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巨匠巴金曾说过：“人活着，说的和做的要一致，这是达不到的，达不到也要这样做，这个社会才能变得光明。”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1979年，作家从维熙把描写监狱真实生活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寄给巴金主持的《收获》杂志，年过七旬的巴金亲自过目拍板，不顾可能惹来的麻烦，让编辑以最快的速度和头条的位置发表，小说受到很多读者的欢迎。可麻烦也接踵而来，有人指责《收获》为“解冻文学”开路;有人以“两个凡是”，质疑编辑部的政治走向;作家曾经为囚的劳改农场，也写来批评信，说小说攻击了“无产阶级专政”。一时风声鹤唳，那段时间，巴金与编辑部同仁一起经受了黎明前的五更寒，但巴金还是要求刊物“百无禁忌，更进一步”。《大墙下的红玉兰》的发表，从维熙成了“大墙文学之父”。
　　源于巴金的真，从维熙另一部小说《远去的白帆》，才得以发表。这部中篇小说曾作为约稿，被一家大型刊物取走，之后很久没有回音。待询问，主编以“细节过于严谨，吃不准上边精神”为由，让作家删除小说中一些所谓“敏感”情节。从维熙当即拒绝。因为那是从维熙真实的劳改生活，要抽掉，将彻底背离了文学反映社会真实的根本理念。
　　后来，从维熙把《远去的白帆》的遭遇，告诉在北京作短暂停留的巴金，并将文稿交给巴金，巴金不顾长途飞行的疲劳，连夜审读，做出评价：“小说展示了历史的严酷，在严酷的主题中展示了生活最底层的人性之美。不管别的刊物什么态度，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品，回去我们发表它。”不久这部中篇小说就在《收获》上发表。并以接近全票获得1984年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文学奖。
　　正是由于巴金在文学新时期的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地为写真实的作品鸣锣开道，才为敢于说真话的作家复出新中国的文坛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言行一致说得容易，做起来难，这也是巴金成为“当代世界伟大的作家之一”的先决条件。
　　（编辑/袁恒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