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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我出生在湖南祁东县一个贫农之家。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家分得了土地，分得了房，生活也一天天好起来。我十分感谢党，拥护新社会。所以我17岁那一年，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野战军54军到我们县来招兵时，我就积极报名要求参军。由于我出身贫农，加上有点文化，身体也好，我如愿以偿。
1962年9月的一天，我所在的130师突然接到命令：做半个月的作战准备。我们即刻从农场转回军营，擦枪、领弹药、战前训练，紧张忙碌了起来。
半个月后，我们乘车沿川藏公路进发。此次我们要参加的是打击印度入侵我国领土的战斗，把印度军队赶出国门去。此次54军仅我们师参加中印之战1962年6月至11月间发生在藏南的边境战争，又称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东线战斗，由军长丁盛亲自指挥。由于我们师曾经进藏平叛，平叛后又帮藏民解放农奴，恢复地方政权，所以深得藏民的拥护，当我们师一万余人进入战斗前线时，身后就有两万余藏民帮我们修公路，运送粮草弹药。
我们师此次发动的战役是“瓦弄反击战”。瓦弄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该地区山高林密，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断崖峭壁，河流湍急，易守难攻，印军凭险而据，还大修地堡，配置极强的火力点，扬言可以把守一百年。
战役发起前，我们是很隐蔽地进入前线的。当时我在团部政治处当保卫干事。我发现团部隐蔽的对面山头有印军出没。为了在总攻开始前肃清对面山头之敌，团长派了两个侦察兵前去侦察，侦察员在夜里悄悄爬上敌人的山头前，天亮后再利用岩石草丛的隐蔽来观察敌军的情况。经过一整天的观察，他们只发现有几个人头出现过，断定守这个山头的敌军只有一个加强班。团长决定组成一个尖刀连，在总攻发起之前，先将这个山头拿下。
我听说后，立功心切，坚决要求下到尖兵连，参加这次战斗。政治处主任同意了，我很是兴奋，可临出发前，团政委发现了我，他不准我去，叫我留在团部。事后我猜测：他知道此次作战，敌人居高临下，我们会避免不了伤亡。他特别爱惜我们这些有点文化的部下，故不让我去。
也的确如此，此次尖刀连的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尖刀连连长根据侦察员的情报，说敌人只有一个加强班，故先期派了一个排冲锋，谁知快攻上山头时，敌人的火力骤然猛烈起来，先锋排的排长当场牺牲，其他战士也差不多全部阵亡了。根据敌人火力判断，把守在这个山头的敌人有100多人，是个加强连。尖刀连连长只有亲自率领全连战士攻了上去，由于山太陡，机枪都架不稳，只有靠两个人抬起机枪才能射击，所以战斗打得十分艰苦。战斗中又牺牲了一个排长和几十个战士，幸好守在山头的印军其实都是招募自尼泊尔等邻国的雇佣兵，他们怕死，打了一阵后，见我们的战士勇敢，不怕死地直往上冲，便放弃了阵地，四处溃逃起来。结果有4个逃兵慌不择路居然跑到我们团部前。当时我们团部有的在看图，有的在擦枪，没想到会突然出现4个敌兵，幸好这4个逃兵是怕死的，一见我们的哨兵端枪喝问，走在前头的两个便举手投降了，而后面的两个掉头就跑，其中一个当场摔下山摔死了，另一个滚下山后不见了踪影。
4个小时后，从远处的山头有敌军的炮弹向我们团部打来。我们才明白，肯定是那个滚下山的逃兵逃回去后，向上司报告说发现了我们的团部。敌人的炮火很猛，压得我们都抬不起头来，团部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把小锹，要我们临时挖坑隐蔽。好在敌人的炮火都是从我们的头上飞过，落到我们后面的一个高一点的山头，估计敌人是判断错了，否则我们团部要吃大亏了。
1962年10月20日，我们师开始发动“瓦弄战役”，在扫清敌人的地堡群、火力点中，战斗十分激烈，我们师共阵亡了400多战士。由于我军作战勇敢，印军胆寒起来，只抵抗了几个小时就放弃了阵地，全面溃逃。仅仅一天，就结束了战斗。
战斗结束后，经清点，除了打死几百个盘踞在地堡、火力点的印军外，其余几千个敌兵都逃得不见了踪影。丁盛军长立即召开会议，分析敌军的去向，大家一致认为：这几千个雇佣兵都是空投而来的，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往哪个方向逃，肯定是四处乱窜，在周围的山上躲起来了。丁军长命令我们师全体官兵开始在周围搜山，果然如分析的那样，共搜出几千个敌军俘虏，我曾经担任过指导员的那个连就差不多抓了一个连的俘虏，连长因此得了特等功，叫我羡慕得不得了。
在我们搜山的过程中，印度军方还不知道他们的部队已经溃逃，还在不停地用飞机向原先的阵地空投生活物资，只见到处是一片白茫茫的降落伞，我们都欢呼：敌人给我们送吃的来了。可惜的是当时的印度也不是富国，空投的罐头里装的都是碗豆、土豆，没有一点肉腥。
此次“瓦弄战役”，我们师出了两个“战斗英雄”，一个是排长周天喜，他在指挥全排连续爆破了敌人几个地堡后，当场牺牲了。
另一个是陈代富，他当时在高机排当战士，当他们排奉命摧毁印军无名高地中央地堡群母堡时，负责爆破的战士接二连三地牺牲，排长就叫陈代富去执行爆破任务。陈代富机灵地滚到敌人的地堡前，将爆破筒塞入敌地堡时，被里面的印军推了出来。在危急时刻，他爬上地堡，扒开堡顶积土，将爆破筒从顶盖圆木间隙插了进去，并用胸口顶住爆破筒，不让印军推出，当爆破筒即将爆炸的一瞬间，他迅速滚离了地堡。地堡被炸毁了，打开了部队前进的道路，陈代富也因此被誉为“活着的黄继光”。战斗结束后，陈代富到我团来作战斗事迹报告时，是由我陪同他的。
这次战役后，我还奉命做了一段时间的“俘虏管理工作”。我们听从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对几千印度战俘十分优待，当时我们穿的还是旧棉衣，却给印军俘虏每人发了一套新棉衣，在吃的方面不仅比我们的战士好，而且给他们每人每天发一包“大前门”香烟。因为有许多俘虏信伊斯兰教，我们还组织他们做“礼拜”，开展打篮球等娱乐活动。后来，当我们将这些印军俘虏移交给他们的“红十字会”时，很多俘虏都抱着我们痛哭，不愿回国，有的还说他们愿一辈子当中国的俘虏。
1978年9月，我从部队转业到了湖南衡阳。从一个战士到团级干部，我在部队战斗生活了24年。每当我想起我的军旅生涯，就激动不已，心里就会涌出一句话：我曾为共和国站过岗放过哨，上过战场，我为此而自豪，而骄傲！
1962年9月的一天，我所在的130师突然接到命令：做半个月的作战准备。我们即刻从农场转回军营，擦枪、领弹药、战前训练，紧张忙碌了起来。
半个月后，我们乘车沿川藏公路进发。此次我们要参加的是打击印度入侵我国领土的战斗，把印度军队赶出国门去。此次54军仅我们师参加中印之战1962年6月至11月间发生在藏南的边境战争，又称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东线战斗，由军长丁盛亲自指挥。由于我们师曾经进藏平叛，平叛后又帮藏民解放农奴，恢复地方政权，所以深得藏民的拥护，当我们师一万余人进入战斗前线时，身后就有两万余藏民帮我们修公路，运送粮草弹药。
我们师此次发动的战役是“瓦弄反击战”。瓦弄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该地区山高林密，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断崖峭壁，河流湍急，易守难攻，印军凭险而据，还大修地堡，配置极强的火力点，扬言可以把守一百年。
战役发起前，我们是很隐蔽地进入前线的。当时我在团部政治处当保卫干事。我发现团部隐蔽的对面山头有印军出没。为了在总攻开始前肃清对面山头之敌，团长派了两个侦察兵前去侦察，侦察员在夜里悄悄爬上敌人的山头前，天亮后再利用岩石草丛的隐蔽来观察敌军的情况。经过一整天的观察，他们只发现有几个人头出现过，断定守这个山头的敌军只有一个加强班。团长决定组成一个尖刀连，在总攻发起之前，先将这个山头拿下。
我听说后，立功心切，坚决要求下到尖兵连，参加这次战斗。政治处主任同意了，我很是兴奋，可临出发前，团政委发现了我，他不准我去，叫我留在团部。事后我猜测：他知道此次作战，敌人居高临下，我们会避免不了伤亡。他特别爱惜我们这些有点文化的部下，故不让我去。
也的确如此，此次尖刀连的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尖刀连连长根据侦察员的情报，说敌人只有一个加强班，故先期派了一个排冲锋，谁知快攻上山头时，敌人的火力骤然猛烈起来，先锋排的排长当场牺牲，其他战士也差不多全部阵亡了。根据敌人火力判断，把守在这个山头的敌人有100多人，是个加强连。尖刀连连长只有亲自率领全连战士攻了上去，由于山太陡，机枪都架不稳，只有靠两个人抬起机枪才能射击，所以战斗打得十分艰苦。战斗中又牺牲了一个排长和几十个战士，幸好守在山头的印军其实都是招募自尼泊尔等邻国的雇佣兵，他们怕死，打了一阵后，见我们的战士勇敢，不怕死地直往上冲，便放弃了阵地，四处溃逃起来。结果有4个逃兵慌不择路居然跑到我们团部前。当时我们团部有的在看图，有的在擦枪，没想到会突然出现4个敌兵，幸好这4个逃兵是怕死的，一见我们的哨兵端枪喝问，走在前头的两个便举手投降了，而后面的两个掉头就跑，其中一个当场摔下山摔死了，另一个滚下山后不见了踪影。
4个小时后，从远处的山头有敌军的炮弹向我们团部打来。我们才明白，肯定是那个滚下山的逃兵逃回去后，向上司报告说发现了我们的团部。敌人的炮火很猛，压得我们都抬不起头来，团部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把小锹，要我们临时挖坑隐蔽。好在敌人的炮火都是从我们的头上飞过，落到我们后面的一个高一点的山头，估计敌人是判断错了，否则我们团部要吃大亏了。
1962年10月20日，我们师开始发动“瓦弄战役”，在扫清敌人的地堡群、火力点中，战斗十分激烈，我们师共阵亡了400多战士。由于我军作战勇敢，印军胆寒起来，只抵抗了几个小时就放弃了阵地，全面溃逃。仅仅一天，就结束了战斗。
战斗结束后，经清点，除了打死几百个盘踞在地堡、火力点的印军外，其余几千个敌兵都逃得不见了踪影。丁盛军长立即召开会议，分析敌军的去向，大家一致认为：这几千个雇佣兵都是空投而来的，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往哪个方向逃，肯定是四处乱窜，在周围的山上躲起来了。丁军长命令我们师全体官兵开始在周围搜山，果然如分析的那样，共搜出几千个敌军俘虏，我曾经担任过指导员的那个连就差不多抓了一个连的俘虏，连长因此得了特等功，叫我羡慕得不得了。
在我们搜山的过程中，印度军方还不知道他们的部队已经溃逃，还在不停地用飞机向原先的阵地空投生活物资，只见到处是一片白茫茫的降落伞，我们都欢呼：敌人给我们送吃的来了。可惜的是当时的印度也不是富国，空投的罐头里装的都是碗豆、土豆，没有一点肉腥。
此次“瓦弄战役”，我们师出了两个“战斗英雄”，一个是排长周天喜，他在指挥全排连续爆破了敌人几个地堡后，当场牺牲了。
另一个是陈代富，他当时在高机排当战士，当他们排奉命摧毁印军无名高地中央地堡群母堡时，负责爆破的战士接二连三地牺牲，排长就叫陈代富去执行爆破任务。陈代富机灵地滚到敌人的地堡前，将爆破筒塞入敌地堡时，被里面的印军推了出来。在危急时刻，他爬上地堡，扒开堡顶积土，将爆破筒从顶盖圆木间隙插了进去，并用胸口顶住爆破筒，不让印军推出，当爆破筒即将爆炸的一瞬间，他迅速滚离了地堡。地堡被炸毁了，打开了部队前进的道路，陈代富也因此被誉为“活着的黄继光”。战斗结束后，陈代富到我团来作战斗事迹报告时，是由我陪同他的。
这次战役后，我还奉命做了一段时间的“俘虏管理工作”。我们听从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对几千印度战俘十分优待，当时我们穿的还是旧棉衣，却给印军俘虏每人发了一套新棉衣，在吃的方面不仅比我们的战士好，而且给他们每人每天发一包“大前门”香烟。因为有许多俘虏信伊斯兰教，我们还组织他们做“礼拜”，开展打篮球等娱乐活动。后来，当我们将这些印军俘虏移交给他们的“红十字会”时，很多俘虏都抱着我们痛哭，不愿回国，有的还说他们愿一辈子当中国的俘虏。
1978年9月，我从部队转业到了湖南衡阳。从一个战士到团级干部，我在部队战斗生活了24年。每当我想起我的军旅生涯，就激动不已，心里就会涌出一句话：我曾为共和国站过岗放过哨，上过战场，我为此而自豪，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