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翻翻我的家谱，姑父的确是丁文江的得意门生。当我很小的时候，姑父就常讲有关丁文江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给少年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非常难得的印象。记得我读中学那些年代，也非常喜欢翻阅类似的图书，比如，丁文江主持编撰的《中华民国地图》和《中国分省新图》，应该承认，他对中国现代地图学做出巨大的贡献。
　　中国历史便于查询，丁文江为了筹办地质图书馆，曾主动向各界募捐，终于在1921年建成“北京地质图书馆”，这的确是丁先生造福社会的有力一笔。丁文江属于中国地质事业的主要拓荒者，他首创了地质研究所。早在1913年，即被任命为地质调查所所长兼研究所所长，于是，开始了他培养地质人才的漫长岁月。丁文江曾亲自充任教师，并带学生到云南的崇山峻岭做地质调查。据说，丁文江最崇敬徐霞客，并将卓越的古代人物引为人生楷模。
　　丁文江此生大力提倡“登山必到山顶，移动必须步行”、“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等探勘原则。他更身先士卒，登山时“手足并用”，爬那条没有路的小路。所以，他在七年中，南游滇黔，东历皖浙，西至秦晋，东北迄鲁，可谓足遍天下。采集到大量的化石、标本，极大地丰富了地质矿产博物馆的馆藏，丁文江被人称为“20世纪的徐霞客”。
　　不妨仔细翻阅丁文江的私人历史吧。早在1887—1936年，丁文江生于江苏泰兴，字在君，笔名宗淹。在很早的时候，他就形成了自己的座右铭：“勿悲秋，勿欷歔，勿牢骚，等到机会就去干。”可惜，此后的日子非常短暂，他仅活了短短的49岁。
　　蔡元培曾评点丁文江治学高妙，在他的嘴里丁文江“是精于科学而又长于办事……实为中国现代稀有的人物。”胡适则赞扬他是：“一个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是一个天生能办事、能领导的人，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而温源宁先生则认为：“他是今日中国最伟大的实干家之一。”
　　丁文江幼年时期家道已衰落，他曾接受私塾教育。1902年，15岁的丁文江赴日本留学。一年后，丁文江不满在日本的留学生天天开会、吃中国饭、谈政治；可惜，就是很少读书。幸得康有为的资助，丁文江由日本转到英国东部一所中学就读。两年后考进剑桥大学，但是，因缴不起昂贵的学费，半年后即告休学。以后，丁文江又入格拉斯哥大学专修动物学，兼修地质学。他于1911年获格大动物学、地质学双学位，并学成回国。
　　当时，正逢清政府学部举行第七次“游学考试”，丁文江被“奖给格致科进士”并“授农商部主事”。1912年末，丁出任工商部矿务司地质科科长，开创了中国的地质事业，成为“开山大师”。
　　熟悉的人都清楚，丁文江是个典型的矮个子，他长着敦实的躯体和一双敏捷和果断的眼睛，留着德国威廉皇帝式的胡子，这副容颜显得十分庄严而又威武、冷酷，令青少年学子们自然感到非常敬畏、害怕。
　　丁文江的知识结构非常渊博，有人称他是“百科全书”。他不仅是中国地质学的“开山大师”，他还涉足地理学、人种学、优生学、历史学、考古学和少数民族语言学等领域。1919年，丁文江陪同梁启超游欧洲，他还托正在德国求学的朱家骅帮忙，为地质调查所购置一批外文资料，并请李四光到北大任教，这些行为使北京大学地质系的面貌焕然一新。
　　有人认为，仅就丁文江对地质学的发展来说，他的确有资格称为学术界的政治家，事实也果然如此。1934年，丁文江应蔡元培之请，出任中研院总干事，并成为学术界罕见的行政领导者。他上任后，大力整顿院风，裁减冗员，减少行政经费，理顺了中研院的各种关系。为了确保学术的独立性，丁文江创设“评议会”，极大地调高了全院的“积极性”。蔡元培称此举为中研院定了“百年大计”。
　　1921年夏天，丁文江还兴办过企业，担任北票煤矿总经理，做起买卖，但此举并非他本意。除了政治上此时他已看淡了“做官”一事外，“经济”的重压也成了非常主要的因素。
　　丁文江在地质调查所所长任内十年，律己奉公，坚持“不兼差”、“不弄钱”的底线。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做官十年，他竟无积蓄，后来政府又接连“欠薪”，生活困难，丁文江只有自己“下海”经商了。
　　他苦心经营了5年，使煤矿日产量由数十吨发展到两千吨。他在经商期间仍然对政治十分关心，他与胡适、蒋梦麟等人办报纸，公开提出“宪政的”、“公开的”和“有计划的”教学改革。
　　“九一八”事变后，他们又创办了《独立评论》，丁文江是写稿最多的一个。丁文江认为：“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
　　丁文江不但在经济上资助弟妹，在品德的培养亦很重视。在亲情上，丁文江做到了极致。丁文江归国后在上海教书，一边赡养父母，一边先后将他的四个弟弟以及一兄、一姊和一个弟弟的孩子，纷纷接出来接受新教育。最为感人的是弟弟丁文渊留学一事。本来照丁文渊的学历、家庭等情况，他是有资格申请官费的，而且主管的人又是丁文江的老朋友。丁文渊想请乃兄“疏通”，但丁文江拒绝，他给弟弟文渊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
　　“照你的学历、你的勤学和天资以及我们家中的经济状况，你当然有资格去申请……不过，你应当晓得，在国中比你还要聪明、还要用功、还要贫寒的子弟实在不少，他们就是没有像你有这样一个哥哥，来替他们负担学费。”“他们要想留学深造，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争取官费。多一个官费空额，就可以多造就一个有为的青年。他们请求官费，确是一种需要，和你不同。你是否应当细细地考虑一番，是不是还想用你的人事关系，来占据这样一个官费空额？”“我劝你不必再为此费心，我既然答应负担你的学费，如何节省筹款，都是我的事，你只要安心地用功读书就行了！”
　　事实上，丁文江当时并没有这笔钱，不得已，他把北京的房子卖掉。幸而，丁文渊没有辜负兄长的厚爱，学成归国后，两度出任同济大学校长，为国家培养了许多栋梁人才。
　　丁文江一生唯一受人“批评”的是，他曾与军阀孙传芳合作，当了八个月的“淞沪总办”。著名作家张昌华在他写的《民国风景》一书中提出了看法，他认为这正符合丁文江的性格──“有机会就干”。在此期间，丁文江以非凡的智慧与魄力，确立了上海的新市政，规划了一个“大上海”的蓝图。其余的比如：兴利除弊、统一行政、统一财政、改良公共卫生事业、禁烟、追查劣豪、整理官产等等，都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实事。
　　更重要的是，他从外国人手中为国家争回了许多重大权利，以收回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最为辉煌。在谈判桌上，对原则问题丁文江寸步不让，在技术细节上，他则灵活、变通。他能够“不以势力，不以手段，只以公道”，让外国人交出这些权利。
　　丁文江当时与孙传芳合作，是希望孙传芳能统一中国，改变军阀割据局面，认真做事，认真做人，造福于人民。然而，令丁文江失望的是，孙传芳背着丁文江又与奉系合作，丁文江只好挂印而去，认为自己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丁文江的本意是借机会为国家办好事的，而不是和孙传芳结党的。
　　丁文江做淞沪总办一上任，他就公开表示：“我敢说我对于淞沪市政，没有丝毫私人利益夹在里面……我来担任这个职务，绝不想弄一笔钱，买一所房子享清闲福气。”
　　丁文江勤政，他每天要处理大量的公文和信件，有关商埠计划、会审公案他都亲自办理。连查处毒品，他都与警厅领导一道去现场督察。丁文江一不想培植私人势力，二不愿任人唯亲。所以，丁文江勤政也格外廉政，他最恨人滥举债，最恨贪污。
　　1931年，国家资源委员会送他每月一百元，他拿来分给几个青年编地理教科书。他到中研院后，经济委员会送他每月津贴二百元，他均分给三位助理，令各做一件事。
　　有一次，他到湖南考查煤矿，他的老友朱经农怕长沙旅馆不清静，在省招待所为他订了房间，他谢绝说：“我此次来湘，领有公家的旅费，不应该再打扰‘地方政府’的。”接待的人再三相劝，他只同意暂住一夜；次日，便迁入客栈。他总是把个人的私生活看做是政治生活的修养。
　　后人以为，丁文江的死是“武士死于战场”式的。1935年末，丁文江应铁道部长之请，到湖南探查粤汉铁路沿线煤矿，夜宿时，因煤气中毒引起脑出血抢救无效，于次年1月5日辞世，时年49岁。
　　丁文江去世后，他的财产只有八种股票，照市价折合法币仅为17070元，足见这位当年显赫一时的淞沪总办的“清白人生”。著名学者胡适曾写信评论道：“在君（丁文江的字）是为了国家的备战工作而死的，是为了工作不避劳苦而死的。”旧时看风情，也的确如此。假如通读历史，丁文江永远活在了广大人民的心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