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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陈光标。2011年9月，知名企业家、非专业歌唱家陈光标，别出心裁地在偏处西南的贵州毕节准备了3000头猪羊和多台农用拖拉机。获赠猪羊的条件是，全场听完标哥的演唱会。
——陈氏慈善，似乎总摆不脱“做秀”的嫌疑。嘲骂声也因此一如既往。
外界看来，慈善本应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仁慈和悲悯，与之相匹配的行为模式，本应是一种低调安静。那么为什么陈光标如此高调做慈善？这是假慈善真虚伪？还是一种常人看不懂的中国式企业家智慧？
慈善是一件奢侈品
有人解释不愿意做慈善的原因是：中国人生存压力太大，没有精力去关注别人。普通人尚有生存压力，老板们呢？
事实上，从最近浙江温州大量制造企业老板跑路可见一斑。表面上看，这些企业固然是因为高利贷形成的恶性循环导致资金链断裂，往下深究，却是中小企业，特别是制造企业生存环境的恶化。譬如税收宽度越来越大。今年前8个月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0.9%，预计全年将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而仅仅在7月份，企业所得税就占到了2623亿元。据传，9月份工信部曾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建议，其中包括减免69个大类的收费项目，涉及子项高达上千项。国家层面可以取消的收费项目数量如此之多，更不消说地方收费和不能摆上台面的“潜规则”费用了。企业负担之重超乎想象，各种“运营”费用潜规则的逼压，都使企业生存越发艰难。
——生存尚且是一件奢侈品，何谈慈善？
小老板如此，大老板更甚。中国企业界有一条残酷的潜规则：不做出头鸟。大量优秀企业甚至是行业隐形冠军，长期潜伏于水下，不愿意甚至忌讳做太多的宣传，宁可闷声发大财。这样的企业家，被称为是最聪明的企业家。
为什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正如史玉柱所说，在公众眼里，所有企业家都是坏人。
这种潜规则的形成，源于社会体制中的危险地带太多，以致对富人的仇视和要革一切有钱者的命的心态，让高调者很容易落于马下。而原罪、查税、求捐、赞助等，正是首富纷纷落马的固定模式。
中国哲学讲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慈善，因此长期以来被视为是“达者”的专利。而今天的“达者”，社会普遍衡量指标为权和钱。但在中国，权也好，钱也好，虽然已经成为恒定的指标，但本身却是极为不稳定。事实上，只有稳定安全的权和钱，才能支撑个人的安全感，而在当前形势下，有钱有权者抓住一切机会移民海外，其实质即在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不安。
想做而不能做，这是中国企业家的悲哀。
庙堂进不去，江湖看不见
事实上，企业家们的确有希望慈善以慰安内心，挣得金钱要回赠社会的慈善内因。从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历史来看，摸着石头过河的政策，使大多数企业家都背着原罪的包袱。因在冰岛投资荒岛而成媒体焦点的黄怒波就说，我为什么要好好做企业？因为有个赎罪的情结，我们这一代企业家有责任赎罪。
但是现实所能提供的途径极其有限。
一方面，中国具有极为特殊的慈善体系：所有民间慈善，均需经过民政部门审批通过，同时，必须得有一个政府机构作为主管单位。
中国的民间慈善事业，生发于改革开放之后。民政部的资料显示，1988年包括基金会在内的社会团体数量仅为4446个，而到2007年底，这一数据变成了38.7万个。数字的背后，可以清晰看到权力在往后走，而慈善在往前走。但对所有民间慈善团体而言，要寻找一个可以挂靠的主管单位，却并不像拜一个“码头”那么简单。就连著名影星李连杰的壹基金，在寻访多种社会关系受挫以后，也不得不选择中国红十字会这样的官方全国性的公募基金会挂靠。
这种挂靠审批体制带来了几重恶果：
在慈善界脉络不健全的提前下，政府可能成为最大的慈善受益者。政府直接受捐的钱毫无悬念地由政府部门来使用；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为例，挂靠在它名下的“专属基金计划”一共有四十个。在汶川地震后，国务院在当年的5月底和6月中连发了两个指导性文件，规定救灾捐赠款物的募捐主体和使用主体，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和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可自行分配捐款，地方募捐资金则要集中转交当地政府。在官方团体垄断慈善之后，民间慈善团体只能成为寻租者的 美餐与华服。万通董事长冯仑就明确表态，捐钱最怕捐给了郭美美。
而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缺失，让不通过官方审批认可的慈善捐赠，不仅不被承认，反而备受质疑，甚至连微薄的所得税抵扣也无从谈起。
中国企业家做慈善，庙堂进不去，江湖看不见。
中国式慈善智慧
也许慈善江湖的深浅，依靠信仰和规则都不足以丈量。
然而，市场的发展，竞争的激烈，使一味低调者开始变得尴尬起来。企业是市场竞争的寄生物，没有宣传和认知，企业的生存空间会变得非常逼仄。于是，另一些潜规则应运而来：
一是宣传企业而不宣传个人。
二是适度高调，既保持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但又刻意不让名声大到被“有关部门”关注的程度。
三是在特殊领域成为公众人物，避免与财富形成一对一的关系。比如套上慈善的光环，比如成为技术领先高手。
社会用道德绑架企业，企业则用智慧反馈社会。新的潜规则使高调的慈善成为最智慧的做法：有一定的知名度的影响力，又保证慈善行为不成为“宿主”的寻租盛宴，而且可以通过慈善行为逼迫市场和管理部门认可，避免让企业形成枯鱼之势苦撑苦熬。
正如陈光标，假如不捐赠和捐赠都会被谩骂——不捐赠被骂不承担社会责任；捐赠了不为公众所知，视为没捐赠；捐赠了告诉公众，被视为虚伪和做秀——他选择后者，不论是赈灾捐助，还是为了倡导环保砸大奔，几乎每一次捐助，他都要做到世人皆知——尽管总是骂声居多。
我们不能批判中国企业家拥有的水性思维，毕竟善行比善念更有价值。然而高调的慈善，与中国潜规则相偕，成为融合智慧、信仰、规则于一体的完美案例，这不得不说是种讽刺。
在中国，企业家做慈善，已经成为一种我们身体的疼处，碰不得，却不断被触碰。
编 辑 彭 靖
E-mail:pzk@caistv.com
——陈氏慈善，似乎总摆不脱“做秀”的嫌疑。嘲骂声也因此一如既往。
外界看来，慈善本应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仁慈和悲悯，与之相匹配的行为模式，本应是一种低调安静。那么为什么陈光标如此高调做慈善？这是假慈善真虚伪？还是一种常人看不懂的中国式企业家智慧？
慈善是一件奢侈品
有人解释不愿意做慈善的原因是：中国人生存压力太大，没有精力去关注别人。普通人尚有生存压力，老板们呢？
事实上，从最近浙江温州大量制造企业老板跑路可见一斑。表面上看，这些企业固然是因为高利贷形成的恶性循环导致资金链断裂，往下深究，却是中小企业，特别是制造企业生存环境的恶化。譬如税收宽度越来越大。今年前8个月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0.9%，预计全年将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而仅仅在7月份，企业所得税就占到了2623亿元。据传，9月份工信部曾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建议，其中包括减免69个大类的收费项目，涉及子项高达上千项。国家层面可以取消的收费项目数量如此之多，更不消说地方收费和不能摆上台面的“潜规则”费用了。企业负担之重超乎想象，各种“运营”费用潜规则的逼压，都使企业生存越发艰难。
——生存尚且是一件奢侈品，何谈慈善？
小老板如此，大老板更甚。中国企业界有一条残酷的潜规则：不做出头鸟。大量优秀企业甚至是行业隐形冠军，长期潜伏于水下，不愿意甚至忌讳做太多的宣传，宁可闷声发大财。这样的企业家，被称为是最聪明的企业家。
为什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正如史玉柱所说，在公众眼里，所有企业家都是坏人。
这种潜规则的形成，源于社会体制中的危险地带太多，以致对富人的仇视和要革一切有钱者的命的心态，让高调者很容易落于马下。而原罪、查税、求捐、赞助等，正是首富纷纷落马的固定模式。
中国哲学讲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慈善，因此长期以来被视为是“达者”的专利。而今天的“达者”，社会普遍衡量指标为权和钱。但在中国，权也好，钱也好，虽然已经成为恒定的指标，但本身却是极为不稳定。事实上，只有稳定安全的权和钱，才能支撑个人的安全感，而在当前形势下，有钱有权者抓住一切机会移民海外，其实质即在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不安。
想做而不能做，这是中国企业家的悲哀。
庙堂进不去，江湖看不见
事实上，企业家们的确有希望慈善以慰安内心，挣得金钱要回赠社会的慈善内因。从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历史来看，摸着石头过河的政策，使大多数企业家都背着原罪的包袱。因在冰岛投资荒岛而成媒体焦点的黄怒波就说，我为什么要好好做企业？因为有个赎罪的情结，我们这一代企业家有责任赎罪。
但是现实所能提供的途径极其有限。
一方面，中国具有极为特殊的慈善体系：所有民间慈善，均需经过民政部门审批通过，同时，必须得有一个政府机构作为主管单位。
中国的民间慈善事业，生发于改革开放之后。民政部的资料显示，1988年包括基金会在内的社会团体数量仅为4446个，而到2007年底，这一数据变成了38.7万个。数字的背后，可以清晰看到权力在往后走，而慈善在往前走。但对所有民间慈善团体而言，要寻找一个可以挂靠的主管单位，却并不像拜一个“码头”那么简单。就连著名影星李连杰的壹基金，在寻访多种社会关系受挫以后，也不得不选择中国红十字会这样的官方全国性的公募基金会挂靠。
这种挂靠审批体制带来了几重恶果：
在慈善界脉络不健全的提前下，政府可能成为最大的慈善受益者。政府直接受捐的钱毫无悬念地由政府部门来使用；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为例，挂靠在它名下的“专属基金计划”一共有四十个。在汶川地震后，国务院在当年的5月底和6月中连发了两个指导性文件，规定救灾捐赠款物的募捐主体和使用主体，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和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可自行分配捐款，地方募捐资金则要集中转交当地政府。在官方团体垄断慈善之后，民间慈善团体只能成为寻租者的 美餐与华服。万通董事长冯仑就明确表态，捐钱最怕捐给了郭美美。
而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缺失，让不通过官方审批认可的慈善捐赠，不仅不被承认，反而备受质疑，甚至连微薄的所得税抵扣也无从谈起。
中国企业家做慈善，庙堂进不去，江湖看不见。
中国式慈善智慧
也许慈善江湖的深浅，依靠信仰和规则都不足以丈量。
然而，市场的发展，竞争的激烈，使一味低调者开始变得尴尬起来。企业是市场竞争的寄生物，没有宣传和认知，企业的生存空间会变得非常逼仄。于是，另一些潜规则应运而来：
一是宣传企业而不宣传个人。
二是适度高调，既保持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但又刻意不让名声大到被“有关部门”关注的程度。
三是在特殊领域成为公众人物，避免与财富形成一对一的关系。比如套上慈善的光环，比如成为技术领先高手。
社会用道德绑架企业，企业则用智慧反馈社会。新的潜规则使高调的慈善成为最智慧的做法：有一定的知名度的影响力，又保证慈善行为不成为“宿主”的寻租盛宴，而且可以通过慈善行为逼迫市场和管理部门认可，避免让企业形成枯鱼之势苦撑苦熬。
正如陈光标，假如不捐赠和捐赠都会被谩骂——不捐赠被骂不承担社会责任；捐赠了不为公众所知，视为没捐赠；捐赠了告诉公众，被视为虚伪和做秀——他选择后者，不论是赈灾捐助，还是为了倡导环保砸大奔，几乎每一次捐助，他都要做到世人皆知——尽管总是骂声居多。
我们不能批判中国企业家拥有的水性思维，毕竟善行比善念更有价值。然而高调的慈善，与中国潜规则相偕，成为融合智慧、信仰、规则于一体的完美案例，这不得不说是种讽刺。
在中国，企业家做慈善，已经成为一种我们身体的疼处，碰不得，却不断被触碰。
编 辑 彭 靖
E-mail:pzk@cais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