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9年10月25日,随着汽笛的一声长鸣,驳船缓离水岸。艾兆春一步跨上驳船高处,连连挥手:“回去吧,回去吧……等安顿好了,接你们下去看看。”船渐行渐远,艾兆春两眼噙泪依然不停挥手。
艾兆春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34.5万移民中的一员。长江最大支流汉江上的丹江口库区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为了确保工程供水,丹江口大坝坝顶将由原来的162米增加到176.6米,正常蓄水位由157米抬高至170米,风浪线172米,水库面积由745平方公里增加到1050平方公里。这意味着移民们的家园将葬身水底,他们将别无选择地惜别故土,踏上异乡。
移民工程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重要部分,涉及河南、湖北两省,共34.5万人,其中约23万人需要外迁。河南省淅川一个县需移民16万余人,湖北省丹江口市、郧县、郧西县、张湾区、武当山特区5个县需移民近18万人。
随着南水北调工程的进展,湖北、河南两省开始了有条不紊的库区移民和干线征迁工作。
两次离乡
58岁的叶明成经历了建国初因修建丹江口水库和2009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所涉及的两次移民。
1959年,均县(后更名为丹江口市)县城迁至沙陀营,一座水电城市就此兴起。均县县城周围的农民被移民安置在襄阳、随州等地。
14岁那年,叶明成被安置到随州安居镇肖店公社。那时的他还不理解父母为何一直掉眼泪。不远的均州古城一天天被淹没,在水涨到家门外十几米时,他和父母邻居一起上了船。先坐船,再坐火车,辗转三四天,一家人终于来到随州。
搬迁到外地的移民面临着完全陌生的环境,很久无法适应。他没有像父母一样天天念叨着想回去,但他也很快意识到,移民身份会使他失去很多机会,比如升学、当兵,甚至招 工。
1979年,他和均县镇关门岩村的一个姑娘结婚,把家和户口从随州迁回了均县镇。后来,他买了条小木船,过上了靠打鱼为生的生活。
上世纪80年代前后,移民政策放宽,叶明成的父母也回到 了均县镇,一开始没有住处,只好在水库边用芝麻秸搭了座棚子。1984年,叶明成请全生产队的人吃了顿饭,终于将父母的户口落入了关门岩村,他们再次成为故乡的人。第二年,父亲去世,老人在临终前告诉叶明成,死在家乡,他也没什么好遗憾的了。
随着渔民的增多,叶明成开始尝试网箱养鱼。经过二十多年,他已拥有40个网箱,加上十几亩柑橘园,一年收入可达20万元。再后来,家中的养鱼网箱已有100多个,村里的人都称他“养鱼大王”。
可是,为了南水北调,他再次成为移民。为了确保水库的水质,家中的100多个养鱼网箱也被取缔,他提前上岸“退休”。
“这辈子都围着南水北调转,终于等到丹江口水库的清水流进北京。为了调水都不容易,希望北方的人们珍惜用水!”得知汉江水正式进入北京的消息后,老移民叶明成感慨道。
难度最大的移民
南水北调移民工程是继三峡工程之后,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水库移民“大迁徙”。
1992年淹没区实行“禁建令”,原则上停止一切建设,村民生活困难。原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蒋旭光在调研中发现,有些移民群众房屋破旧,家里没有像样的家具物品,交通、环境、卫生、饮水等生活条件都很差。
2009年两会期间,时任河南省省委书记徐光春、省长郭庚茂“参谋”出了一个思路,针对丹江口库区移民强力要求尽快搬迁的呼声和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提出的中线工程2014年实现通水的目标,河南省打算“四年任务,两年完成”。和“四年任务,两年完成”相对应,湖北省提出“移民工作四年任务两年基本完成,三年彻底扫尾”的总体安排。
河南、湖北两省均已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目标。
丹江口库区在三年时间里搬迁安置超过30万人,而且多是跨县市安置,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见的。
世界著名移民专家、世界银行原社会政策与社会学高级顾问迈克尔·塞尼评价:“南水北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水利工程之一,丹江口库区移民是一项伟大的工程。”
搬迁工作虽已完成,但在搬迁过程中依然遭遇了各种难题。
为移民提供物质上的资助是必要的。但在众多人的眼里,不仅要关注移民的物质需求,更要关注人的发展需求和精神等非物质需求,尽量满足移民的合理要求,移民才能“稳得住”。
在移民搬迁中,对涉及的一处回民村,充分考虑民族习俗,并专门为回民建设了一座清真寺,搬迁时,一些特殊群体都有专车接送。“通过情感关怀和亲情操作来补充物质补偿的不足。”
南水北调工程的移民采取了相对集中安置的政策,继续沿用原来的村名,保留原来的基层组织架构,在新村建造一些怀旧的纪念物。蒋旭光说:这种相对集中的安置,为移民适应新环境提供了缓冲的时间,便于沟通和互相照顾。同时,每个家庭都配有联系人,帮助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实行责任制,三年不撤,以此保证群众向政府反映诉求的渠道透明、畅通。
搬迁到陌生的环境里,孩子上学又是一大难题。为此,河南省在每个移民新村都建起一所小学,保证11岁以下的孩子就近在村内上学,12岁以上的再出村。湖北在192个外迁安置点都考虑了配建学校,或扩建当地学校。
南水北调工程移民的另一个重要创新是将移民新村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将被征迁群众生产生活安置与当地社会经济建设相结合,多渠道安排资金,协调地方在供水、供电、交通、通信、医疗、教育等方面出台扶持政策。国家相关库区移民政策、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和新农村建设资金,优先倾斜库区移民,让移民新村实现一次规划、一步到位。
在新郑市多个移民新村,家家户户都是白色的二层小楼,村里健身广场、图书室等公共设施一应俱全。来自淅川的村民肖静飞说,自己从没想过能住上这样的房子。
在政策的支持下,安置区的很多村子都因地制宜找到了合适的发展模式。和村里很多家庭一样,肖静飞把分到的5亩多地承包给了一家农业公司搞生态园,每年有4000余元的承包费收益,自己还受雇于这家公司,每月有上千元收入,丈夫则继续在老家淅川打工。
移民工作是个大难题。搬迁难,稳定更难。移民真正融入新的环境还需一个很长的过程,搬得出只是第一步,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任重道远,需要作出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
艾兆春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34.5万移民中的一员。长江最大支流汉江上的丹江口库区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为了确保工程供水,丹江口大坝坝顶将由原来的162米增加到176.6米,正常蓄水位由157米抬高至170米,风浪线172米,水库面积由745平方公里增加到1050平方公里。这意味着移民们的家园将葬身水底,他们将别无选择地惜别故土,踏上异乡。
移民工程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重要部分,涉及河南、湖北两省,共34.5万人,其中约23万人需要外迁。河南省淅川一个县需移民16万余人,湖北省丹江口市、郧县、郧西县、张湾区、武当山特区5个县需移民近18万人。
随着南水北调工程的进展,湖北、河南两省开始了有条不紊的库区移民和干线征迁工作。
两次离乡
58岁的叶明成经历了建国初因修建丹江口水库和2009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所涉及的两次移民。
1959年,均县(后更名为丹江口市)县城迁至沙陀营,一座水电城市就此兴起。均县县城周围的农民被移民安置在襄阳、随州等地。
14岁那年,叶明成被安置到随州安居镇肖店公社。那时的他还不理解父母为何一直掉眼泪。不远的均州古城一天天被淹没,在水涨到家门外十几米时,他和父母邻居一起上了船。先坐船,再坐火车,辗转三四天,一家人终于来到随州。
搬迁到外地的移民面临着完全陌生的环境,很久无法适应。他没有像父母一样天天念叨着想回去,但他也很快意识到,移民身份会使他失去很多机会,比如升学、当兵,甚至招 工。
1979年,他和均县镇关门岩村的一个姑娘结婚,把家和户口从随州迁回了均县镇。后来,他买了条小木船,过上了靠打鱼为生的生活。
上世纪80年代前后,移民政策放宽,叶明成的父母也回到 了均县镇,一开始没有住处,只好在水库边用芝麻秸搭了座棚子。1984年,叶明成请全生产队的人吃了顿饭,终于将父母的户口落入了关门岩村,他们再次成为故乡的人。第二年,父亲去世,老人在临终前告诉叶明成,死在家乡,他也没什么好遗憾的了。
随着渔民的增多,叶明成开始尝试网箱养鱼。经过二十多年,他已拥有40个网箱,加上十几亩柑橘园,一年收入可达20万元。再后来,家中的养鱼网箱已有100多个,村里的人都称他“养鱼大王”。
可是,为了南水北调,他再次成为移民。为了确保水库的水质,家中的100多个养鱼网箱也被取缔,他提前上岸“退休”。
“这辈子都围着南水北调转,终于等到丹江口水库的清水流进北京。为了调水都不容易,希望北方的人们珍惜用水!”得知汉江水正式进入北京的消息后,老移民叶明成感慨道。
难度最大的移民
南水北调移民工程是继三峡工程之后,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水库移民“大迁徙”。
1992年淹没区实行“禁建令”,原则上停止一切建设,村民生活困难。原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蒋旭光在调研中发现,有些移民群众房屋破旧,家里没有像样的家具物品,交通、环境、卫生、饮水等生活条件都很差。
2009年两会期间,时任河南省省委书记徐光春、省长郭庚茂“参谋”出了一个思路,针对丹江口库区移民强力要求尽快搬迁的呼声和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提出的中线工程2014年实现通水的目标,河南省打算“四年任务,两年完成”。和“四年任务,两年完成”相对应,湖北省提出“移民工作四年任务两年基本完成,三年彻底扫尾”的总体安排。
河南、湖北两省均已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目标。
丹江口库区在三年时间里搬迁安置超过30万人,而且多是跨县市安置,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见的。
世界著名移民专家、世界银行原社会政策与社会学高级顾问迈克尔·塞尼评价:“南水北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水利工程之一,丹江口库区移民是一项伟大的工程。”
搬迁工作虽已完成,但在搬迁过程中依然遭遇了各种难题。
为移民提供物质上的资助是必要的。但在众多人的眼里,不仅要关注移民的物质需求,更要关注人的发展需求和精神等非物质需求,尽量满足移民的合理要求,移民才能“稳得住”。
在移民搬迁中,对涉及的一处回民村,充分考虑民族习俗,并专门为回民建设了一座清真寺,搬迁时,一些特殊群体都有专车接送。“通过情感关怀和亲情操作来补充物质补偿的不足。”
南水北调工程的移民采取了相对集中安置的政策,继续沿用原来的村名,保留原来的基层组织架构,在新村建造一些怀旧的纪念物。蒋旭光说:这种相对集中的安置,为移民适应新环境提供了缓冲的时间,便于沟通和互相照顾。同时,每个家庭都配有联系人,帮助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实行责任制,三年不撤,以此保证群众向政府反映诉求的渠道透明、畅通。
搬迁到陌生的环境里,孩子上学又是一大难题。为此,河南省在每个移民新村都建起一所小学,保证11岁以下的孩子就近在村内上学,12岁以上的再出村。湖北在192个外迁安置点都考虑了配建学校,或扩建当地学校。
南水北调工程移民的另一个重要创新是将移民新村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将被征迁群众生产生活安置与当地社会经济建设相结合,多渠道安排资金,协调地方在供水、供电、交通、通信、医疗、教育等方面出台扶持政策。国家相关库区移民政策、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和新农村建设资金,优先倾斜库区移民,让移民新村实现一次规划、一步到位。
在新郑市多个移民新村,家家户户都是白色的二层小楼,村里健身广场、图书室等公共设施一应俱全。来自淅川的村民肖静飞说,自己从没想过能住上这样的房子。
在政策的支持下,安置区的很多村子都因地制宜找到了合适的发展模式。和村里很多家庭一样,肖静飞把分到的5亩多地承包给了一家农业公司搞生态园,每年有4000余元的承包费收益,自己还受雇于这家公司,每月有上千元收入,丈夫则继续在老家淅川打工。
移民工作是个大难题。搬迁难,稳定更难。移民真正融入新的环境还需一个很长的过程,搬得出只是第一步,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任重道远,需要作出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