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世纪中期，沙皇俄国以“代为收复”的借口侵占伊犁，并“尚欲带兵前往收复乌鲁木齐”的消息传到京城之后，清朝政府愕然，一片混乱。
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随之接到清廷敕命，着其加强肃州(酒泉)防务，并就近统筹考虑应对新疆时局的问题。顿时，左宗棠感到形势严重。他心里非常清楚，沙俄出兵伊犁，“名虽代为收复，词近顺而心甚狡”，是在阿古柏叛乱狼烟四起时，沙俄采取的一种乘人之危的强盗行径。
面对新疆目前的危局，手握西北重兵的左宗棠，决心筹组西征大军，反击侵略，收复新疆。
1875年，清朝政府决定，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事务，开始收复新疆的准备工作。
左宗棠自兰州移师肃州(酒泉)，坐镇河西指挥战争。由湘军都统刘锦棠率领西征军主力挺进新疆。1875年春天，清朝大军挥师西进，直奔玉门关外而去。
马革桐棺临危受命
西域幅员辽阔，交通不便，运输军粮代价很高。自古用兵西域，都把兵精、饷足作为先决条件。左宗棠对西征的艰巨性深有了解，所以他不惜一切力量，筹备军粮。
到1876年夏季，乌鲁木齐战役打响之前，运至前线的军粮已达四千多万斤，完全可以满足清军作战所用。
1876年4月7日左宗棠到达肃州时，刘锦棠已在该地待命。左宗棠与之详细研究新疆形势和作战计划，提出第一阶段的任务是攻取乌鲁木齐，消灭阿古柏匪帮，收复天山南北广大地区，第二阶段的作战目标，则是收复沙俄占领的伊犁地区。
左宗棠不惜“马革桐棺”“老死西域”，而以垂暮之年(时年六十五岁)，病弱之躯临危受命，立下了誓死必胜的信念，决心与外寇展开殊死的搏斗。但毕竟精神体力不支，主帅不能亲率前锋，就在肃州坐镇督师，而把前敌指挥权全部交给了湘军督统刘锦棠。
刘锦棠欣然领命，所部已分几路准备相继出关。就在这时，左宗棠接到清廷决定为西征军筹拨军饷一千万两的上谕，解决了后续部队军费不足的燃眉之急。消息传开，全军欢欣鼓舞，士气为之大振。
1876年4月26日，刘锦棠辞别主帅左宗棠，率大军出征。
乌鲁木齐首战告捷
哈密是从西域进入中原的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西征军前锋部队统帅张曜已先期至此，屯田积谷、兴修水利，所以，左宗棠的西征军主力部队，很顺利地进入哈密。
西征军主力部队各营到达哈密后，把从肃州等地陆续运往哈密的军粮，再辗转搬运，分运至巴里坤和古城(今奇台县)。很快，刘锦棠的前锋部队，已占据了距离乌鲁木齐只有不足三百里的济木萨(今吉木萨尔县)。清军大部队严阵以待，兵锋直指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的占据者是投靠阿古柏不久的白彦虎。白彦虎原来是陕西回民起义的领袖之一，后逃至新疆哈密。清军攻入哈密回城，白彦虎掳掠哈密回王迈哈默德之母逃到吐鲁番，降附了阿古柏匪帮，背弃回民起义的根本利益，成为外寇在乌鲁木齐防线的马前卒。
刘锦棠率清军集驻济木萨，离此不远的阜康县的匪军败逃，很容易地就占领了阜康县城。
这时乌鲁木齐的守兵，已闻风丧胆，其中有千余骑向南溃逃。
刘锦棠决定兵分两路，一路向南追击，一路攻取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很快被清军占领，包括乌鲁木齐回城、红庙子(汉城)和满城，被一举攻克，守敌白彦虎等，早已仓皇逃离乌鲁木齐。
盘踞在昌吉、呼图壁的敌人，见大势已去，也纷纷逃跑。唯有玛纳斯的白彦虎残敌，负隅顽抗。
乌鲁木齐战役，虽然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但最后的成败，还必须由玛纳斯城堡的最后归属来决定。
1876年11月，玛纳斯城光复后，除沙俄仍占领伊犁外，北疆的其余地区已经统归清军占领。
经过更加精心的备战，清军发动了收复南疆的重大战役。
南疆八城门户洞开
白彦虎从乌鲁木齐败逃后，阿古柏把设防的重点放在达坂城，修筑堡垒，以步骑兵五千之众，凭险据守，扼控从乌鲁木齐通向南疆的一条窄狭孔道，成为抵御清军南进的第一道防线。
达坂城、吐鲁番、托克逊三地，分别由阿古柏的大总管爱依德尔呼里、白彦虎和阿古柏次子海古拉把守，构成三角形防御地带，以便于相互策应，进退自如。
阿古柏向天山一线结集精锐，投入三万兵力进行防守。并从南疆调集大炮、枪支和后勤物资，运送上述各据点要隘，自认为“设防重叠”，万无一失。
左宗棠对前线情况了如指掌，他深知塞外天气严寒，冰天雪地，非师行所宜。主将刘锦棠又突然染病，兵士中也因不适应隆冬严寒，有不少人病倒。所以左宗棠决定，进兵时间应以次年(1877年)暮春为宜。他胸有成竹，坚定不移地实现“缓进急战”的方针。在冬季让部队养精蓄锐，作好战前一切准备工作，以应付来年的“数大恶战”。
1877年4月，天山银装素裹，戈壁寒风料峭。刘锦棠率军从乌鲁木齐出发，以泰山压顶之势，突袭天山要塞达坂城。敌军见状，大呼意外，援军之路已断，守军顿时乱作一团。
刘锦棠指挥步骑兵向达坂城发动猛攻，顿时炮火连天。敌军顽强抵抗，并冒死企图突围。刘锦棠身先士卒，率军强取达坂城。不料，主将的坐骑中弹倒毙。刘锦棠换马前行，继续指挥战斗，仅用两天时间，就攻克了达坂城。达坂城守将、阿古柏的大总管爱依德尔呼里也被清军活捉。俘虏中大部分是南疆各地被阿古柏裹胁的百姓，刘锦棠“均给衣粮，纵令各归原部”。随即安抚达坂城一带平民，稳定城中秩序，协助恢复生产。
经过四天休整，刘锦棠挥师南行，亲率主力进击托克逊，另派数营兵力向吐鲁番方向进发。当清军攻克吐鲁番之后，发现白彦虎已经逃离，余部一千多人缴械投降。
与此同时，刘锦棠率军迅速攻击托克逊城。阿古柏的次子海古拉放火焚毁粮仓和弹药库，弃城逃窜。托克逊宣告攻破，毙敌两千多人。自此，达坂城、吐鲁番、托克逊三城全部光复。阿古柏损兵折将，被消灭的兵力不少于两万人。清军速战速决，只用十二天时间，就光复了天山隘口的三座城镇，这是执行左宗棠“缓进急战”战略方针的又一成功战例。
阿古柏慌了手脚，急忙求救于他的英国主子。
西征军紧锣密鼓，加紧军事部署，英人议和之辞掷之一旁。左宗棠伺机征战，决心全部收复沦人外寇之手的南疆领土。
“哲德沙尔汗国”彻底覆灭
1877年8月，盛夏酷暑已过，左宗棠的部署也已就绪。于是他兵分两路，挥师南下，刘锦棠率主力为前锋，张曜率部为后续，浩浩荡荡向天山南麓进发。
在这之前，南疆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大事：阿古柏忽然暴死!
阿古柏是侵占新疆、串演“哲德沙尔汗国”丑剧的主角，他过早地从舞台上消失，就使这场活剧显得有些残缺不全了。
这时的清军，已是粮草丰盈、士气高涨，敌营的混乱使清军信心更足，求战心弥切。
西征军在刘锦棠率领下，相继攻克喀拉沙尔和库尔勒。
刘锦棠马不停蹄，指挥步骑兵分两路直逼 喀什噶尔城下。是夜，清军突然发动袭击，官兵分进合击，奋勇力战，一时间杀声震天，势如破竹。敌兵在城中无力抵挡，溃不成军，纷纷夺路而逃。这次战役，歼敌七八千人，生擒千余人，沦于外寇12年的喀什噶尔，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第二天黎明，清军发现白彦虎、伯克胡里已逃跑，便穷追不舍，直至中俄边界，眼看着二人一伙被沙皇俄国接应收纳而去。
清军乘胜追击，速战速决，连连攻克了叶尔羌和英吉沙。次年(1878年)一月，刘锦棠亲率步骑，收复了南疆名城和田。
左宗棠指挥西征军，仅用一年多时间就攻克了被外寇侵占的南疆八城，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领土，这是清朝政府对列强出奇制胜的得意之笔，也是左宗棠戎马一生中最华彩的乐章。
西征军的胜利，在外交和军事两条战线上挫败了英俄两国的阴谋，显示了中国军队的勇气和实力。阿古柏外寇入侵势力的失败，预示着沙俄对伊犁的侵占，一定会遭到同样失败的命运。
收复伊犁，新疆建省
早在1871年，沙皇俄国乘阿古柏匪徒侵犯我国南疆和乌鲁木齐之机，派兵侵占了伊犁，宣布“伊犁永远归俄国管辖”。但沙俄驻华公使为了掩盖其强盗面孔，也不得不在照会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时说些外交辞令，称这次行动是为了“安定边疆秩序”。俄方以为乌鲁木齐很难收复，声称将来归还伊犁，不过是掩人耳目的谎言。
不料，清军不仅收复了北疆地区的古牧地、乌鲁木齐、玛纳斯，而且收复了南疆全境。中国的这一胜利，使沙皇俄国侵占伊犁之举处于尴尬境地。
为了收回伊犁，中俄举行了五六次的谈判，沙俄先是闭口不谈交还伊犁，只是一味地向清朝政府提出扩大通商权益、修改中俄西部部分国界等无理要求，使谈判中断。
后来俄方虽考虑归还伊犁的问题，但又表示，在获得中国在通商、割地、赔款和再次调整天山以北边界等方面作出让步后，才能交还伊犁。
沙俄的强盗行径和无赖手段，使左宗棠怒不可遏。左宗棠决心亲自率军出关，与沙俄侵略者决一雌雄。
1880年5月，左宗棠毅然移师关外，设行营于新疆东部重镇哈密。
左宗棠出关时，让兵士抬着棺材行军。与前次征讨阿古柏时，他以马革桐棺出行一样，表现了他誓死决胜的大无畏气概。他在哈密运筹帷幄，积极筹备战事。如果与俄人谈判破裂，他就向伊犁发动进攻，把沙皇俄国侵入伊犁的敌寇赶出境外。
左宗棠两次率部西征，一路进军，一路修桥筑路，沿途种植榆杨柳树。不出几年工夫，从兰州到肃州，从河西到哈密，从吐鲁番到乌鲁木齐，凡湘军所到之处，“所植道柳，除戈壁外，皆连绵不断，枝拂云霄。”这就是被人所称的“左公柳”。
左宗棠胸怀开阔。不仅志在夺回失去的疆土，更悉心于经营边陲，美化西域。
正当左宗棠在哈密积极准备收复伊犁的反侵略战争时，在投降派的破坏下，清政府动摇了武力攻克伊犁的决心，下诏将左宗棠从新疆前线调回北京。
1881年2月28日，左宗棠返回北京。就在几天前的2月24日，清政府代表曾纪泽与俄方代表订立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
沙俄归还伊犁，但却割去了伊犁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河以北的大片领土。虽然这一条约是沙俄强加给中国的，但曾纪泽确实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中国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一带地方。
在外寇长期奴役之下，新疆大地满目疮痍，民生凋敝，十室九空，土地荒芜，水利荒废，一片荒凉景象。
左宗棠有先见之明，在收复失地过程中，设立善后局和分局，重建地方秩序，医治战争创伤，发展生产，恢复经济。
左宗棠始终把“兴修水利以除民患”，列入“最为切要之务”。新疆各地全面整修旧有渠道灌溉系统，清理淤毁河道，同时还兴建了不少新的水利工程。
荒地开垦为良田，戈壁变成了绿洲，新疆各族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太平生活。
这些举措为稳定局势、恢复经济发挥了作用，但毕竟是临时性和局部性的成果。要在各地实施行政管理职能，建立有效的统治，就必须对新疆前景做出通盘筹划。为此，左宗棠提出在新疆建立行省制度的主张。他说：“为划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事有不容己者。”
但此时左宗棠已不在新疆，而是身居两江总督的高位。1882年，左宗棠再次向清朝政府奏请新疆建省，提出乘新疆收复伊始和西征大军未撤之威，不失时机地建省设县。这样顺应民心，有利于百废待举，恢复元气，实行切实有效的管理。
左宗棠恳切陈词，终于说服了清朝政府。同意着手在新疆建省。
时任新疆巡抚的刘锦棠，制定了建省的具体方案。省会设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下设镇迪道、阿克苏道、喀什噶尔道。道以下设府、厅、州、县。
伊犁仍设将军府，但不再统帅全疆的军政事务，政治中心移至迪化。
清朝政府正式批准了新疆设省的方案。
1884年11月16日，是新疆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户部奏请添设新疆巡抚、布政使各一人。除刘锦棠任巡抚外，又调甘肃布政使任新疆布政使。从此，新疆省正式建立。
新疆省实现了新疆与国内其他行省制度的统一，使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受到重挫和削弱，同时取消了新疆与全国各地人民来往的限制，使新疆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王嵘：作家、文化学者；祁小山：考古工作者、摄影人)
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随之接到清廷敕命，着其加强肃州(酒泉)防务，并就近统筹考虑应对新疆时局的问题。顿时，左宗棠感到形势严重。他心里非常清楚，沙俄出兵伊犁，“名虽代为收复，词近顺而心甚狡”，是在阿古柏叛乱狼烟四起时，沙俄采取的一种乘人之危的强盗行径。
面对新疆目前的危局，手握西北重兵的左宗棠，决心筹组西征大军，反击侵略，收复新疆。
1875年，清朝政府决定，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事务，开始收复新疆的准备工作。
左宗棠自兰州移师肃州(酒泉)，坐镇河西指挥战争。由湘军都统刘锦棠率领西征军主力挺进新疆。1875年春天，清朝大军挥师西进，直奔玉门关外而去。
马革桐棺临危受命
西域幅员辽阔，交通不便，运输军粮代价很高。自古用兵西域，都把兵精、饷足作为先决条件。左宗棠对西征的艰巨性深有了解，所以他不惜一切力量，筹备军粮。
到1876年夏季，乌鲁木齐战役打响之前，运至前线的军粮已达四千多万斤，完全可以满足清军作战所用。
1876年4月7日左宗棠到达肃州时，刘锦棠已在该地待命。左宗棠与之详细研究新疆形势和作战计划，提出第一阶段的任务是攻取乌鲁木齐，消灭阿古柏匪帮，收复天山南北广大地区，第二阶段的作战目标，则是收复沙俄占领的伊犁地区。
左宗棠不惜“马革桐棺”“老死西域”，而以垂暮之年(时年六十五岁)，病弱之躯临危受命，立下了誓死必胜的信念，决心与外寇展开殊死的搏斗。但毕竟精神体力不支，主帅不能亲率前锋，就在肃州坐镇督师，而把前敌指挥权全部交给了湘军督统刘锦棠。
刘锦棠欣然领命，所部已分几路准备相继出关。就在这时，左宗棠接到清廷决定为西征军筹拨军饷一千万两的上谕，解决了后续部队军费不足的燃眉之急。消息传开，全军欢欣鼓舞，士气为之大振。
1876年4月26日，刘锦棠辞别主帅左宗棠，率大军出征。
乌鲁木齐首战告捷
哈密是从西域进入中原的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西征军前锋部队统帅张曜已先期至此，屯田积谷、兴修水利，所以，左宗棠的西征军主力部队，很顺利地进入哈密。
西征军主力部队各营到达哈密后，把从肃州等地陆续运往哈密的军粮，再辗转搬运，分运至巴里坤和古城(今奇台县)。很快，刘锦棠的前锋部队，已占据了距离乌鲁木齐只有不足三百里的济木萨(今吉木萨尔县)。清军大部队严阵以待，兵锋直指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的占据者是投靠阿古柏不久的白彦虎。白彦虎原来是陕西回民起义的领袖之一，后逃至新疆哈密。清军攻入哈密回城，白彦虎掳掠哈密回王迈哈默德之母逃到吐鲁番，降附了阿古柏匪帮，背弃回民起义的根本利益，成为外寇在乌鲁木齐防线的马前卒。
刘锦棠率清军集驻济木萨，离此不远的阜康县的匪军败逃，很容易地就占领了阜康县城。
这时乌鲁木齐的守兵，已闻风丧胆，其中有千余骑向南溃逃。
刘锦棠决定兵分两路，一路向南追击，一路攻取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很快被清军占领，包括乌鲁木齐回城、红庙子(汉城)和满城，被一举攻克，守敌白彦虎等，早已仓皇逃离乌鲁木齐。
盘踞在昌吉、呼图壁的敌人，见大势已去，也纷纷逃跑。唯有玛纳斯的白彦虎残敌，负隅顽抗。
乌鲁木齐战役，虽然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但最后的成败，还必须由玛纳斯城堡的最后归属来决定。
1876年11月，玛纳斯城光复后，除沙俄仍占领伊犁外，北疆的其余地区已经统归清军占领。
经过更加精心的备战，清军发动了收复南疆的重大战役。
南疆八城门户洞开
白彦虎从乌鲁木齐败逃后，阿古柏把设防的重点放在达坂城，修筑堡垒，以步骑兵五千之众，凭险据守，扼控从乌鲁木齐通向南疆的一条窄狭孔道，成为抵御清军南进的第一道防线。
达坂城、吐鲁番、托克逊三地，分别由阿古柏的大总管爱依德尔呼里、白彦虎和阿古柏次子海古拉把守，构成三角形防御地带，以便于相互策应，进退自如。
阿古柏向天山一线结集精锐，投入三万兵力进行防守。并从南疆调集大炮、枪支和后勤物资，运送上述各据点要隘，自认为“设防重叠”，万无一失。
左宗棠对前线情况了如指掌，他深知塞外天气严寒，冰天雪地，非师行所宜。主将刘锦棠又突然染病，兵士中也因不适应隆冬严寒，有不少人病倒。所以左宗棠决定，进兵时间应以次年(1877年)暮春为宜。他胸有成竹，坚定不移地实现“缓进急战”的方针。在冬季让部队养精蓄锐，作好战前一切准备工作，以应付来年的“数大恶战”。
1877年4月，天山银装素裹，戈壁寒风料峭。刘锦棠率军从乌鲁木齐出发，以泰山压顶之势，突袭天山要塞达坂城。敌军见状，大呼意外，援军之路已断，守军顿时乱作一团。
刘锦棠指挥步骑兵向达坂城发动猛攻，顿时炮火连天。敌军顽强抵抗，并冒死企图突围。刘锦棠身先士卒，率军强取达坂城。不料，主将的坐骑中弹倒毙。刘锦棠换马前行，继续指挥战斗，仅用两天时间，就攻克了达坂城。达坂城守将、阿古柏的大总管爱依德尔呼里也被清军活捉。俘虏中大部分是南疆各地被阿古柏裹胁的百姓，刘锦棠“均给衣粮，纵令各归原部”。随即安抚达坂城一带平民，稳定城中秩序，协助恢复生产。
经过四天休整，刘锦棠挥师南行，亲率主力进击托克逊，另派数营兵力向吐鲁番方向进发。当清军攻克吐鲁番之后，发现白彦虎已经逃离，余部一千多人缴械投降。
与此同时，刘锦棠率军迅速攻击托克逊城。阿古柏的次子海古拉放火焚毁粮仓和弹药库，弃城逃窜。托克逊宣告攻破，毙敌两千多人。自此，达坂城、吐鲁番、托克逊三城全部光复。阿古柏损兵折将，被消灭的兵力不少于两万人。清军速战速决，只用十二天时间，就光复了天山隘口的三座城镇，这是执行左宗棠“缓进急战”战略方针的又一成功战例。
阿古柏慌了手脚，急忙求救于他的英国主子。
西征军紧锣密鼓，加紧军事部署，英人议和之辞掷之一旁。左宗棠伺机征战，决心全部收复沦人外寇之手的南疆领土。
“哲德沙尔汗国”彻底覆灭
1877年8月，盛夏酷暑已过，左宗棠的部署也已就绪。于是他兵分两路，挥师南下，刘锦棠率主力为前锋，张曜率部为后续，浩浩荡荡向天山南麓进发。
在这之前，南疆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大事：阿古柏忽然暴死!
阿古柏是侵占新疆、串演“哲德沙尔汗国”丑剧的主角，他过早地从舞台上消失，就使这场活剧显得有些残缺不全了。
这时的清军，已是粮草丰盈、士气高涨，敌营的混乱使清军信心更足，求战心弥切。
西征军在刘锦棠率领下，相继攻克喀拉沙尔和库尔勒。
刘锦棠马不停蹄，指挥步骑兵分两路直逼 喀什噶尔城下。是夜，清军突然发动袭击，官兵分进合击，奋勇力战，一时间杀声震天，势如破竹。敌兵在城中无力抵挡，溃不成军，纷纷夺路而逃。这次战役，歼敌七八千人，生擒千余人，沦于外寇12年的喀什噶尔，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第二天黎明，清军发现白彦虎、伯克胡里已逃跑，便穷追不舍，直至中俄边界，眼看着二人一伙被沙皇俄国接应收纳而去。
清军乘胜追击，速战速决，连连攻克了叶尔羌和英吉沙。次年(1878年)一月，刘锦棠亲率步骑，收复了南疆名城和田。
左宗棠指挥西征军，仅用一年多时间就攻克了被外寇侵占的南疆八城，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领土，这是清朝政府对列强出奇制胜的得意之笔，也是左宗棠戎马一生中最华彩的乐章。
西征军的胜利，在外交和军事两条战线上挫败了英俄两国的阴谋，显示了中国军队的勇气和实力。阿古柏外寇入侵势力的失败，预示着沙俄对伊犁的侵占，一定会遭到同样失败的命运。
收复伊犁，新疆建省
早在1871年，沙皇俄国乘阿古柏匪徒侵犯我国南疆和乌鲁木齐之机，派兵侵占了伊犁，宣布“伊犁永远归俄国管辖”。但沙俄驻华公使为了掩盖其强盗面孔，也不得不在照会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时说些外交辞令，称这次行动是为了“安定边疆秩序”。俄方以为乌鲁木齐很难收复，声称将来归还伊犁，不过是掩人耳目的谎言。
不料，清军不仅收复了北疆地区的古牧地、乌鲁木齐、玛纳斯，而且收复了南疆全境。中国的这一胜利，使沙皇俄国侵占伊犁之举处于尴尬境地。
为了收回伊犁，中俄举行了五六次的谈判，沙俄先是闭口不谈交还伊犁，只是一味地向清朝政府提出扩大通商权益、修改中俄西部部分国界等无理要求，使谈判中断。
后来俄方虽考虑归还伊犁的问题，但又表示，在获得中国在通商、割地、赔款和再次调整天山以北边界等方面作出让步后，才能交还伊犁。
沙俄的强盗行径和无赖手段，使左宗棠怒不可遏。左宗棠决心亲自率军出关，与沙俄侵略者决一雌雄。
1880年5月，左宗棠毅然移师关外，设行营于新疆东部重镇哈密。
左宗棠出关时，让兵士抬着棺材行军。与前次征讨阿古柏时，他以马革桐棺出行一样，表现了他誓死决胜的大无畏气概。他在哈密运筹帷幄，积极筹备战事。如果与俄人谈判破裂，他就向伊犁发动进攻，把沙皇俄国侵入伊犁的敌寇赶出境外。
左宗棠两次率部西征，一路进军，一路修桥筑路，沿途种植榆杨柳树。不出几年工夫，从兰州到肃州，从河西到哈密，从吐鲁番到乌鲁木齐，凡湘军所到之处，“所植道柳，除戈壁外，皆连绵不断，枝拂云霄。”这就是被人所称的“左公柳”。
左宗棠胸怀开阔。不仅志在夺回失去的疆土，更悉心于经营边陲，美化西域。
正当左宗棠在哈密积极准备收复伊犁的反侵略战争时，在投降派的破坏下，清政府动摇了武力攻克伊犁的决心，下诏将左宗棠从新疆前线调回北京。
1881年2月28日，左宗棠返回北京。就在几天前的2月24日，清政府代表曾纪泽与俄方代表订立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
沙俄归还伊犁，但却割去了伊犁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河以北的大片领土。虽然这一条约是沙俄强加给中国的，但曾纪泽确实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中国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一带地方。
在外寇长期奴役之下，新疆大地满目疮痍，民生凋敝，十室九空，土地荒芜，水利荒废，一片荒凉景象。
左宗棠有先见之明，在收复失地过程中，设立善后局和分局，重建地方秩序，医治战争创伤，发展生产，恢复经济。
左宗棠始终把“兴修水利以除民患”，列入“最为切要之务”。新疆各地全面整修旧有渠道灌溉系统，清理淤毁河道，同时还兴建了不少新的水利工程。
荒地开垦为良田，戈壁变成了绿洲，新疆各族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太平生活。
这些举措为稳定局势、恢复经济发挥了作用，但毕竟是临时性和局部性的成果。要在各地实施行政管理职能，建立有效的统治，就必须对新疆前景做出通盘筹划。为此，左宗棠提出在新疆建立行省制度的主张。他说：“为划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事有不容己者。”
但此时左宗棠已不在新疆，而是身居两江总督的高位。1882年，左宗棠再次向清朝政府奏请新疆建省，提出乘新疆收复伊始和西征大军未撤之威，不失时机地建省设县。这样顺应民心，有利于百废待举，恢复元气，实行切实有效的管理。
左宗棠恳切陈词，终于说服了清朝政府。同意着手在新疆建省。
时任新疆巡抚的刘锦棠，制定了建省的具体方案。省会设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下设镇迪道、阿克苏道、喀什噶尔道。道以下设府、厅、州、县。
伊犁仍设将军府，但不再统帅全疆的军政事务，政治中心移至迪化。
清朝政府正式批准了新疆设省的方案。
1884年11月16日，是新疆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户部奏请添设新疆巡抚、布政使各一人。除刘锦棠任巡抚外，又调甘肃布政使任新疆布政使。从此，新疆省正式建立。
新疆省实现了新疆与国内其他行省制度的统一，使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受到重挫和削弱，同时取消了新疆与全国各地人民来往的限制，使新疆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王嵘：作家、文化学者；祁小山：考古工作者、摄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