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52年，广源州（今广西与越南交界处）壮族首领侬智高因不堪越南的欺压，欲归顺宋朝遭拒，气急之下，进军两广，没想到，一路势如破竹，原来五千人的队伍发展成五万人。仁宗皇帝被迫撤回西夏前线的主力，任命狄青为枢密副使，并设宴为他南征践行。
　　侬智高此刻声威和士气都很壮大，而狄青远道而来，先头部队在双方作战时，还一度被困。如何才能不负王命、克敌制胜，这对狄青来说，的确是个难题。
　　在宋人彭乘的《续墨客挥犀》中，我们读到一个题为《上元夜张燕》的故事：
　　狄青为枢密副使，宣抚广西时，侬智高守昆仑关。青至宾州，值上元节，令大张灯烛。首夜燕将佐，次夜燕从军官，三夜燕军校。首夜乐饮彻晓，次夜二鼓时，青称疾暂起如内，久之，使人谕孙元规：令暂主席行酒，少服药，乃出。数使人勤劳座客，至晓，各未敢退。忽有驰者云：是夜五鼓，青已夺昆仑矣。
　　狄青在元宵节，大排筵席，连续三个晚上，先是宴请将佐，也就是高级军官；接下来宴请从军官，最后是军校。宴席上管弦之乐，彻夜不绝。北宋的元宵节龙灯花鼓最为热闹，全国还要放假七天。可狄青这是在前线，如此大张旗鼓地嗨，创设一个过节的情境，营造一个联欢的氛围，目的是要用这样一种连续的刺激，让对手产生错觉。
　　整个春秋时代，打仗，先要派使者向对方请战，然后约好时间，在空地上，摆开战车，开战后，有时只需一个回合，其中一方的队列就被冲得七零八落，胜败即见分晓。到了狄青那个时候，除了披头散发，配上铜制面具，一马当先，驰射挥刀之外，作为主帅，他还得寻思如何“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
　　就当时的情形看，侬智高的军队是标枪与蛮牌互为弥补，狄青的军队只有占领昆仑关，凭借地利，把侬智高的军队逼入平原，宋军骑兵的威力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这才是制胜的优势策略。
　　在这场利益对立的零和博弈里，每个人不得不担任两个角色，一个是自己，一个是对手，从而找出双方的最佳行动方式。假如狄青强攻昆仑关，侬智高肯定会坚守，这昆仑关地势险要，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结果可想而知。反过来，假如狄青让大军休整安顿，并通过设宴的方式，令对方的间谍产生误判，侬智高自然会放松警惕，这样也就大大降低了占领昆仑关的难度。
　　在元宵节这样的时间点上，交战的双方都需要休整，不然的话，侬智高只管防守昆仑关、加强戒备就对了，也不至于那么迫切地想通过间谍刺探来的军情，安排军队松弛减压。人们对风险的知觉有着高度的主观性，在很多情况下，往往会高估渴望事件发生的概率，同时也会低估自己不希望发生的事件的概率。这个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找第三方来评估，然而遗憾的是，儂智高身边缺少这样的“第三方”。
　　军营里喝酒的呼喊、乱耳的繁弦，掩盖了紧促的马蹄声，趁着茫茫夜色，狄青亲率骑兵死士，踏上了奇袭昆仑关的征途。至于侬智高是否如他所料，落入圈套，已不再重要，那一刻对他来说，唯一能做得就是像二战时的丘吉尔那样——“我能贡献的别无其他，唯有鲜血、劳苦、眼泪和汗水”，把自己身为主帅的感召力发挥到极致，凝聚士气，让大家拼尽全力。
　　战斗到最惨烈时，敌军死命反扑，致使前锋一度受挫败，战线几乎动摇。当众将官大惊失色时，狄青镇定自若，手挥令旗，指挥剽悍的骑兵从敌阵左右两翼杀出，一举扭转战局，上演了一幕“上元三鼓夺昆仑”的好戏，最终剿灭叛乱，取得了大宋立国以来南疆战争的最大胜利。
　　狄青旋师奏凯，被仁宗皇帝任命为枢密使，这位面有黥字、背负屈辱的将军，登上了政治生涯的顶峰，但也从此深陷于文官集团的构陷和猜忌之中。比如，家里晚间烧纸钱，火光显现，竟被人附会，说这种亮光与当年朱温篡位前的情景非常相似。
　　公元1056年五月，汴梁持续大雨，黄河泛滥成灾，京师内涝成泽国，死人无数。利用这大雨大灾，欧阳修不遗余力地弹劾狄青，理由是：军中威望太高，怕他灾乱中哗变。狄青就此失去兵权，战战惶惶，不过一年，郁郁而终。面对血海刀山，都不曾畏惧的将军，没有死在沙场，用清初思想家王船山的话说，最终“颠倒于廷臣之笔舌”下。
　　还记得，狄青当上枢密使之后，说了句肺腑之言：“韩琦韩枢密和我的官职一样，我和他最大的差距，只是一个进士及第而已！”满腹委屈尽在其中。说到底，“东华门外，状元唱名者，方为好男儿”，他立下不世之功，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