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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国民党对延安整风的态度颇为微妙复杂，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诋毁到借鉴的转变过程。
诋毁：《中央周刊》对延安整风的最初反应
1942年2月1日和8日，毛泽东分别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反对党八股》两个报告，号召在全党开展整风。这一动向很快便引起国民党有关部门的关注。2月26日，国民党中宣部机关刊物《中央周刊》发表一篇题为《毛泽东的“三风主义”》的文章。此后几个月，《中央周刊》又陆续对延安整风进行了一系列报道与评论。概括看来，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
大肆渲染中共在整风中揭露出来的问题，借此抨击中共和边区。作为发动整风的前奏之一，毛泽东在1942年1月26日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要点，严厉批评了党内存在的一些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现象。这原本是一份内部机密文件，但却被国民党获得。3月26日，《中央周刊》发表《中共批评本身错误》一文称：“中共最近又有自我检讨的文章，以批评它本身的错误，略谓：‘对于敌、友、我，三方情况懂得很少，也安之若素。对客观事物缺乏科学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精神，这些就是主观主义的错误因素。再则例如在党内闹独立性，因此往往不服从党的中央，不服从上级，将个人与党独立，甚至个人超过了党，这都是错误的。此外，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上，在老干部与新干部的关系上，不注意互相帮助，互相团结，而是一个轻视一个，甚至一个欺负一个。又如三三制在各根据地并没有完满的彻底十分认真的实行。这就是在党内与党外的关系上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错误。’”
与此类似，《解放日报》1942年3月21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党的决定——行动的指针》的社论，也随即被国民党方面转引。4月23日，《中央周刊》刊出《中共不易改造》一文，引用其中一大段文字说：“请看三月廿一日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它说：……‘延安许多地方对于这些决定的处理，是完全不能满意的。从初步的调查中，可以看出，不少党员对这些决定还没有真正的了解，实行更谈不上。一般的讨论，都是把决定的条文，轮流背诵一遍，散会出来，万事如意，再不去理会它了。有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甚至还不知道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是什么东西。不用说，这种做法和中央所提倡的改造全党作风的运动，是相差十万八千里。旧的恶习，到处作怪，这里也露出它的尾巴来了。’”这同样是把中共自身揭露出来的问题加以夸大，试图以此诋毁对手。
国民党对延安整风评论最多的便是断言整风不会成功。如《共产党的三风问题》一文就讥讽说：“共党内部这种不良风气，本来由来已久，我们在朋友的立场上，过去不知和他们说过多少次，然而‘不见棺材不哭爷’，本是人类共有的劣根性，共党对于我们的忠告和诤言，不独置诸脑后，而且以其逆耳而暗暗怀恨在心。”
国民党之所以竭力否定延安整风成功的可能性，实际上仍是想借题发挥，以此来攻击中共及马克思主义。叶青便明确提出：“从根本上入手，只有请马克思社会主义迁出中国之一途。而且这才是对症下药。如果马克思社会主义一天留在中国，要在中国来实行它和宣传它，那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底毛病便无法治疗。毛泽东能够这样吗？不能够，他是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并且声言要效忠于它的。如此，他底‘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便是徒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只能在毛泽东底反对下暂时收敛，不久又要抬头。”另有一文也强调：“毛泽东如果能真正反对主观主义，我们希望他把不合时宜的马列主义束之高阁；如果能真正反对宗法主义，我希望他把‘边区’取消，把军队交还中央。”
借鉴：蒋介石对延安整风的新认识与仿效
尽管国民党一再诋毁，延安整风仍然获得了巨大成功，使中共在思想与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不久以后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基础。国民党却日薄西山、每况愈下，不仅思想混乱、信仰丧失，而且派系林立、组织涣散，甚至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就我的观察，我觉得我们本党和共产党的斗争，不但技术不够，就是精神也相差得太远”。面对这种困境，他开始将目光转向日益强大的对手，也因此对延安整风有了新的认识。
1947年9月9日，国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暨党团联席会议，印发了延安整风的3篇文件作为学习材料，即《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对此，蒋介石特别强调：“大家要特别注意研究，看看他们是如何增强党性，加强全党的统一，如何调查敌情，研究敌情，如何教育干部，改造学习的风气。如果他们党的纪律、党的组织、党的调查、党的学习，是这样认真这样严密，而我们则松懈散漫，毫无教育毫无计划。”这一大段话非常清晰地表明蒋介石已充分认识到延安整风的重要性，并极力主张借鉴其经验以改变国民党的面貌。
此后，蒋介石还多次提到延安整风。1948年1月4日，他在戡乱建国训练班开学典礼上讲：“中共在延安的山谷之中，从民国三十二年发动所谓‘整风运动’起，便逐渐扩张，……可见他们的训练是有目的，他们的训练方法也非常成功，远胜于我们的训练。……现在我们必须根本上改革本党的精神，造成新的革命风气，变颓唐萎靡为蓬勃奋发，变自私自利为勇敢牺牲。”
败退台湾后，蒋介石更决心仿效延安整风，在1950年开展了国民党改造运动。为了确保改造取得成效，他下令翻印了延安整风的有关文献作为参考材料，并要求学习《辩证法》、《中共干部教育》、《中共工作领导及党的建设》、《中共整风运动》四种书籍，企图借鉴中共整风的方法，使国民党起死回生。蒋介石亲自主持制定的《本党改造纲要》与其他文件，也大量吸收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基本原则，有的甚至直接搬用了中共的术语。在具体操作层面，国民党成立了中央干部训练委员会，负责干部教育工作，党的高中级干部则由蒋介石直接领导的革命实践研究院培训。这两个机构与延安的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和中央党校如出一辙。蒋介石还根据延安整风的经验，将研究党史作为政治训练的主要内容。《本党改造纲要》明确规定：“每一党员要研究本党的历史与革命理论。”显而易见，改造运动的许多方案乃至有关文件所用的话语都从延安整风得到不少启发，以至于后来台湾有人戏称：应该把蒋介石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而这恐怕是当初那些刻意诋毁延安整风的国民党人始料未及的吧。
诋毁：《中央周刊》对延安整风的最初反应
1942年2月1日和8日，毛泽东分别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反对党八股》两个报告，号召在全党开展整风。这一动向很快便引起国民党有关部门的关注。2月26日，国民党中宣部机关刊物《中央周刊》发表一篇题为《毛泽东的“三风主义”》的文章。此后几个月，《中央周刊》又陆续对延安整风进行了一系列报道与评论。概括看来，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
大肆渲染中共在整风中揭露出来的问题，借此抨击中共和边区。作为发动整风的前奏之一，毛泽东在1942年1月26日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要点，严厉批评了党内存在的一些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现象。这原本是一份内部机密文件，但却被国民党获得。3月26日，《中央周刊》发表《中共批评本身错误》一文称：“中共最近又有自我检讨的文章，以批评它本身的错误，略谓：‘对于敌、友、我，三方情况懂得很少，也安之若素。对客观事物缺乏科学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精神，这些就是主观主义的错误因素。再则例如在党内闹独立性，因此往往不服从党的中央，不服从上级，将个人与党独立，甚至个人超过了党，这都是错误的。此外，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上，在老干部与新干部的关系上，不注意互相帮助，互相团结，而是一个轻视一个，甚至一个欺负一个。又如三三制在各根据地并没有完满的彻底十分认真的实行。这就是在党内与党外的关系上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错误。’”
与此类似，《解放日报》1942年3月21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党的决定——行动的指针》的社论，也随即被国民党方面转引。4月23日，《中央周刊》刊出《中共不易改造》一文，引用其中一大段文字说：“请看三月廿一日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它说：……‘延安许多地方对于这些决定的处理，是完全不能满意的。从初步的调查中，可以看出，不少党员对这些决定还没有真正的了解，实行更谈不上。一般的讨论，都是把决定的条文，轮流背诵一遍，散会出来，万事如意，再不去理会它了。有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甚至还不知道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是什么东西。不用说，这种做法和中央所提倡的改造全党作风的运动，是相差十万八千里。旧的恶习，到处作怪，这里也露出它的尾巴来了。’”这同样是把中共自身揭露出来的问题加以夸大，试图以此诋毁对手。
国民党对延安整风评论最多的便是断言整风不会成功。如《共产党的三风问题》一文就讥讽说：“共党内部这种不良风气，本来由来已久，我们在朋友的立场上，过去不知和他们说过多少次，然而‘不见棺材不哭爷’，本是人类共有的劣根性，共党对于我们的忠告和诤言，不独置诸脑后，而且以其逆耳而暗暗怀恨在心。”
国民党之所以竭力否定延安整风成功的可能性，实际上仍是想借题发挥，以此来攻击中共及马克思主义。叶青便明确提出：“从根本上入手，只有请马克思社会主义迁出中国之一途。而且这才是对症下药。如果马克思社会主义一天留在中国，要在中国来实行它和宣传它，那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底毛病便无法治疗。毛泽东能够这样吗？不能够，他是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并且声言要效忠于它的。如此，他底‘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便是徒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只能在毛泽东底反对下暂时收敛，不久又要抬头。”另有一文也强调：“毛泽东如果能真正反对主观主义，我们希望他把不合时宜的马列主义束之高阁；如果能真正反对宗法主义，我希望他把‘边区’取消，把军队交还中央。”
借鉴：蒋介石对延安整风的新认识与仿效
尽管国民党一再诋毁，延安整风仍然获得了巨大成功，使中共在思想与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不久以后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基础。国民党却日薄西山、每况愈下，不仅思想混乱、信仰丧失，而且派系林立、组织涣散，甚至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就我的观察，我觉得我们本党和共产党的斗争，不但技术不够，就是精神也相差得太远”。面对这种困境，他开始将目光转向日益强大的对手，也因此对延安整风有了新的认识。
1947年9月9日，国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暨党团联席会议，印发了延安整风的3篇文件作为学习材料，即《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对此，蒋介石特别强调：“大家要特别注意研究，看看他们是如何增强党性，加强全党的统一，如何调查敌情，研究敌情，如何教育干部，改造学习的风气。如果他们党的纪律、党的组织、党的调查、党的学习，是这样认真这样严密，而我们则松懈散漫，毫无教育毫无计划。”这一大段话非常清晰地表明蒋介石已充分认识到延安整风的重要性，并极力主张借鉴其经验以改变国民党的面貌。
此后，蒋介石还多次提到延安整风。1948年1月4日，他在戡乱建国训练班开学典礼上讲：“中共在延安的山谷之中，从民国三十二年发动所谓‘整风运动’起，便逐渐扩张，……可见他们的训练是有目的，他们的训练方法也非常成功，远胜于我们的训练。……现在我们必须根本上改革本党的精神，造成新的革命风气，变颓唐萎靡为蓬勃奋发，变自私自利为勇敢牺牲。”
败退台湾后，蒋介石更决心仿效延安整风，在1950年开展了国民党改造运动。为了确保改造取得成效，他下令翻印了延安整风的有关文献作为参考材料，并要求学习《辩证法》、《中共干部教育》、《中共工作领导及党的建设》、《中共整风运动》四种书籍，企图借鉴中共整风的方法，使国民党起死回生。蒋介石亲自主持制定的《本党改造纲要》与其他文件，也大量吸收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基本原则，有的甚至直接搬用了中共的术语。在具体操作层面，国民党成立了中央干部训练委员会，负责干部教育工作，党的高中级干部则由蒋介石直接领导的革命实践研究院培训。这两个机构与延安的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和中央党校如出一辙。蒋介石还根据延安整风的经验，将研究党史作为政治训练的主要内容。《本党改造纲要》明确规定：“每一党员要研究本党的历史与革命理论。”显而易见，改造运动的许多方案乃至有关文件所用的话语都从延安整风得到不少启发，以至于后来台湾有人戏称：应该把蒋介石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而这恐怕是当初那些刻意诋毁延安整风的国民党人始料未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