和技能的人，他们的绝对数量伴随分工细化、产业升级而不断增加。
　　从门客、策士到科学家、企业家，再到细分行业的专家和行家，掌握知识和技能的群体门槛在不断降低，数量不断增加，知识和技能的供给也越来越充裕。知识和技能大规模转化为“智本”的前提也才真正具备。
　　“智本”为什么能创造价值
　　我们都学过价值规律理论，虽然商品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但商品价格却受供求关系影响。供不应求时价格上涨，供过于求时价格下跌。
　　既然如此，当知识和技能的供给越来越充裕，它们似乎会变得越来越不值钱。可是这又如何解释当今方兴未艾的各种共享经济现象呢？为什么又有那么多人愿意为“智本”买单呢？
　　这就进一步引申出了“智本”分享经济学的第二个隐藏条件：局部和相对的稀缺。
　　杭州的人均机动车保有量全国第一，按道理说私家车和掌握驾驶技能者的供给是充足的，可为什么对各种快车、顺风车的需求依然无比旺盛？因为局部的、相对的稀缺无所不在。家里只有一辆车，结果赶上单双号限行;不同的家庭成员各有各的出行计划，出行路线不一致;碰上早晚高峰，出租车、地铁、公交车都解决不了问题……这些都是局部、相对的稀缺可能出现的场景。
　　这种局部、相对的稀缺也可能是地域性的。比如一位家住在小城镇的学生想要学习阿拉伯语，在穆斯林世界，这是母语，而在中国，那就是不折不扣的小语种。掌握专门语言的人可能大部分都集中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或集中在高校和翻译机构。可以想象，此时这位学生如果想在身边找到一个授课老师将十分困难。而另一方面，掌握阿拉伯语的老师也许除了本职工作以外，还有余力和空闲时间可以传道授业解惑，只是不知道可以把它分享给谁。因为地域分隔，产生了一种绝对供给充足和相对供给不足并存的吊诡现象。
　　问题的核心呼之欲出：知识和技能的供需双方同时大量存在，但因为信息不对称，他们彼此找不到对方。如果将他们双方连接起来，那么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那些我們所熟知的知识和技能共享平台，无论在细节上有何不同，本质上都是在做一种连接，一种知识和技能供需双方之间的连接。他们创造价值的高低，也取决于这种连接效率的高低。滴滴、Uber共享的是开车这种技能，闪修侠、快剪、觅食等O2O公司共享的是修手机、理发、烹饪等技能，知乎Live、“分答”、“得到”等知识付费平台共享的则是一些知识和见解。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一言以蔽之，知识和技能的共享经济模式，就是为了解决供给充裕背景下的局部、相对稀缺问题。
　　“智本”共享的馅饼如何
　　才不会变陷阱
　　当发现知识和技能的极大丰富遭遇局部和相对的供给不足时，不少共享经济的信徒便开始高呼春天已来。
　　尽管市场前景毋庸置疑，但应然不等于实然。至少从如今各种知识和技能共享平台的发展状况来看，确实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有人梦想着吃到馅饼也确实吃到了，有人梦想着吃到馅饼却踩进了陷阱。
　　那么，“智本”共享的馅饼如何不变陷阱？这首先需要有一种应对政策变动的抗压力。毋庸讳言，共享经济作为一种新兴业态，制度和规则的完善总是滞后于市场探索。当制度和规则的边界还不明晰的时候，市场上是存在套利空间的。而当制度和规则划定了边界，这些套利空间就瞬间消失了。最典型的当属网约车。当政府收紧了对网约车的监管，对平台资质、车牌所在地、车辆报废年限、司机准入资格等的严加限定后，原先海量供应的社会化车辆，旋即遭遇断崖式下滑。
　　今年3月1日起，很多人发现使用滴滴等网约车平台叫车，订单发出之后，往往需要等待好几分钟才有人接单。同时，通过网约车平台叫车的时候，经常处于溢价状态，哪怕是非高峰期。这与网约车发展初期的情况相比，可谓大相径庭。曹操专车、神州优车、首汽约车三家网约车平台，取得了杭州交通运管部门颁发的首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后，杭州日报记者3月初对市场进行了调查，发现彼时曹操专车已有1700多辆车通过检测，但在1600多名签约司机中却只有约三分之一通过了上岗考试。首汽约车的统计数据显示，“两证合一”可以合法上路的车辆目前只有120多辆。而神州优车大约只有200多名司机通过了考试。随后取得许可证的滴滴，则由于新政对车辆有2700毫米的轴距要求和12万的计税总价限制，合规车辆骤减，叫车难现象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同时，“智本”共享还需要一种对需求的精准把握。两年前各种O2O上门服务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打着“解放手艺人”的旗号，他们上门美甲、修手机、理发、洗窗帘……他们依靠大规模补贴获取客源和吸引手艺人，力图做大用户数和交易额。但是当资本寒冬袭来，当中的不少服务平台立刻陷入资金链断裂危机，上演了一幕幕速生速朽的悲喜剧。其原因就在于这些企业把由补贴所催生的“伪需求”当成了“真需求”，过于乐观地高估了市场需求的规模。而只有那些足够高频且刚性的需求，才能承载供给社会化所释放出来的巨量供给。
　　“智本”共享也需要一种维护知识和技能分享严肃性的战略定力。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网络环境中，知识和技能的分享需要一种专业精神。只有供需双方都是严肃认真的，分享流动的知识和技能才能实现其价值，否则有可能异化为一场娱乐化、浅薄化的闹剧。
　　比如语音问答平台“分答”，由答主定价，提问者和其他听众共同承担费用的偷听收费模式曾令人眼前一亮。但这本是慰藉和鼓励知识分享者的良药，却不幸步步走向了娱乐化的歧途。当“王思聪开通‘分答’，自爆曾让女友流产”、“一家兰州拉面店让佟大为魂牵梦萦”这样的劲爆消息刷爆了朋友圈时，“分答”就离纯粹的知识分享社区越来越远了。一旦越来越多的人将“分答”贴上“知识噱头、网红实体”的标签，势必就会做出“付费‘分答’、无关知识”的判断，而这种娱乐化、八卦化的偷听收费方式也就变成了饮鸩止渴的毒药。那些真正严肃认真分享知识的个体，也不幸淹没在由明星大V和狂欢大众构成的泛滥洪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