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两起并购案
2006年，中国企业界是在一片喧嚣声中度过的。这一年，有两起并购案引发了强烈地、持续地关注。其中之一，是凯雷收购徐工案，另一起则是洛阳轴承重组案。
这两起案例，都是待字闺中的老牌国企如何改嫁的故事，表面上看与民企似乎没有太大关系，但整个故事的演进却已昭示了民企在国民经济中那尴尬却又真实的地位。
以洛阳轴承为例，这家昔日的行业龙头，因为激励和约束制度的匮乏，最终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千疮百孔。尽管产权关系对这家企业的没落有着重大的影响，但是在寻找重组者的曲折道路上，民企的身影只是倏忽一闪，河南本省的国企才是见诸媒体最频繁的候选者。最终的结果也并不让人奇怪，一家河南的国企明星——永煤集团——在政府的牵头下入主洛阳轴承。
尽管这是一场公司并购案，但我们仍需注意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大部分报道都提到了是“政府在主导这场重组”，然而，政府主导是否必然意味着外地民企必须被排斥？若无必然联系，则只能说明地方政府对民企不无“歧视”，也许是因为这种歧视在很多地方都广泛存在着，见者早已麻木。但对民企来说，想通过并购做大自己的美好愿望，基本都要落空。
其实凯雷收购徐工的案例已经暗示了同样的道理。民企老总向文波之所以冲冠一怒向徐工发飙，其中固然有利益的因素，但多半也隐藏着某种被轻侮后的不快情绪——因为从一开始，三一重工就被排斥在徐工收购案之外——哪怕三一重工已是这个行业的民营老大。这就好像你出得起钱，但人家就是不睬你，买主不窝火才怪。
窝火的向文波后来选择在博客上向徐工发难。博客被赞誉为一种草根媒体，人人皆有说话的权利，向文波最终通过博客为自己挽回了一点面子。博客也许是他唯一的途径，难道向文波和三一重工也是弱势群体？
不管怎么说，向文波与徐工集团的博客大战最终还是起到了一点作用，凯雷收购徐工被迫拖延，而且外资凯雷将胃口降低到只要徐工50%的股份。
然而一个不无讽刺的事实是，向文波最先发难是因为民企遭受了不公的待遇，但舆论最关注的却是应对外资设限。
只有少数人保持着清醒的态度，他们说“关键问题并不是要对外资设限，而是要对民资开放”。但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显然更重视前者而后者。
一群企业家
现在可以回顾一下民企在2006年的普遍遭遇了。人物是叙事的线索，民营企业家的命运也昭示着企業的命运。最典型的人物，往往能够勾勒出这个大时代下的民企图景。
那些风华正茂的企业家，张海、顾雏军、严介和、严晓群、孙宏斌、张文中、龚家龙、唐万新，他们都曾是各自行业的领军人物，在饮料、家电、零售、基建、地产、石油、金融等领域风云一时，但在2006年前后，他们遭遇了同样的问题，被迫收缩战线，有些甚至遭遇了牢狱之灾。
严介和，一位能言善辩的民营企业家在这一年遭遇了空前的麻烦。严介和以收购国企闻名，但银行并不是十分支持这位看似雄才大略的企业家，他们选择了群起逼债。
严介和想了很多办法来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比如建立新的公司发展新的业务。但银行和法院都不支持他，他被法院限制出境，导致他必须一次又一次现身媒体做解释。
严介和再狼狈也比他的老乡严晓群要好一点。严晓群创办的斯威特系，也在这一年遭遇了逼债风波，费尽心机弄到手的“小天鹅”也被卖掉偿还债务。甚至有报纸报道了他被抓的消息，而那时候，严晓群的状态也不比失去自由强多少——他在北京活动筹钱还债。
唯一能令江苏二严聊以自慰的是，他们毕竟还没有被抓。在他们之前，“产业整合者”如张海、顾雏军、唐万新们如今都一一进入了监狱，成为民企“先烈”。
民企的坏消息并没有停止。直到2006年的12月末，消息传来，天发石油董事长龚家龙被湖北公安厅带走。曾经踌躇满志的天发集团陷入了空前的困境之中。
自2004年铁本事件遭遇宏观调控“斩首”之后，一大批民企陷入了困境，而在2006年，距离十六大4年之后，民企的接连出事出现了一个不小的高潮，谁在给民企念紧箍咒？
谁决定他们的命运？
要解释这个问题，可能必须考察具体的个案。
以顾雏军为例，原罪的紧箍一直盘旋在这位来路不明的大亨头上，即便他已经通过资本市场将家电产能聚集到一起，这种非议一直没有停止过。
一种越来越为人接受的看法是，顾雏军的第一桶金确实有问题，但是他其后在佛山完成的种种运作并非纯粹是一个“骗子”，也确实起到了产能整合的实效。只不过，当年悄然将顾雏军引进的当地政府与之反目，顾雏军在资本市场上的种种调度遂成为把柄。
这位资本市场上曾经的风云人物最终以一种另类的方式宣告他的不满，他要求媒体旁听公开审理。这时候，如同向文波在博客上造势一样，话语权这一基本权利的争取也显得是如此地艰难，无疑折射出民企的弱势。
假如民企在融资方面不是如此艰难，也许顾雏军会选择一条更为稳健的道路，来筹谋他理想中的家电帝国。但顾的扩张显然有逆势而动的嫌疑。资料表明，目前我国1200万家中小企业获得的金融资源非常有限。到2005年9月底，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为20.3万亿元，同比增长13.5%，但非公有制企业短期贷款较上年同期减少216亿元。
资本的稀缺和资本市场管制的疲软，造就了一个投机的顾雏军。类似的疑问也在佛山另一位年轻人张海身上出现，事后张海也曾经叫屈。
只有少数媒体把疑惑的目光从企业家身上移开，投射到了他们身后的地方政府身上。在无数的并购案例中，地方政府主导的痕迹或明显或淡薄，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是他们而不是那些活跃在前台的民营企业，才是真正的主角。
民营企业家在很多时候都是地方政府的合作者，或者同谋。这种合作在全国各地比比皆是。严介和曾经的成功已经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只要让地方政府满意，是能够赚到钱的。他独特的BT模式就是和地方政府做生意，而且由政府出面解决了贷款的问题，严也因此显得信心十足，面对原罪的风言风语也面不改色。但他忽略了的一点是地方政府能够与之同享福，但是否愿意共患难呢？
所以当严介和资金链上的某一环节出现问题时，他迅即陷入了追债的困境进而蔓延到全局，而他连环债务的起点，却源自地方政府的不诚信，但更多人只认严介和，而不会向地方政府逼债。同样，媒体也只能够大肆鞭挞民营企业家，很难指名道姓去批评一位政府官员。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不光是民企有原罪，某些地方政府也不无原罪。他们在与民企合作伊始就已经把手伸得过长，从而为日后民企的颠覆埋下了祸根。只是政府的有形之手伸得长且不说，而且理直气壮很少受法律约束。
民营企业家在风生水起时，像孙猴子一样在前台演绎着72变不无欢腾，但只要政府念一念紧箍咒，民企立即就头疼了而且无法反抗。民企和地方政府也许从来没有获得过平起平坐的地位，如果有，那也肯定是幻觉，其实你永远跳不出他的手掌心。
一位已经跑到海外的民营企业家前不久这样总结了他自1981年来的创业经历，“民企永远是错的，政府永远是对的。”
当信贷、能源等资源依然被政府掌控之时，很难让政府退出一些“市场化”的交易。寻租在每个环节都有存在的理由，甚至在重组、清算过程中，政府处置不当的指控也时有发生。民企从头到尾都被人掐着脖子。
显然，因宏观调控而导致的民企资金断流，进而暴露出的一系列民企所谓原罪在2006年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曾经因十六大的召开而欢欣鼓舞的民营企业家们，现在又倒回了几步，有些甚至跌得更惨。
尽管改善民企生存环境的舆论又渐渐高涨，但是民企已经失去了一个本可以潜心发展的时间差。在民营企业因为资本、政策等壁垒裹足不前的时候，2006年也是入世过渡期的最后一年，从此之后外资将长驱直入。
一些民企倒下后的空间已经被国有资本和外资填补。国有企业在国资委和董事会的改造下，似乎正在巩固部分垄断的权益。不论是石油、金融还是医药、零售等行业，国有资本拥有的资本规模、政策博弈能力都远非民企可比，同样外资也具备着上述优势。
在未来民企的生存空间中，他们注定需要在一些微不足道的行业中深耕细作，耐心经营而不是盲目进行多元化扩张。这可能令他们与国资和外资的差距更为明显，却是最安稳的生存之道。
凯雷收购徐工的案例昭示着某种趋势，就是在一些事关重大的产业中，可能将是外资和国资平分秋色，各占50%股份，而民企连缝隙也看不到。
民营企业再往前的每一小步都需要十分的谨慎，而外资和国资有望迅速筑起自己的壁垒。
作为一种以赢利为目的的，但也是非政府性质的组织，民营企业在如今的规模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瓶颈。
2006年，中国企业界是在一片喧嚣声中度过的。这一年，有两起并购案引发了强烈地、持续地关注。其中之一，是凯雷收购徐工案，另一起则是洛阳轴承重组案。
这两起案例，都是待字闺中的老牌国企如何改嫁的故事，表面上看与民企似乎没有太大关系，但整个故事的演进却已昭示了民企在国民经济中那尴尬却又真实的地位。
以洛阳轴承为例，这家昔日的行业龙头，因为激励和约束制度的匮乏，最终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千疮百孔。尽管产权关系对这家企业的没落有着重大的影响，但是在寻找重组者的曲折道路上，民企的身影只是倏忽一闪，河南本省的国企才是见诸媒体最频繁的候选者。最终的结果也并不让人奇怪，一家河南的国企明星——永煤集团——在政府的牵头下入主洛阳轴承。
尽管这是一场公司并购案，但我们仍需注意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大部分报道都提到了是“政府在主导这场重组”，然而，政府主导是否必然意味着外地民企必须被排斥？若无必然联系，则只能说明地方政府对民企不无“歧视”，也许是因为这种歧视在很多地方都广泛存在着，见者早已麻木。但对民企来说，想通过并购做大自己的美好愿望，基本都要落空。
其实凯雷收购徐工的案例已经暗示了同样的道理。民企老总向文波之所以冲冠一怒向徐工发飙，其中固然有利益的因素，但多半也隐藏着某种被轻侮后的不快情绪——因为从一开始，三一重工就被排斥在徐工收购案之外——哪怕三一重工已是这个行业的民营老大。这就好像你出得起钱，但人家就是不睬你，买主不窝火才怪。
窝火的向文波后来选择在博客上向徐工发难。博客被赞誉为一种草根媒体，人人皆有说话的权利，向文波最终通过博客为自己挽回了一点面子。博客也许是他唯一的途径，难道向文波和三一重工也是弱势群体？
不管怎么说，向文波与徐工集团的博客大战最终还是起到了一点作用，凯雷收购徐工被迫拖延，而且外资凯雷将胃口降低到只要徐工50%的股份。
然而一个不无讽刺的事实是，向文波最先发难是因为民企遭受了不公的待遇，但舆论最关注的却是应对外资设限。
只有少数人保持着清醒的态度，他们说“关键问题并不是要对外资设限，而是要对民资开放”。但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显然更重视前者而后者。
一群企业家
现在可以回顾一下民企在2006年的普遍遭遇了。人物是叙事的线索，民营企业家的命运也昭示着企業的命运。最典型的人物，往往能够勾勒出这个大时代下的民企图景。
那些风华正茂的企业家，张海、顾雏军、严介和、严晓群、孙宏斌、张文中、龚家龙、唐万新，他们都曾是各自行业的领军人物，在饮料、家电、零售、基建、地产、石油、金融等领域风云一时，但在2006年前后，他们遭遇了同样的问题，被迫收缩战线，有些甚至遭遇了牢狱之灾。
严介和，一位能言善辩的民营企业家在这一年遭遇了空前的麻烦。严介和以收购国企闻名，但银行并不是十分支持这位看似雄才大略的企业家，他们选择了群起逼债。
严介和想了很多办法来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比如建立新的公司发展新的业务。但银行和法院都不支持他，他被法院限制出境，导致他必须一次又一次现身媒体做解释。
严介和再狼狈也比他的老乡严晓群要好一点。严晓群创办的斯威特系，也在这一年遭遇了逼债风波，费尽心机弄到手的“小天鹅”也被卖掉偿还债务。甚至有报纸报道了他被抓的消息，而那时候，严晓群的状态也不比失去自由强多少——他在北京活动筹钱还债。
唯一能令江苏二严聊以自慰的是，他们毕竟还没有被抓。在他们之前，“产业整合者”如张海、顾雏军、唐万新们如今都一一进入了监狱，成为民企“先烈”。
民企的坏消息并没有停止。直到2006年的12月末，消息传来，天发石油董事长龚家龙被湖北公安厅带走。曾经踌躇满志的天发集团陷入了空前的困境之中。
自2004年铁本事件遭遇宏观调控“斩首”之后，一大批民企陷入了困境，而在2006年，距离十六大4年之后，民企的接连出事出现了一个不小的高潮，谁在给民企念紧箍咒？
谁决定他们的命运？
要解释这个问题，可能必须考察具体的个案。
以顾雏军为例，原罪的紧箍一直盘旋在这位来路不明的大亨头上，即便他已经通过资本市场将家电产能聚集到一起，这种非议一直没有停止过。
一种越来越为人接受的看法是，顾雏军的第一桶金确实有问题，但是他其后在佛山完成的种种运作并非纯粹是一个“骗子”，也确实起到了产能整合的实效。只不过，当年悄然将顾雏军引进的当地政府与之反目，顾雏军在资本市场上的种种调度遂成为把柄。
这位资本市场上曾经的风云人物最终以一种另类的方式宣告他的不满，他要求媒体旁听公开审理。这时候，如同向文波在博客上造势一样，话语权这一基本权利的争取也显得是如此地艰难，无疑折射出民企的弱势。
假如民企在融资方面不是如此艰难，也许顾雏军会选择一条更为稳健的道路，来筹谋他理想中的家电帝国。但顾的扩张显然有逆势而动的嫌疑。资料表明，目前我国1200万家中小企业获得的金融资源非常有限。到2005年9月底，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为20.3万亿元，同比增长13.5%，但非公有制企业短期贷款较上年同期减少216亿元。
资本的稀缺和资本市场管制的疲软，造就了一个投机的顾雏军。类似的疑问也在佛山另一位年轻人张海身上出现，事后张海也曾经叫屈。
只有少数媒体把疑惑的目光从企业家身上移开，投射到了他们身后的地方政府身上。在无数的并购案例中，地方政府主导的痕迹或明显或淡薄，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是他们而不是那些活跃在前台的民营企业，才是真正的主角。
民营企业家在很多时候都是地方政府的合作者，或者同谋。这种合作在全国各地比比皆是。严介和曾经的成功已经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只要让地方政府满意，是能够赚到钱的。他独特的BT模式就是和地方政府做生意，而且由政府出面解决了贷款的问题，严也因此显得信心十足，面对原罪的风言风语也面不改色。但他忽略了的一点是地方政府能够与之同享福，但是否愿意共患难呢？
所以当严介和资金链上的某一环节出现问题时，他迅即陷入了追债的困境进而蔓延到全局，而他连环债务的起点，却源自地方政府的不诚信，但更多人只认严介和，而不会向地方政府逼债。同样，媒体也只能够大肆鞭挞民营企业家，很难指名道姓去批评一位政府官员。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不光是民企有原罪，某些地方政府也不无原罪。他们在与民企合作伊始就已经把手伸得过长，从而为日后民企的颠覆埋下了祸根。只是政府的有形之手伸得长且不说，而且理直气壮很少受法律约束。
民营企业家在风生水起时，像孙猴子一样在前台演绎着72变不无欢腾，但只要政府念一念紧箍咒，民企立即就头疼了而且无法反抗。民企和地方政府也许从来没有获得过平起平坐的地位，如果有，那也肯定是幻觉，其实你永远跳不出他的手掌心。
一位已经跑到海外的民营企业家前不久这样总结了他自1981年来的创业经历，“民企永远是错的，政府永远是对的。”
当信贷、能源等资源依然被政府掌控之时，很难让政府退出一些“市场化”的交易。寻租在每个环节都有存在的理由，甚至在重组、清算过程中，政府处置不当的指控也时有发生。民企从头到尾都被人掐着脖子。
显然，因宏观调控而导致的民企资金断流，进而暴露出的一系列民企所谓原罪在2006年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曾经因十六大的召开而欢欣鼓舞的民营企业家们，现在又倒回了几步，有些甚至跌得更惨。
尽管改善民企生存环境的舆论又渐渐高涨，但是民企已经失去了一个本可以潜心发展的时间差。在民营企业因为资本、政策等壁垒裹足不前的时候，2006年也是入世过渡期的最后一年，从此之后外资将长驱直入。
一些民企倒下后的空间已经被国有资本和外资填补。国有企业在国资委和董事会的改造下，似乎正在巩固部分垄断的权益。不论是石油、金融还是医药、零售等行业，国有资本拥有的资本规模、政策博弈能力都远非民企可比，同样外资也具备着上述优势。
在未来民企的生存空间中，他们注定需要在一些微不足道的行业中深耕细作，耐心经营而不是盲目进行多元化扩张。这可能令他们与国资和外资的差距更为明显，却是最安稳的生存之道。
凯雷收购徐工的案例昭示着某种趋势，就是在一些事关重大的产业中，可能将是外资和国资平分秋色，各占50%股份，而民企连缝隙也看不到。
民营企业再往前的每一小步都需要十分的谨慎，而外资和国资有望迅速筑起自己的壁垒。
作为一种以赢利为目的的，但也是非政府性质的组织，民营企业在如今的规模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