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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精华，蕴涵着丰富的政治管理思想，研究儒家文化管理思想对促进我国公共管理和文化管理的理论发展及实践应用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探析儒家文化管理思想的启发价值和消极影响等内容，提出在创新实践中传承和发展儒家文化管理思想的精髓。
[关键词]儒家文化；管理思想；公共管理；文化管理
[作者简介]刘蓓，中共广西区委党校（广西行政学院）。
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精华，不仅源远流长、长盛不衰，而且内容丰富、博大精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文化，更是蕴含着丰富的政治管理思想的遗产，并为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所借鉴[1]。公共管理是公共组织为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依法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管理活动。自古以来，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其蕴含的人文智慧和管理精髓影响并塑造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和品行。因此，研究儒家文化管理思想对促进我国公共管理和文化管理的理论发展及实践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一、儒家文化管理思想的积极启发与现代价值
儒家文化作为以儒家学说思想为主导的文化流派，为春秋时期孔子所创，后经历朝历代孟子、荀子等儒家学说代表传承和发展，进而形成中华民族最具价值和影响力的知识系统，并集中收录于《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著作中。儒家文化所渗透的管理哲学精髓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的根本精神、“以和为贵”的核心特征，以及“人性可塑”的人性假设等三个方面[2]。围绕这些管理哲学精髓，当代中国的公共管理实践也在不断优化发展之中。
1.“以人为本”精神所体现的服务型政府理念
儒家管理思想认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悦之则取之，民不悦则不取” （《孟子·尽心》）。从中可以看出，儒家把“民”看作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并提醒社会统治阶层要考虑民众意愿，注意满足民众的需求和利益。这与西方学者所倡导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在部分理念上有相似之处。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以企业家精神改造政府，认为公民是享受公共服务的“顾客”，而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应以顾客需求和满意度为导向实施“服务行政”。与新公共管理理论相对应的政府治理模式正是目前我国正努力打造的服务型政府。所谓服务型政府，就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的理念指导下，在民主法治的框架下，按照公民意志，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服务责任的政府模式。不同于以往“官本位”“以管为主”的管制型政府模式，服务型政府强调“民本位”，注重“以提供服务”为主的管理手段。这种“执行为民”的管理理念与儒家文化中的“重民”思想特点不谋而合。
其次，服务型政府所强调的民主法治在儒家文化中也有所反映。荀子常将礼义法度并提，指出“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安。明德慎罚，国家即治四海平”（《成相》）。贾谊、董仲舒等儒家学者在发展荀子观点的基础上，试图将礼治思想和法治思想相结合，提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唐律疏义·名例疏》），主张“德法相辅而行”。同时，儒家文化也强调，德比法更根本、更重要，法的制定和执行必须合乎道德原则，道德是法的价值源泉所在。
再次，孔子指出“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孟子指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可见，儒家思想认为“仁爱”是人本管理的核心内涵，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则是“仁爱”的至高境界。孔子强调“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论语·尧曰》），即主张社会统治阶层应以富民、惠民、足民、利民为目的实行宽惠的政策，施以“泛爱众”的行为方式。因为民众所追求的是“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篇》）的社会生活，这与我国在打造服务型政府进程中所积极推进实施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相一致的。目前我国正在推进实施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使所有中国公民都能公平可及地获得大致均等的八个服务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公共教育、劳动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基本社会服务、医疗卫生、人口计生、住房保障、公共文化等领域，其核心是机会均等。这八个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现了民众在衣食、住行、健康、文体等方面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贯穿了民众从出生、教育、劳动到养老的人生需要，彰显了公民权利和政府责任，也是儒家理想社会生活的具体写照。可见，公共文化服务是我国政府公共管理的重要职能之一，政府要构建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尊重和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包括享受文化成果、参与文化活动、进行文化创造、文化成果受到保护等方面的文化权利，创造良好文化氛围，提高公民文化创作的积极性和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主动性[3]。
2.“以和为贵”特征所渗透的和谐社会价值观
“和”是儒家文化非常重要的思想理念，“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和”的内涵广泛而深刻，既是儒家文化所追求的管理结果和状态，也是儒家文化所倡导的管理手段。一方面，孔子强调“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认为凡事应恰如其分，“过”与“不及”都不是事物的最佳效果。在治理国家的方式手段上，儒家思想指出“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提出“宽猛相济”的为政治国之道，并强调“宽”和“猛”两种政策的运用要适合、适当，注重两种管理政策效果的“和”。另一方面，儒家文化提倡“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的和谐观。
儒家思想认为人际和谐是社会生态和谐平衡的核心，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应协调一致，相成相济，才能保持社会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和谐状态。同时，人际关系的和谐应通过取消矛盾的对立，寻求差异的苟同来加以实现。可见，儒家文化“以和为贵”的核心特征既是当前我国提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社会发展总布局的出发点，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共同治理”公共文化服务模式的归宿点。西方发达国家“共同治理”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主要是指除政府文化管理部门外，还存在大量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即所谓的第三部门，如各种文化协会等，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构建多元的、上下互动的共同管理文化的模式[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由“办文化”向“管文化”的公共文化管理理念转变也体现出我国向“共同治理”和谐文化管理模式的转变。政府对公共文化管理的具体操作实践应逐步交由社会组织来实施，政府部门则将加强确定文化方向、政策法规制定、文化预算的执行监督等方面职能，并通过搭建公共文化信息共享平台和文化产品交易网络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共同治理”和谐文化管理模式。 3.“人性可塑”人性假设所表达的人力资源管理意蕴
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前提是人性问题的探讨。西方学者在古典管理理论和行为科学管理理论中提出了“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和“复杂人”等人性假设学说。我国在5000年前的儒家文化已出现了对人性问题的探讨。孟子提出 “人性向善，犹水就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孟子·告子》）。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人做坏事是因为外部的环境和形势使然。荀子提出与“性善论”相反的“性恶论”，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主张“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性恶》）。可见，荀子认为人性本恶，应通过礼仪和法度加以教化，人就可以成为善人。孔子对于人性问题的探析，不是从“性善论”或“性恶论”的界定入手，而是认为“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主张“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即孔子认为，人性本相接近，但习惯习俗使人遥远，并产生善恶差别。但无论任何人，只要有心向学，都可以通过道德礼仪加以教化。可见，儒家思想关于人性的探讨尽管存在“性善论”与“性恶论”的争论，但对“人性可塑”这一人性假设是认可、共识的，并提出道德与礼法是人性教化的主要手段。
首先，在人性塑造方面，儒家文化注重“修己安人”（《论语·宪问》）的理念，强调“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注重通过“修己”的表率作用达到“安人”的效果。在“修己”的自我管理方面，儒家文化认为应注重“诚信”，并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主张“见利思义”“以义取利”，反对“见利忘义”。例如，孔子提出“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当前我国政府部门的公共管理中，尤其要注重“修己”。2012年1月7日，时任广东茂名市市长的梁毅民在茂名市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专门就2011年未能圆满完成的民生实事鞠躬道歉，赢得了与会代表的热烈掌声。可见，诚信于民，勇于担当责任是塑造政府良好形象所必需的，但同时在制订发展规划和承诺为民办实事上，政府部门应做好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其次，在“安人”的社会管理方面，儒家文化注重对人才的识别、培养、任用和考核等方面，认为“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儒家文化以“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作为识别人才的准则。以德才兼备作为用人的标准，并注重“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荀子·君道》），充分发挥人的才能。这与西方人力资源管理中“能岗匹配”的理念一致。此外，儒家文化强调“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荀子·王制》）的赏罚机制。目前我国机关单位人员“德、能、勤、绩、廉”的绩效考核标准正是儒家文化赏罚机制的具体应用。
同样，文化人才也是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关键所在，要注重健全文化骨干的管理机制，以吸引、留住文化人才。一方面，健全文化骨干人才的激励机制。采用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的方式，为文化人才提供较多的事业发展机会和适宜的文化创作环境。另一方面，健全文化人才的评价机制，通过建立基于岗位胜任力的文化人才识别机制和基于岗位贡献的文化人才绩效评价机制来构建完整的文化人才评价机制，使文化人才能够在公平、合理、有序的文化市场环境下流动，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发展[5]。
二、儒家文化管理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1. 过多强调“仁爱”思想易导致重人治轻制度
儒家文化以调节熟人社会的关系作为发展基础。如传统的“五伦”：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君臣，其中前三伦是家庭关系，后两伦是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都属于熟人关系。而“仁”本身是从孝亲这种家族情感中扩展出来的，在家族内自然要以孝、爱、情、恩为道德的价值基础和调节原则。在家族外则有社会公义、等级尊卑秩序，有制度国法，因此，必须以义来处理这种政治与社会关系[6]。这种熟人社会中以“仁爱”为出发点而存在的人伦和人情关系，必然会冲淡公共管理中的制度化，不利于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与发展。
2. 过多强调“贵和”思想易导致重共性轻个性
儒家文化“和”的思想有助于培养个体的集体主义意识。但过分强调“以和为贵”的群体观点，容易形成畸形的单边服从主义。这会对个体尊严产生否定和排斥的影响，不利于个体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使得行政人员在公共管理事务中容易变得思想保守、僵化，不敢开拓创新，进而影响管理效率。
3. 过多强调“重德”思想易导致重德轻利倾向
儒家文化重视“德治”，强调“齐之以礼”，并且将“义”与“利”割裂开来，讲求“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显然，儒家文化强调的是义务本位的思想，要求人们先尽义务再说权利，忽略了人们对自身正当利益的追求，也忽视了外部环境因素对人的行为的制约。
三、在创新实践中传承和发展儒家文化管理思想的精髓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精华，有其积极和消极的两面性。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体系中，我们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儒家思想的精髓同现代公共管理理念有机结合起来，创新公共管理实践。把“软管理”与“硬管理”结合起来，将公共文化管理与社会制度建设相结合。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推进过程中，建设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责任法治型政府，建设奉公守法、清正廉洁的廉洁政府，建设政务公开、决策透明的“阳光政府”，建设民主参与、民主监督的公民政府，建设对人民负责的社会主义新型责任政府[7]。
[1]王娜，邢振军.论儒家的政治管理思想及价值[J].学理论，2011 （35）：30-31.
[2]闫学军，王雷震.论儒家管理思想的精髓[J].全国商情（理论研究），2010（13）：103-104.
[3]周英姿，胡小红.“无为而治”思想对政府公共文化管理的启示[J].绥化学院学报，2010 （4）：63-65.
[4]毛少莹.发达国家的公共文化管理与服务[J]. 特区实践与理论，2007 （2）：0-51.
[5]潘澍.公共文化管理机制与服务效能[J].党政干部学刊，2013（11）：66-68.
[6]肖群忠.儒家传统伦理与现代公共伦理的殊异与融合[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1）：98-104.
[7]张华春.儒家思想对现代公共管理的启示[J].鄂州大学学报，2011（1）：21-25.
[关键词]儒家文化；管理思想；公共管理；文化管理
[作者简介]刘蓓，中共广西区委党校（广西行政学院）。
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精华，不仅源远流长、长盛不衰，而且内容丰富、博大精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文化，更是蕴含着丰富的政治管理思想的遗产，并为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所借鉴[1]。公共管理是公共组织为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依法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管理活动。自古以来，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其蕴含的人文智慧和管理精髓影响并塑造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和品行。因此，研究儒家文化管理思想对促进我国公共管理和文化管理的理论发展及实践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一、儒家文化管理思想的积极启发与现代价值
儒家文化作为以儒家学说思想为主导的文化流派，为春秋时期孔子所创，后经历朝历代孟子、荀子等儒家学说代表传承和发展，进而形成中华民族最具价值和影响力的知识系统，并集中收录于《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著作中。儒家文化所渗透的管理哲学精髓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的根本精神、“以和为贵”的核心特征，以及“人性可塑”的人性假设等三个方面[2]。围绕这些管理哲学精髓，当代中国的公共管理实践也在不断优化发展之中。
1.“以人为本”精神所体现的服务型政府理念
儒家管理思想认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悦之则取之，民不悦则不取” （《孟子·尽心》）。从中可以看出，儒家把“民”看作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并提醒社会统治阶层要考虑民众意愿，注意满足民众的需求和利益。这与西方学者所倡导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在部分理念上有相似之处。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以企业家精神改造政府，认为公民是享受公共服务的“顾客”，而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应以顾客需求和满意度为导向实施“服务行政”。与新公共管理理论相对应的政府治理模式正是目前我国正努力打造的服务型政府。所谓服务型政府，就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的理念指导下，在民主法治的框架下，按照公民意志，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服务责任的政府模式。不同于以往“官本位”“以管为主”的管制型政府模式，服务型政府强调“民本位”，注重“以提供服务”为主的管理手段。这种“执行为民”的管理理念与儒家文化中的“重民”思想特点不谋而合。
其次，服务型政府所强调的民主法治在儒家文化中也有所反映。荀子常将礼义法度并提，指出“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安。明德慎罚，国家即治四海平”（《成相》）。贾谊、董仲舒等儒家学者在发展荀子观点的基础上，试图将礼治思想和法治思想相结合，提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唐律疏义·名例疏》），主张“德法相辅而行”。同时，儒家文化也强调，德比法更根本、更重要，法的制定和执行必须合乎道德原则，道德是法的价值源泉所在。
再次，孔子指出“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孟子指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可见，儒家思想认为“仁爱”是人本管理的核心内涵，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则是“仁爱”的至高境界。孔子强调“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论语·尧曰》），即主张社会统治阶层应以富民、惠民、足民、利民为目的实行宽惠的政策，施以“泛爱众”的行为方式。因为民众所追求的是“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篇》）的社会生活，这与我国在打造服务型政府进程中所积极推进实施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相一致的。目前我国正在推进实施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使所有中国公民都能公平可及地获得大致均等的八个服务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公共教育、劳动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基本社会服务、医疗卫生、人口计生、住房保障、公共文化等领域，其核心是机会均等。这八个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现了民众在衣食、住行、健康、文体等方面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贯穿了民众从出生、教育、劳动到养老的人生需要，彰显了公民权利和政府责任，也是儒家理想社会生活的具体写照。可见，公共文化服务是我国政府公共管理的重要职能之一，政府要构建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尊重和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包括享受文化成果、参与文化活动、进行文化创造、文化成果受到保护等方面的文化权利，创造良好文化氛围，提高公民文化创作的积极性和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主动性[3]。
2.“以和为贵”特征所渗透的和谐社会价值观
“和”是儒家文化非常重要的思想理念，“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和”的内涵广泛而深刻，既是儒家文化所追求的管理结果和状态，也是儒家文化所倡导的管理手段。一方面，孔子强调“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认为凡事应恰如其分，“过”与“不及”都不是事物的最佳效果。在治理国家的方式手段上，儒家思想指出“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提出“宽猛相济”的为政治国之道，并强调“宽”和“猛”两种政策的运用要适合、适当，注重两种管理政策效果的“和”。另一方面，儒家文化提倡“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的和谐观。
儒家思想认为人际和谐是社会生态和谐平衡的核心，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应协调一致，相成相济，才能保持社会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和谐状态。同时，人际关系的和谐应通过取消矛盾的对立，寻求差异的苟同来加以实现。可见，儒家文化“以和为贵”的核心特征既是当前我国提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社会发展总布局的出发点，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共同治理”公共文化服务模式的归宿点。西方发达国家“共同治理”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主要是指除政府文化管理部门外，还存在大量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即所谓的第三部门，如各种文化协会等，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构建多元的、上下互动的共同管理文化的模式[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由“办文化”向“管文化”的公共文化管理理念转变也体现出我国向“共同治理”和谐文化管理模式的转变。政府对公共文化管理的具体操作实践应逐步交由社会组织来实施，政府部门则将加强确定文化方向、政策法规制定、文化预算的执行监督等方面职能，并通过搭建公共文化信息共享平台和文化产品交易网络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共同治理”和谐文化管理模式。 3.“人性可塑”人性假设所表达的人力资源管理意蕴
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前提是人性问题的探讨。西方学者在古典管理理论和行为科学管理理论中提出了“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和“复杂人”等人性假设学说。我国在5000年前的儒家文化已出现了对人性问题的探讨。孟子提出 “人性向善，犹水就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孟子·告子》）。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人做坏事是因为外部的环境和形势使然。荀子提出与“性善论”相反的“性恶论”，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主张“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性恶》）。可见，荀子认为人性本恶，应通过礼仪和法度加以教化，人就可以成为善人。孔子对于人性问题的探析，不是从“性善论”或“性恶论”的界定入手，而是认为“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主张“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即孔子认为，人性本相接近，但习惯习俗使人遥远，并产生善恶差别。但无论任何人，只要有心向学，都可以通过道德礼仪加以教化。可见，儒家思想关于人性的探讨尽管存在“性善论”与“性恶论”的争论，但对“人性可塑”这一人性假设是认可、共识的，并提出道德与礼法是人性教化的主要手段。
首先，在人性塑造方面，儒家文化注重“修己安人”（《论语·宪问》）的理念，强调“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注重通过“修己”的表率作用达到“安人”的效果。在“修己”的自我管理方面，儒家文化认为应注重“诚信”，并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主张“见利思义”“以义取利”，反对“见利忘义”。例如，孔子提出“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当前我国政府部门的公共管理中，尤其要注重“修己”。2012年1月7日，时任广东茂名市市长的梁毅民在茂名市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专门就2011年未能圆满完成的民生实事鞠躬道歉，赢得了与会代表的热烈掌声。可见，诚信于民，勇于担当责任是塑造政府良好形象所必需的，但同时在制订发展规划和承诺为民办实事上，政府部门应做好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其次，在“安人”的社会管理方面，儒家文化注重对人才的识别、培养、任用和考核等方面，认为“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儒家文化以“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作为识别人才的准则。以德才兼备作为用人的标准，并注重“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荀子·君道》），充分发挥人的才能。这与西方人力资源管理中“能岗匹配”的理念一致。此外，儒家文化强调“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荀子·王制》）的赏罚机制。目前我国机关单位人员“德、能、勤、绩、廉”的绩效考核标准正是儒家文化赏罚机制的具体应用。
同样，文化人才也是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关键所在，要注重健全文化骨干的管理机制，以吸引、留住文化人才。一方面，健全文化骨干人才的激励机制。采用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的方式，为文化人才提供较多的事业发展机会和适宜的文化创作环境。另一方面，健全文化人才的评价机制，通过建立基于岗位胜任力的文化人才识别机制和基于岗位贡献的文化人才绩效评价机制来构建完整的文化人才评价机制，使文化人才能够在公平、合理、有序的文化市场环境下流动，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发展[5]。
二、儒家文化管理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1. 过多强调“仁爱”思想易导致重人治轻制度
儒家文化以调节熟人社会的关系作为发展基础。如传统的“五伦”：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君臣，其中前三伦是家庭关系，后两伦是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都属于熟人关系。而“仁”本身是从孝亲这种家族情感中扩展出来的，在家族内自然要以孝、爱、情、恩为道德的价值基础和调节原则。在家族外则有社会公义、等级尊卑秩序，有制度国法，因此，必须以义来处理这种政治与社会关系[6]。这种熟人社会中以“仁爱”为出发点而存在的人伦和人情关系，必然会冲淡公共管理中的制度化，不利于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与发展。
2. 过多强调“贵和”思想易导致重共性轻个性
儒家文化“和”的思想有助于培养个体的集体主义意识。但过分强调“以和为贵”的群体观点，容易形成畸形的单边服从主义。这会对个体尊严产生否定和排斥的影响，不利于个体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使得行政人员在公共管理事务中容易变得思想保守、僵化，不敢开拓创新，进而影响管理效率。
3. 过多强调“重德”思想易导致重德轻利倾向
儒家文化重视“德治”，强调“齐之以礼”，并且将“义”与“利”割裂开来，讲求“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显然，儒家文化强调的是义务本位的思想，要求人们先尽义务再说权利，忽略了人们对自身正当利益的追求，也忽视了外部环境因素对人的行为的制约。
三、在创新实践中传承和发展儒家文化管理思想的精髓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精华，有其积极和消极的两面性。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体系中，我们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儒家思想的精髓同现代公共管理理念有机结合起来，创新公共管理实践。把“软管理”与“硬管理”结合起来，将公共文化管理与社会制度建设相结合。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推进过程中，建设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责任法治型政府，建设奉公守法、清正廉洁的廉洁政府，建设政务公开、决策透明的“阳光政府”，建设民主参与、民主监督的公民政府，建设对人民负责的社会主义新型责任政府[7]。
[1]王娜，邢振军.论儒家的政治管理思想及价值[J].学理论，2011 （35）：30-31.
[2]闫学军，王雷震.论儒家管理思想的精髓[J].全国商情（理论研究），2010（13）：103-104.
[3]周英姿，胡小红.“无为而治”思想对政府公共文化管理的启示[J].绥化学院学报，2010 （4）：63-65.
[4]毛少莹.发达国家的公共文化管理与服务[J]. 特区实践与理论，2007 （2）：0-51.
[5]潘澍.公共文化管理机制与服务效能[J].党政干部学刊，2013（11）：66-68.
[6]肖群忠.儒家传统伦理与现代公共伦理的殊异与融合[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1）：98-104.
[7]张华春.儒家思想对现代公共管理的启示[J].鄂州大学学报，2011（1）：2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