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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天生喜欢诉说，但对于自己的躯体和隐秘的欲望，传统中的女性似乎还是不大愿意挂在嘴上的。“清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这句诗说出了中国女性的一个传统的思想，与女性的“性”有关的东西，是不能随便给人看的。然而问题在于，男性不一定不想看，而且女性也不可能一点也不给人看，于是便出现了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被看”。看是看了，然而是被动的，不情愿的，因而也是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虽然“千呼万唤始出来”了，却还要“犹抱琵琶半遮面”。李清照虽然思念丈夫，却也只是写些“轻解罗裳，独上莲舟”，“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之类富于暗示性的话，如果要她将自己的玉体描写一番，或者把自己隐秘的欲望渲染出来，给赵明诚寄去，恐怕她是想也不敢想的。
然而现在情况不同了，不少女性作家愿意写女性的身体，写女性身体的隐秘部位和女性隐密的欲望。从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瓶中之水》，到陈染的《私人生活》，“黛二小姐”系列，到卫慧的《上海宝贝》，到棉棉的《糖》，到九丹的《乌鸦》，到木子美的《遗情书》(自然，这可能不算一部“纯文学”作品)，暴露得似乎一个比一个厉害。如果说前面的作家还有所节制，那么越到后来，似乎就越无“遮拦”了。有些描写大胆得令保守的男人看了都有点脸红。她们把女性传统的“被看”变成了现在的“示看”，主动地把自己展示出来，供人们观赏与品评。
一般认为，女性身体写作的兴起与兴盛，大致有三个原因，一是商品经济的兴起，一是女性地位的提高和女性自主意识的增强，一是女性主义理论与意识的影响，特别是法国女作家艾莱娜·西苏的身体写作的影响。西苏认为：“几乎一切关于女性的东西还有待于妇女来写：关于她们的性特征，即它无尽的和变动着的错综复杂性，关于她们的性爱，她们身体中某一微小而又巨大区域的突然骚动。”[1]自然，西苏的身体写作并不仅仅是要女性展示自己的身体，它的目的是要调动女性的一切资源，以反对菲勒斯中心主义，实现男女的平等。她认为：“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她们自己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2]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然而，西苏的倡导之所以在20世纪末期以来的中国得到积极的响应，并不仅仅由于西风东渐，这里还有更深的社会文化原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男性相比，女性的身体与隐密的欲望属于隐私的范围，是女性可宝贵的东西，不宜公开展示给别人。而男性如在这方面有所获得，便沾沾自喜，甚至觉得占了“便宜”。鲁迅说，女人把脸送过来给你亲吻，你总不会给她一个耳光。很形象地说明了这一文化背景。自然，女性的这种“矜持”，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并不是出于自己的自律，而是由于社会的他律。传统社会对于过于“开放”的女性，其精神与肉体的惩罚都是十分严厉的。《红楼梦》中王夫人、贾母对宝、黛之间的互诉衷情的诛心之论，就是一个明证。贾母知道黛玉恋着宝玉，因此得病，很不高兴，说：“咱们这种人家，别的事自然没有的，这心病也是断断有不得的。林丫头若不是这个病呢，我凭着花多少钱都使得。若是这个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没心肠了”[3]。孙女辈中，本来贾母最心疼黛玉，只因黛玉爱上了宝玉，连病也不愿给她治了。由此可见社会他律之严峻，女性无事自然也不愿去触这霉头。然而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女性主义意识的推动，女性的地位逐渐提高，自主意识越来越强，社会的宽容度也越来越大。女性是否展示自己的身体与隐密的欲望越来越成为女性自己的事。但是另一方面，女性的身体与隐密的欲望仍然具有宝贵性。这就使女性的“示看”具有了主观的基础，加上经济社会高额回报的诱惑，身体写作自然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女性的由“被看”到“示看”，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女性身体写作对于意识形态的冲击是不容讳言的。
从性的角度看，传统的社会意识对于女性的看法是简单而明了的，它建立在好坏的二元对立之上。好女人是那些遵守“妇道”，保护自己的身体与隐密欲望，只对婚姻内的配偶开放的女人，反之，则是坏女人。传统的文学作品往往喜欢从这个角度描写女性形象。在描写自己肯定的女性形象的时候，总喜欢赋予其冰清玉洁的品格，描写否定的女性形象的时候，则倾向于给其添上淫秽的色彩。身体写作打破了这种思维定势。在卫慧们的笔下，女性形象不再以二元对立的形式出现。她们作品中的女性，从外部看都是正常而且正经的女人。有体面的工作，有正常的生活，然而她们却时刻处于肉体的骚动之中，渴望着肉体的满足，愿意委身于自己喜爱的任何一个男人，而且往往没有明显的经济或其他现实的目的。传统的思维定势与评价标准在她们身上英雄无用武之地。因此，这类人物出现之初，部分批评家不能接受，往往斥之以淫秽。实际上，这是一个评价体系的问题，从传统社会意识的角度看，这类人物的确是淫秽的，但是从身体写作的角度看，这只不过是女性作家“示看”的一种表现。将传统女性人物的隐密欲望和行为通过夸张的手法表现了出来。
在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中，女性的身体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不少女性主义学者把身体视为社会和文化的象征符号，认为身体体现着社会的等级秩序、社会规范和文化习俗。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和露丝·伊瑞格利反对身体只有生物学和自然属性的观点，认为身体是社会和文化的符号。伊丽莎白·格罗斯(Elizabeth Gross)认为，身体“不能仅仅被认为是一个生物学的实体，而应该被视为社会的烙印，历史的记号，是心理和人际关系的重要产物”[4]。从这个角度出发，当代英国文学史家伊丽莎白·约翰斯顿(Elisabeth Johnston)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女诗人勃朗宁夫人是由评论家们创造出来的一个文本身体。我们所知的女诗人勃朗宁并不是实际上的勃朗宁，而是虚构出来的勃朗宁，她的身体不仅指勃朗宁夫人的肉身或自然身体，而主要是指其文本身体。这样，女性的身体便具有了两重性，一是自然的、肉体的，一是社会的，文本的。[5]文本的身体是被书写、被阅读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时刻遭遇到女性的这种文本身体，如职场上着职业装的年轻女郎，在酒店门口笑迎宾客的盛妆新娘，等等。她们有真实的肉体，但在这些特定的场合，她们展示给人们和人们所注意的，则是她们文本意义上的身体。如盛妆的新娘，她的穿着的主要目的是突出她新娘的身份和文化意味，而不是展示其肉体的魅力。因此，她们在选择(书写)自己的衣着时，侧重的也是其文化与社会的内涵。在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传统的文学不大注意表现她们的身体，以及她们的身体在其思想、行为、性格中所起的作用。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薛宝钗等。即使需要描写她们的身体的时候，侧重的也是其精神文化的一面。如《红楼梦》中对林黛玉的描 写：“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6]表面上是在描写黛玉的长相容貌，但作者堆砌的，大都是些文化性的意象，对其身体自然性的一面，则很少涉及。而《金瓶梅》《九尾龟》对女性身体的描写，又太侧重其自然性的一面。这样，女性的自然身体与文本身体之间的各种错综的关系，种种复杂的张力就无法表现得淋漓尽致。女性身体写作强化了这种错综的关系和复杂的张力。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描写的核心就是女性的身体，而这身体既是自然的，又是文本的。女主人公多米，其身体充满了欲望，但这欲望又不是仅以自然的形式存在着，它在社会意识与社会文化的作用下，塑造着女主人自我意识，在她成长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她的性格。杨匡汉、孟繁华在他们主编的《共和国文学50年》中写道：“林白的小说《一个人的战争》正是从女性的躯体描写人手，从对性感及其性感区域的精确描摹出发，来阐述一个女人成长中的自我意识。正统的男权独断的文学史中，不会让女人如此袒露自身隐秘的欲望。《一个人的战争》之中女性躯体与欲望的写作引起爆炸性的轰动和极具震撼力的效果。”这种效果正是来自小说对女性身体二重性及其张力的深入挖掘与细致描写。它改变或者说加深了人们对于女性身体的认识，对传统意识形态产生的冲击是无庸置疑的。
自然，女性身体写作冲击最大的还是父权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父权制社会的意识形态是围绕男性对女性的绝对统治建立起来的。中国封建社会提倡三纲五常，主张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将夫妻关系等同于君臣、父子关系，要求妻子的绝对服从。除此之外，又提倡三从四德，要求妇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样，中国传统社会便至少在意识形态上，将女性置于男性的绝对统治之下。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有着种种的变数，但在总体上，妇女的从属地位却是确定的。与这种从属地位相适应的，是对妇女的种种行为规范。这些规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将妇女等同于物，忽视其生理与心理的现实要求，强使其服从一定的准则与规范。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寡妇守节。妇女死了丈夫，不管她多年轻，社会都要求她从一而终，为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东西比如名节而放弃其鲜活的生命追求。在长期的社会进程中，这些准则与规范逐渐积淀成父权制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在社会和文学中，女性身体的物化和商品化，被看的角色定位，或天使或魔鬼的表现形式，实际上都是这种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女性身体写作打破了这种意识形态定势，它将女性的身体，女性身体的隐密部位、女性隐密的欲望，更重要的是，它将这些隐密的部位、隐密的欲望对于女性性格与行为的形成与影响主动地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展现了一个与传统意识形态所设定的女性世界完全不同的女性世界。在它的烛照下，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偏颇与不公正便凸显了出来。而凸显出来之后，这种意识形态也就不可能再按照其原来的面貌存在下去了。在这里，女性身体写作显示出了其革命性的一面。
辩证地看，女性不仅仅是欲望特别是性欲望的混合体，女性的身体不是女性的全部，社会也不可能只靠欲望向前推进。女性身体写作虽然对意识形态产生了冲击，但冲击过后，它似乎还应该建立点什么。而正是在这里，身体写作露出了其不足。而且，过分地展示女性身体与隐密的欲望，似乎也不全是好事。毕竟，社会除了女性的身体与欲望，还有很多值得关注的东西。因此，女性身体写作没有得到每一个人的赞同，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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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在情况不同了，不少女性作家愿意写女性的身体，写女性身体的隐秘部位和女性隐密的欲望。从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瓶中之水》，到陈染的《私人生活》，“黛二小姐”系列，到卫慧的《上海宝贝》，到棉棉的《糖》，到九丹的《乌鸦》，到木子美的《遗情书》(自然，这可能不算一部“纯文学”作品)，暴露得似乎一个比一个厉害。如果说前面的作家还有所节制，那么越到后来，似乎就越无“遮拦”了。有些描写大胆得令保守的男人看了都有点脸红。她们把女性传统的“被看”变成了现在的“示看”，主动地把自己展示出来，供人们观赏与品评。
一般认为，女性身体写作的兴起与兴盛，大致有三个原因，一是商品经济的兴起，一是女性地位的提高和女性自主意识的增强，一是女性主义理论与意识的影响，特别是法国女作家艾莱娜·西苏的身体写作的影响。西苏认为：“几乎一切关于女性的东西还有待于妇女来写：关于她们的性特征，即它无尽的和变动着的错综复杂性，关于她们的性爱，她们身体中某一微小而又巨大区域的突然骚动。”[1]自然，西苏的身体写作并不仅仅是要女性展示自己的身体，它的目的是要调动女性的一切资源，以反对菲勒斯中心主义，实现男女的平等。她认为：“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她们自己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2]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然而，西苏的倡导之所以在20世纪末期以来的中国得到积极的响应，并不仅仅由于西风东渐，这里还有更深的社会文化原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男性相比，女性的身体与隐密的欲望属于隐私的范围，是女性可宝贵的东西，不宜公开展示给别人。而男性如在这方面有所获得，便沾沾自喜，甚至觉得占了“便宜”。鲁迅说，女人把脸送过来给你亲吻，你总不会给她一个耳光。很形象地说明了这一文化背景。自然，女性的这种“矜持”，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并不是出于自己的自律，而是由于社会的他律。传统社会对于过于“开放”的女性，其精神与肉体的惩罚都是十分严厉的。《红楼梦》中王夫人、贾母对宝、黛之间的互诉衷情的诛心之论，就是一个明证。贾母知道黛玉恋着宝玉，因此得病，很不高兴，说：“咱们这种人家，别的事自然没有的，这心病也是断断有不得的。林丫头若不是这个病呢，我凭着花多少钱都使得。若是这个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没心肠了”[3]。孙女辈中，本来贾母最心疼黛玉，只因黛玉爱上了宝玉，连病也不愿给她治了。由此可见社会他律之严峻，女性无事自然也不愿去触这霉头。然而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女性主义意识的推动，女性的地位逐渐提高，自主意识越来越强，社会的宽容度也越来越大。女性是否展示自己的身体与隐密的欲望越来越成为女性自己的事。但是另一方面，女性的身体与隐密的欲望仍然具有宝贵性。这就使女性的“示看”具有了主观的基础，加上经济社会高额回报的诱惑，身体写作自然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女性的由“被看”到“示看”，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女性身体写作对于意识形态的冲击是不容讳言的。
从性的角度看，传统的社会意识对于女性的看法是简单而明了的，它建立在好坏的二元对立之上。好女人是那些遵守“妇道”，保护自己的身体与隐密欲望，只对婚姻内的配偶开放的女人，反之，则是坏女人。传统的文学作品往往喜欢从这个角度描写女性形象。在描写自己肯定的女性形象的时候，总喜欢赋予其冰清玉洁的品格，描写否定的女性形象的时候，则倾向于给其添上淫秽的色彩。身体写作打破了这种思维定势。在卫慧们的笔下，女性形象不再以二元对立的形式出现。她们作品中的女性，从外部看都是正常而且正经的女人。有体面的工作，有正常的生活，然而她们却时刻处于肉体的骚动之中，渴望着肉体的满足，愿意委身于自己喜爱的任何一个男人，而且往往没有明显的经济或其他现实的目的。传统的思维定势与评价标准在她们身上英雄无用武之地。因此，这类人物出现之初，部分批评家不能接受，往往斥之以淫秽。实际上，这是一个评价体系的问题，从传统社会意识的角度看，这类人物的确是淫秽的，但是从身体写作的角度看，这只不过是女性作家“示看”的一种表现。将传统女性人物的隐密欲望和行为通过夸张的手法表现了出来。
在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中，女性的身体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不少女性主义学者把身体视为社会和文化的象征符号，认为身体体现着社会的等级秩序、社会规范和文化习俗。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和露丝·伊瑞格利反对身体只有生物学和自然属性的观点，认为身体是社会和文化的符号。伊丽莎白·格罗斯(Elizabeth Gross)认为，身体“不能仅仅被认为是一个生物学的实体，而应该被视为社会的烙印，历史的记号，是心理和人际关系的重要产物”[4]。从这个角度出发，当代英国文学史家伊丽莎白·约翰斯顿(Elisabeth Johnston)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女诗人勃朗宁夫人是由评论家们创造出来的一个文本身体。我们所知的女诗人勃朗宁并不是实际上的勃朗宁，而是虚构出来的勃朗宁，她的身体不仅指勃朗宁夫人的肉身或自然身体，而主要是指其文本身体。这样，女性的身体便具有了两重性，一是自然的、肉体的，一是社会的，文本的。[5]文本的身体是被书写、被阅读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时刻遭遇到女性的这种文本身体，如职场上着职业装的年轻女郎，在酒店门口笑迎宾客的盛妆新娘，等等。她们有真实的肉体，但在这些特定的场合，她们展示给人们和人们所注意的，则是她们文本意义上的身体。如盛妆的新娘，她的穿着的主要目的是突出她新娘的身份和文化意味，而不是展示其肉体的魅力。因此，她们在选择(书写)自己的衣着时，侧重的也是其文化与社会的内涵。在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传统的文学不大注意表现她们的身体，以及她们的身体在其思想、行为、性格中所起的作用。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薛宝钗等。即使需要描写她们的身体的时候，侧重的也是其精神文化的一面。如《红楼梦》中对林黛玉的描 写：“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6]表面上是在描写黛玉的长相容貌，但作者堆砌的，大都是些文化性的意象，对其身体自然性的一面，则很少涉及。而《金瓶梅》《九尾龟》对女性身体的描写，又太侧重其自然性的一面。这样，女性的自然身体与文本身体之间的各种错综的关系，种种复杂的张力就无法表现得淋漓尽致。女性身体写作强化了这种错综的关系和复杂的张力。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描写的核心就是女性的身体，而这身体既是自然的，又是文本的。女主人公多米，其身体充满了欲望，但这欲望又不是仅以自然的形式存在着，它在社会意识与社会文化的作用下，塑造着女主人自我意识，在她成长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她的性格。杨匡汉、孟繁华在他们主编的《共和国文学50年》中写道：“林白的小说《一个人的战争》正是从女性的躯体描写人手，从对性感及其性感区域的精确描摹出发，来阐述一个女人成长中的自我意识。正统的男权独断的文学史中，不会让女人如此袒露自身隐秘的欲望。《一个人的战争》之中女性躯体与欲望的写作引起爆炸性的轰动和极具震撼力的效果。”这种效果正是来自小说对女性身体二重性及其张力的深入挖掘与细致描写。它改变或者说加深了人们对于女性身体的认识，对传统意识形态产生的冲击是无庸置疑的。
自然，女性身体写作冲击最大的还是父权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父权制社会的意识形态是围绕男性对女性的绝对统治建立起来的。中国封建社会提倡三纲五常，主张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将夫妻关系等同于君臣、父子关系，要求妻子的绝对服从。除此之外，又提倡三从四德，要求妇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样，中国传统社会便至少在意识形态上，将女性置于男性的绝对统治之下。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有着种种的变数，但在总体上，妇女的从属地位却是确定的。与这种从属地位相适应的，是对妇女的种种行为规范。这些规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将妇女等同于物，忽视其生理与心理的现实要求，强使其服从一定的准则与规范。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寡妇守节。妇女死了丈夫，不管她多年轻，社会都要求她从一而终，为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东西比如名节而放弃其鲜活的生命追求。在长期的社会进程中，这些准则与规范逐渐积淀成父权制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在社会和文学中，女性身体的物化和商品化，被看的角色定位，或天使或魔鬼的表现形式，实际上都是这种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女性身体写作打破了这种意识形态定势，它将女性的身体，女性身体的隐密部位、女性隐密的欲望，更重要的是，它将这些隐密的部位、隐密的欲望对于女性性格与行为的形成与影响主动地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展现了一个与传统意识形态所设定的女性世界完全不同的女性世界。在它的烛照下，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偏颇与不公正便凸显了出来。而凸显出来之后，这种意识形态也就不可能再按照其原来的面貌存在下去了。在这里，女性身体写作显示出了其革命性的一面。
辩证地看，女性不仅仅是欲望特别是性欲望的混合体，女性的身体不是女性的全部，社会也不可能只靠欲望向前推进。女性身体写作虽然对意识形态产生了冲击，但冲击过后，它似乎还应该建立点什么。而正是在这里，身体写作露出了其不足。而且，过分地展示女性身体与隐密的欲望，似乎也不全是好事。毕竟，社会除了女性的身体与欲望，还有很多值得关注的东西。因此，女性身体写作没有得到每一个人的赞同，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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