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流浪】

　　聂华苓在她的自传《三生影像》里回顾：这辈子恍如三生三世，大陆，台湾，爱荷华，几乎都是在水边度过的。
　　她生于1925年，曾经家境优裕。11岁那年春节，父亲去世，孤儿寡母因此与阴风惨雨相伴。
　　聂华苓的母亲在私塾读过《论语》《女儿经》《三字经》等。1923年20岁时，经媒人说合，嫁给一位仪表堂堂的团长。待到华苓已七八个月，母亲偶然发现，丈夫以前竟然另有一房妻、子，頓时绝望得天旋地转。父亲聂怒夫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吴佩孚控制武汉时，他担任湖北第一师参谋长；后来桂系控制武汉，他又任卫戍司令部参谋长；此后随着桂系的失势而东躲西逃，赋闲8年。
　　聂怒夫在平越地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任上去世，母亲于1936年大年初三得到死讯。父亲死后抛下两房妻子、八个儿女，聂华苓最小的弟弟还是婴儿。聂家天塌地陷，也陷入比以前更为复杂的家庭纷争。
　　1938年8月，日寇逼近武汉，亲友们纷纷逃难，母亲带着聂华苓和弟妹逆长江而上，先坐轮船到宜昌，再换木船，涉激流险滩，危船在惊涛骇浪里如枯叶般旋转沉浮，命悬一线，终于回到三斗坪，母亲儿时常去的她外婆家。此地亲戚已经不多，但山水清秀明丽，人情单纯自然，滋养了苦涩已久、一路凄惶的孤儿寡母，“家庭的恩怨，战争的灾难，都远在大江之外了。”
　　三斗坪没有中学，但母亲有主见有决断，坚持要女儿继续念书。分别时两人洒泪江边，“母亲擦干眼泪，对我斩钉截铁地说：你舍不得妈，妈又何尝舍得你？不舍也要舍！我就靠你们以后为我扬眉吐气了。”聂华苓写道，“那最后一句话，决定了我的一生。”那年她14岁，从三斗坪搭小火轮去巴东，然后乘汽车到恩施，再坐滑竿翻山越岭，抵达抗战时期设于屯堡山里的湖北省立联合女子中学。她说：“从此我就流浪下去了。”
　　15岁那年初中毕业，聂华苓和两个同学搭上木炭车前往陪都重庆，想考国立高中。盘缠不够，路途惊险，幸而巧遇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陈诚也是湖北省联中的校长，她们得以搭车。而陈诚身边一位参谋长竟然是聂华苓父亲在保定陆军大学的同学，“绝路逢贵人”，得到意外照顾，她们顺利抵达重庆。
　　通过考试后，聂华苓被分发到长寿栀子湾的国立十二中。高中毕业后，她进入抗战期间迁到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一年后转入外文系。当时学生间流行一句话：“华西坝是天堂，沙坪坝是人间，古楼坝是地狱。”中央大学就位于沙坪坝，聂华苓在这里跟大学同学王正路相恋，抗战胜利后他们随学校返迁南京。
　　这一次是从重庆顺流而下，“万县以下，山山水水都是画，画里人，神，历史，各有其位。”多年后，聂华苓写作小说《桑青与桃红》，往事一帧帧浮现，第一部的背景就是瞿塘峡，壁立千仞，天光狭窄，江流汹涌，漩涡险恶，浪碎小舟……
　　大学岁月，聂华苓既品尝过不知国家是存是亡的忧患，也享受过抗战胜利时普天同庆的狂欢，还目睹过内战爆发后校园里激烈的学生运动。毕业后，王正路暑期便回到北平，她在南京的一个中学教书。1948年11月底平津战役打响，北平与南京之间还有飞机往还，聂华苓孤身北上。那是南京飞往北平的最后一个航班，她是机上唯一的乘客。1948年12月中旬，北平围城开始，她在密集的炮声中当了新娘。聂华苓学着嫂子，循规蹈矩地在三世同堂的北方大家庭当媳妇，当得颇为压抑。有一天家里来了客人，她问好、敬烟、奉茶之后，顺势在椅子边沿坐下。王正路却脸色突变，示意她回房间，质问她为何不守规矩，居然在长辈面前坐下——男人可以坐，女人却必须站着。那一刻，她的回家之念特别强烈，虽然与母亲和弟弟妹妹已经断绝消息几个月。
　　1949年3月初，她与丈夫装扮成一对生意人，将两张大学毕业文凭夹在镜子背面，辗转天津、济南，返回武汉，再带着母亲弟妹经广州到达台北。
　　因为父亲的经历，聂华苓虽然对政治舞台上的人物有观察的兴趣，却对政治有本能的疏离。然而，他们那一代中国人身上，特别凸显了历史悲情与个人命运的不可剥离。时代的巨浪激流，会笼罩、摇撼所有人：战乱、流离；恐惧、忧愤；大江大海、骨肉分离……个体显得多么渺小。武汉，三斗坪，长寿，重庆，南京，台北，每一个渐行渐远的地点，都留有聂华苓百感交集的回忆，也踩下了一代人背井离乡的仓皇足迹。
　　聂华苓远走台北，最后停驻爱荷华河边，但青少年时代在长江、嘉陵江边的岁月，江流雄浑，峡谷险绝，流光碎影，喜怒哀乐，都最难淡忘。聂华苓为读者熟知的《桑青与桃红》《失去的金铃子》《千山外，水长流》等小说，都有密密匝匝的往事萦回。自然风物，世态万象，国难家仇，人情冷暖，全部从笔底纷至沓来——三斗坪、瞿塘峡、重庆……家族恩怨，异乡往事，激越少年，迷惘青春，还有在战乱中挣扎求生的人们，他们残酷的处境，荒谬的经历，分裂的性情，都镌刻着国土苦难和时代苍凉。聂华苓将她的小说《桑青与桃红》称为“浪子的悲歌”，它以川江、北平、台北、美国为背景的几个篇章，既是写实，又有象征意味。狂澜惊魂，大宅门压抑，阁楼阴森，异国飘零，对应着聂华苓的一些履迹，更浓缩了那一代知识分子颠簸无奈的遭际与漂泊无根的惆怅。
　　流年似水，往日的苦涩、颠沛，叶落成泥，化为作家的养分；沿着记忆之流回溯往昔并诉诸文字，也让聂华苓部分释放了身为异乡人的故园之思。
　　1949年，到达台北后的聂华苓正在找工作养家。听说胡适任发行人的杂志即将出版，主持人雷震需要人管理文稿。聂华苓在南京时就以笔名发表过文章，她被朋友推荐去工作。进入杂志社不久，她开始以本名发表散文和短篇小说，雷震读后很赞赏，让聂华苓做文艺编辑，后来又吸纳她加入编辑委员会。当时台湾文坛充满“八股”，其他风味的文字很难问世。杂志的文艺版却自成一格，发表了梁实秋的《雅舍小品》、林海音的《城南旧事》、陈之藩的《旅美小简》等隽永、雅正的纯文学作品。那十来年，雷震给了聂华苓足够的信任与自由度，她编发的300多篇小说、剧本、散文、诗歌，求真求美，拒绝标语口号式写作，在当年的台湾文坛呈现出别样风貌。 　　聂华苓1964年去到美国后，在爱荷华大学教书的同时，依然写作、翻译不辍。她一生著述丰厚，出版过几十本小说、散文、学术专著和翻译作品。但人们更津津乐道的，是她和丈夫保罗·安格尔创办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还有他俩为世界文化交流做出的不寻常贡献。
　　聂华苓《三生影像》的序说：“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熟悉她的作家李锐认为，后面还应该加上一句：“果实在全世界。”

【三生有幸】

　　1952年11月，胡適从美国抵达台北。雷震要聂华苓到机场献花，她在雷震（字儆寰）的书桌上留了个字条：
　　儆寰先生：
　　您要我去向胡适先生献花。这是件美丽的差事，也是个热闹场面。我既不美丽，也不爱凑热闹。请您饶了我吧！
　　那天晚上，雷震在家宴请胡适和杂志社的同仁。聂华苓带着一丝“抗命”后的忐忑前往。刚进玄关，就听雷震在客厅大声说：来了，来了！就是她！胡先生，就是她不肯给你献花！胡适“嘿嘿”笑了两声，手里拿着聂华苓写的字条。雷震跟她说：我们正在传看呢。
　　好友殷海光连声赞赏：聂华苓你当然不应该去献花，你以后是要当作家的呀。那年她27岁，初涉文坛。不肯去献花，并非自负，不过是有我行我素的棱角罢了。
　　聂华苓与丈夫结婚15年，共同生活的时间只有5年。王正路英语日语俱佳，曾在位于日本的盟军总部任翻译，1957年赴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相交那些年，母亲去世，两个女儿幼小，婚姻搁浅，聂华苓的处境和情绪都陷于低谷，恐惧、寂寞、穷困，如影随形。她形容自己那时的照片，“就是笑，也是黯然”。
　　1963年的一天，美国文化参赞举办的酒会预计6点钟结束，到了5点半，心绪寥落的聂华苓还在犹豫是否前往。将近6点她才勉强赶去，见到保罗·安格尔。她未发一言，他却已被她静默中热辣辣的磁力击中。四目相对的瞬间，定有感应，所以，初识乍逢，她居然这么提起话头：“我站了半天，你也没理我，没礼貌。”说得不循常规，如怨似嗔。接下来的对话，两人短兵相接，张力饱满，暗埋伏笔。他俩的未来，都从此改变。
　　保罗·安格尔（1908—1991）是美国著名诗人，出生于养马人之家，小小年纪就开始打工。中学毕业后为节省费用而就读家乡雪松川的文理学院，后考入爱荷华大学研究院，他是美国第一个以一本诗稿而得到硕士学位的研究生。那本诗稿《旧土》获得耶鲁大学年轻诗人奖，它描绘黑土地上小人物，抒写诗人对大自然与生死的感悟。1933年，保罗·安格尔获得罗兹奖学金，前往牛津大学深造三年。1934年，双日公司出版了他的诗集《美国之歌》，《纽约时报》以整版篇幅刊发评论，称之为“美国诗坛新的里程碑”。
　　聂华苓说，保罗在年轻时代享受过许多好心人给予的情义，所以他始终有一股助人的冲动，对人热心得无以复加。实际上，他们俩都有同样的古道热肠，朋友们感念于他们无微不至的体贴与温暖。1968年、1979年陈映真两次被捕时，聂华苓夫妇侠骨崚嶒，多方设法营救，抗议台湾当局，并为之寻访律师、落实律师费。
　　保罗·安格尔1937年后在爱荷华大学教授创作课，1943年开始主持“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招揽优秀作家去爱荷华大学授课、翻译、创作，将此地发展成美国的文学重镇。保罗曾不无得意地说，“猎狗闻得出肉骨头，我闻得出才华。”著名小说家弗兰纳里·奥康纳、“美国桂冠诗人”马克·斯特兰德等，年轻时都曾置身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余光中、白先勇等台湾作家也都在上世纪60年代被保罗选拔而去。
　　保罗·安格尔1963年的亚洲之行，也是为作家工作坊寻访作家。与他同样毕业于爱荷华大学的理查德·麦卡锡先后担任过美国驻香港、台北总领事馆新闻处处长，翻译了许多台湾年轻作家的作品，张爱玲在香港期间，也得到他很大帮助。保罗见到聂华苓之前，麦卡锡推荐他读过她的小说。离开台北时，保罗已经对聂华苓难舍难分，盛情邀请她去爱荷华。之后，她每天都收到他的来信。她呢？第一次见到，就喜欢上他那双非常好看的灰蓝眼睛，“不停地变幻：温暖、深情、幽默、犀利、渴望、讽刺、调皮，咄咄逼人”。
　　1966年春天，保罗·安格尔从爱荷华去欧洲公务两个月，离别令他度日如年，只能将随身携带的聂华苓的照片，不时拿出来看一阵子。25年后保罗猝然去世时，小皮夹里依然放着那张相片。当时，他对她频寄书信诉相思，同时渴盼自己能够顺利离婚。自那以后，他俩再也没有长期分离过。聂华苓的《三生影像》里收录了一束保罗从巴黎、柏林、慕尼黑等地寄给她的信，写满浓稠思念与离愁别绪，十分温馨动人。
　　保罗最喜欢的她那帧小影，确实很能“传神写照”，攫住了聂华苓性格里那股锋芒：虽然微蹙双眉，紧抿嘴唇，有淡淡忧郁，但眼角眉梢都是俊俏聪明，还隐含一丝桀骜不驯、灵动性感。
　　1967年，保罗和聂华苓共同创立“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每年邀请一批各国作家到爱荷华写作、研讨，先后有100多个国家的上千位作家受邀。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尔罕·帕慕克、切斯瓦夫·米沃什、谢默斯·希尼等与中国作家丁玲、汪曾祺、柏杨、莫言、王安忆等，都曾前往爱荷华。年复一年，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享誉世界，也带给聂华苓夫妇至高荣耀。
　　聂华苓1964年前往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丈夫王正路1957年就去了美国，婚姻早已名存实亡。他们分居数年，1965年离婚。保罗的离婚却有点旷日持久，他曾说，自己见到聂华苓之前，不敢再结婚了，“婚姻太难对付了。糟糕的婚姻，什么都不对劲，你半夜起来，一脚踩在老婆的鞋子上”。1971年5月，聂华苓终于与保罗结婚，她自述：“我俩在伤亡惨重的战争中终于打了一场胜仗。”结婚前一天他俩去首饰店，保罗问她要什么样的戒指，她说：最便宜、最简单、最细的小圆圈。
　　从此，他们在爱荷华河边小山上那幢胭脂色红楼里，度过了难舍难离的每时每刻。聂华苓的《三生影像》用了最心满意足的语调，讲述这段圆满的“红楼情事”。他们无比庆幸彼此能够相遇；相守27年，有妙不可言的心神相通，“每一刻都很满足”，从来不觉得沉闷，“有谈不完的话，有共同做不完的事”，从一起致力于“国际写作计划，到一起买菜买花、喂鹿喂浣熊”；红楼外柳枝飘拂，枫叶盈窗，他们对眼前无限好的夕阳，有说不尽的留恋。
　　1991年3月，两人计划去欧洲两个月，看望女儿，到波兰领新政府颁发的文化奖，重访德国、捷克等。谁也没料到，比聂华苓年长17岁的保罗在芝加哥机场突然倒下。保罗离开后的日子，她觉得是“死里求生挣扎过来的”。
　　不由得要想到跟聂华苓年龄和经历相仿的叶嘉莹，她们都从大陆去台湾，再到北美洲，都有过不如意的婚姻，著述和教书都卓有建树。叶嘉莹将古典诗词里的儿女情长讲得声情摇曳，她的生活却与浪漫甜美的诗情绝缘。而聂华苓那天鬼使神差，懒心无肠地参加了酒会，谁知道赶赴的竟是三生有幸的一场约定，她的后半生，从此镀上金黄、和暖之光。上天有时候会额外眷顾某些人，有时又粗枝大叶地忽略另一些人。他老人家何时尽心尽责，何时又疏忽大意呢？真是没有规律可循、没有道理可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