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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坐在车里,看着外面雨下得很大的时候,我都会特别惆怅。我觉得雨量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变成眼泪,使人伤感。但其实不应该,因为雨下得越大,就会有越多的人坐我的车。每一天傍晚,当我看着地铁口的人群像软管爆裂而涌出的水流一样,凶猛地朝外奔走,我就觉得缘分的况味越来越浓。我快速地观察人群中的每一张脸,我知道,这些人中,将有一个人打开我的车门,和我进行一段短暂的相伴。或男或女,或老或少,无论如何,这是缘分,停着的这么多不怀好意的车里,他选择了我,这就是缘分。再短的缘分我都很珍惜,因为在孤独的人生里,一刻的相伴都会闪耀出珍珠的光芒。而在下雨的时候,这种缘分感就越强烈。不知道为什么,我开始慢慢害怕缘分。直到那一个雨天,她打开了我的车门,坐在副驾上,收起伞,说:“银河路514弄37号。”
“系安全带。”我说。
她戴着墨镜的脸向我侧了一侧,将安全带系上。
然后我们都没有说话。沉默和缘分一样,都是让我又爱又怕的东西。我打开收音机,让气氛可以显得不那么压抑。主持人的声音和车外骤密的雨声,同隐隐的发动机声响,似乎显得非常和谐,路边的树开始摇晃,行人逐渐消失,眼前只有红绿灯,和下一个红绿灯,模模糊糊,像闪光的蝴蝶停在电线杆上。这一期正讲到夏天,据说民谣吉他的声音能够代表夏天。我将信将疑,这只是因为现在是夏天而已,而与吉他无关。不过,后来我相信了。
车内响起了吉他声:
“我坐在椅子上,看日出复活;我坐在夕阳里,看城市的衰弱。”
“我摘下一片叶子,让它代替我,观察离开后的变化。”身边的女人跟着唱道。
“喜欢陈绮贞?”我问。
“以前喜欢,现在不了。”她说。
“为什么?”
“太多的人喜欢了,我就不喜欢了。”
我看不见她的眼神,却能闻到她的发香。天色渐渐暗下来,我打开了近光灯,暴雨变得更加晶莹和美丽。收音机里的声音还在缓缓地唱道:“别让我飞,将我温柔豢养。”
车到了她家楼下,我开了车内的小灯,她一面付钱,一面问:“你明天还在那里么?”
“嗯。”我说。
“我还是那个点下班,不要走。”她说。
“嗯。”我说。
“还有,这个。”她把车前的活性炭玩偶拿起来,说,“我帮你换了它。”
“为什么?”我很不解。
“这是什么?‘一鹿平安’吗?”她问。
“是啊。”我说。
“可惜,这是只‘麋鹿’。”说完便笑着离开了,黑色的长发融进了夜色。
我觉得人有的时候很奇怪。我时常站在阳台上观察对面的楼房,看着夜晚降临时,一盏又一盏的灯熄灭,一盏又一盏的灯亮起,我的视野里,几十个家庭,几十个人生,几十个故事,同时发生,在这个角落暗下的灯光,总会在另一个地方同时点亮,在四楼某户的哭声中,我同时能看到六楼的某人喝酒庆祝。我这时候深刻地觉察到,我们都是芸芸众生里的野草,其实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故事都不是故事,但当我们转过身去,面对身前自己的情书和纪念物时,却总是会忘了这一点,而把自己当作某个芸芸众生之外的特例,比其他所有人都更为悲伤和敏感的特例。
“胖胖啊胖胖,”我对着脸盆里的乌龟说,“明天会不会下雨?”
它双眼乌黑,看着我一动不动。
“胖胖啊胖胖,”我继续看着它问,“你孤单不孤单?”
它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我提醒你啊胖胖,以前的人呢,都是把你先烤熟了,把你的贝壳掰下来,再问你问题的。如果你下个问题再这样敷衍,我就不客氣了!”
它缓慢地向前爬了两步,脸盆里浅浅的水泛起了波动。
“喂,你说——她有没有男朋友呢?”
胖胖将头缩进了壳里。
第二天雨势依然未减。她如约而至。
收好了伞,系好了安全带,她从包里拿出一个唐老鸭的车载玩偶,撕下底部的贴纸,二话不说地贴在了车前面。
“看,这个,比麋鹿要吉利多了。”她得意地说。
“唐老鸭?怎么吉利了?”我问。
“总之不是麋鹿。”她说,“而且人人都认识。”
“人人都认识有什么好的。”我说,“一举一动其他所有人都会知道,不是很麻烦么。”
唐老鸭巨大的脑袋随着车辆的前行一左一右不停地晃动着,像在偷听我们的对话。
和昨天同样的路,同样的树,同样的红绿灯,同样的蝴蝶发出忽明忽暗的亮光,唯一的区别是,这次我没有再开收音机。因为我们开始攀谈起来。她是一名服装设计师,从小就对服饰敏感,对路上行人的穿衣搭配和风格,几乎达到过目不忘的地步。以此为职业,也算是实现了童年夙愿。只不过,她分辨人脸似乎有些难度,据说这叫脸盲症。我于是叫她用手机拍下我的样子,多看看,下次就会记住了。她没有照做。
到了她家楼下,我开了车内小灯,她一把捧过我的头,转过去面对她,用隔在墨镜后面的双眼注视着我,我吓了一跳。
过了好久,她说,我记住了,你的样子。
我望着她润泽而柔美的黑发,说:“你呢?能不能摘下眼镜?”
“不行。”她轻轻地,却又坚定地说。
“为什么?”
“要保持神秘感。”
“什么时候才能摘下?”
“缘分足够的时候。”
“你知道吗?这世上有一条鲸,生了一种疾病,它永远也发不出正常鲸的声音频率,它叫的每一声都无法被同伴听见,从此就和别的鲸失去了联系。可是它并不知道自己有问题,所以一直到死,它都拼命地在海中呼唤着,直到最后,都没有一条鲸理睬它。于是它就这样,在孤独的大海里,绝望而痛苦地重复着错误的频率,然后在期待回音的过程中,独自老去。” 第三天的傍晚,我在车上给她讲了这个故事。她一时间没有说话。
人到底在什么时候才会不孤独?如果两个人在一起,是不是就真的不孤独了呢?或许我就是那条频率错误的鲸,或许也不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两个人会拥有完全同样的频率。我们一直在猜测和推断中共同生活,然后相拥相爱,但是人们永远都听不到我内心的呼唤,他们也一样。
我没有询问她的名字,也没有索要她的电话号码,似乎我下意识地预感到,一旦我有办法联系到她,我又将一下子变回孤独。孤独总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在它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不想改变现状,这样,或许它就永远不会出现。但接下去的48小时,我充分体验到了这样做的坏处:这是个双休日。
这两天里,我明白了很多事。比如,胖胖的龟壳上,一共有14个大的格子,裙边上则由39个小碎片组成。剥一只橙子,我最快只需用17秒,而彻底吃完一只橙子,我却需要至少一分钟,肚子还很胀。平均每看一个汉字22秒钟,它就会开始变得陌生。Windows XP操作系统的时间第4秒到第5秒之间,会过得非常慢。
我拉上窗帘,将房间里的灯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我以为这样就可以提醒地球,赶紧进行昼夜更替。我发现我家的楼下,一共有12个停车位,其中有9个已经被住户买去。这9辆车里,德系车占到了5辆,日系车占到了3辆,剩下一辆这两天始终没有归来,它的车牌号我都记得。我突然觉得观察力敏锐的人,大概内心都很痛苦,就和我现在一样。
我从未如此渴望周一的到来。
周一的天气意外的好。黄昏的时候,一个中年男人打开了车门,我告诉他,我等人。没过多久,一个头发卷曲的中年女人过来,也被我赶走了。这样的人来了六七次,直到天色很暗很暗,我才意识到,她今天不会来了。最后一对父子坐上了我的车,月光清凉,车厢漆黑,父亲对疲惫的儿子说:“乖,很快就到家了,妈妈做了好多饭菜。”
我注意到路边的树上,叶子居然开始掉落了,可是现在才只有初夏。我告诉自己,那一定是棵很伤心,很伤心的树。
“胖胖啊胖胖,明天,她会出现吗?”
“唐老鸭啊唐老鸭,明天,她会出现吗?”
我的一个朋友曾对我说,如果你开始想念一个人,你就输了。我不是输不起的人,我也不是害怕输的人,只是尽管我输了,我也没觉得她赢得了什么。我不会告诉她剥完一只橙子需要多久,也不会告诉她唐老鸭到底给了我什么答案。下一次,如果我还见到她,我会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若无其事对我来说并不难,因为我已经这样活了二十多年。她消失了两天,在礼拜三的天黑时分,她终于又从地铁口走了出来,依然戴着象征神秘的墨镜,抬着高贵的头颅,像一个胜利者。她打开车门,坐了进来,系好安全带,说:“银河路514弄37号,谢谢。”
“这两天没有上班?”我问。
“不,我去找我男朋友了。”她说。
“今天不去?”
“嗯。”
“为什么?”
“不许问。”
我知道人们总是把悲伤定义为负面的词语,但我不,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词,每次这样想着,悲伤的情绪也就不这么明显了。我一直用这个方法安慰自己,在我的这本积极词典里,寂寞、孤单、嫉妒也赫然在列。我忽然之间明白了她到底赢得了什么:她赢得了存在。她在我脑中留下了美丽又失落的记忆,和不可触及的想象与希望。她就像分了身一样,在我脑中和我各种想法缠斗并且幸存。但是我并没有在她那里留下任何什么。对她来说,我就是一场雨,下过以后,蒸发殆尽,我就不再存在。
其实我根本没有办法若无其事,我的内心始终在发出某种隐秘的频率,从出生到现在,不曾停过。
“为什么?”我又问了一遍。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缘分到了。”
“什么意思?”
“我可以去你家坐坐吗?”她说。
我在路边刹了车,问:“你说什么?”
“我要给你看样东西,”她说,“去你家看。”
她的墨镜颜色很深,在夜里更是。
“看,我的头发。”回到家后,我刚打开灯,她就迫不及待地在我面前展示起她的红头发来。
“前两天去染的?”我问。
“是啊,怎么样?”
我看了看,说:“还是黑色漂亮。”
她没好气地扭过头去,问我:“你家里有音响么?”一边说,一边开始寻找,然后翻了一盘CD,播放起来。那是一首西班牙语的舞曲,名叫《quizas,quizas,quizas》,中文意思是,或许,或许,或许。
我记不得当时她是怎么拉起我的手,又是用怎样的语气对我说出“一起跳支舞吧”这六个字。我只记得那天我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妙的一个夜晚,她终于摘下了她的巨大的墨镜,露出了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眼睛。
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她。第二天早晨我送她去地铁口。她跟随汹涌的人流一同钻入地铁口的背影,就是我最后一次对她的印象。她像一个凡人,一个和我没有发生任何故事的人,和她身前身后的所有陌生人一样,在这势不可当的人群中渐渐消失。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依然每天守在那里,当我意识到,她真的再也不会来的时候,我终于学会了不再对胖胖说话。我猜她始终觉得这是一场游戏,并且坚信自己一直是赢家,可是她并不知道,她根本没有胜利,因为我没有留下她任何联系方式,也不知道她的任何身世。我一直都明白,她也是芸芸众生中最普通的一个,在她的心底,也在用着我们不了解的频率呼唤着什么。我终于觉得,站在阳台上望出去的千家万户里,有我的一室一灯。
三个月后的某一天,雨又下得很大。我回到家,发现门上用吸盘挂着两个鲸的公仔,一个蓝色,一个红色。我突然间听到了心底发出的一声高亢的嘶鸣,然后飞奔下楼开动我的车。我只想一头栽进这磅礴的大雨,像闯入一片寒冷而孤獨的海洋。
“系安全带。”我说。
她戴着墨镜的脸向我侧了一侧,将安全带系上。
然后我们都没有说话。沉默和缘分一样,都是让我又爱又怕的东西。我打开收音机,让气氛可以显得不那么压抑。主持人的声音和车外骤密的雨声,同隐隐的发动机声响,似乎显得非常和谐,路边的树开始摇晃,行人逐渐消失,眼前只有红绿灯,和下一个红绿灯,模模糊糊,像闪光的蝴蝶停在电线杆上。这一期正讲到夏天,据说民谣吉他的声音能够代表夏天。我将信将疑,这只是因为现在是夏天而已,而与吉他无关。不过,后来我相信了。
车内响起了吉他声:
“我坐在椅子上,看日出复活;我坐在夕阳里,看城市的衰弱。”
“我摘下一片叶子,让它代替我,观察离开后的变化。”身边的女人跟着唱道。
“喜欢陈绮贞?”我问。
“以前喜欢,现在不了。”她说。
“为什么?”
“太多的人喜欢了,我就不喜欢了。”
我看不见她的眼神,却能闻到她的发香。天色渐渐暗下来,我打开了近光灯,暴雨变得更加晶莹和美丽。收音机里的声音还在缓缓地唱道:“别让我飞,将我温柔豢养。”
车到了她家楼下,我开了车内的小灯,她一面付钱,一面问:“你明天还在那里么?”
“嗯。”我说。
“我还是那个点下班,不要走。”她说。
“嗯。”我说。
“还有,这个。”她把车前的活性炭玩偶拿起来,说,“我帮你换了它。”
“为什么?”我很不解。
“这是什么?‘一鹿平安’吗?”她问。
“是啊。”我说。
“可惜,这是只‘麋鹿’。”说完便笑着离开了,黑色的长发融进了夜色。
我觉得人有的时候很奇怪。我时常站在阳台上观察对面的楼房,看着夜晚降临时,一盏又一盏的灯熄灭,一盏又一盏的灯亮起,我的视野里,几十个家庭,几十个人生,几十个故事,同时发生,在这个角落暗下的灯光,总会在另一个地方同时点亮,在四楼某户的哭声中,我同时能看到六楼的某人喝酒庆祝。我这时候深刻地觉察到,我们都是芸芸众生里的野草,其实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故事都不是故事,但当我们转过身去,面对身前自己的情书和纪念物时,却总是会忘了这一点,而把自己当作某个芸芸众生之外的特例,比其他所有人都更为悲伤和敏感的特例。
“胖胖啊胖胖,”我对着脸盆里的乌龟说,“明天会不会下雨?”
它双眼乌黑,看着我一动不动。
“胖胖啊胖胖,”我继续看着它问,“你孤单不孤单?”
它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我提醒你啊胖胖,以前的人呢,都是把你先烤熟了,把你的贝壳掰下来,再问你问题的。如果你下个问题再这样敷衍,我就不客氣了!”
它缓慢地向前爬了两步,脸盆里浅浅的水泛起了波动。
“喂,你说——她有没有男朋友呢?”
胖胖将头缩进了壳里。
第二天雨势依然未减。她如约而至。
收好了伞,系好了安全带,她从包里拿出一个唐老鸭的车载玩偶,撕下底部的贴纸,二话不说地贴在了车前面。
“看,这个,比麋鹿要吉利多了。”她得意地说。
“唐老鸭?怎么吉利了?”我问。
“总之不是麋鹿。”她说,“而且人人都认识。”
“人人都认识有什么好的。”我说,“一举一动其他所有人都会知道,不是很麻烦么。”
唐老鸭巨大的脑袋随着车辆的前行一左一右不停地晃动着,像在偷听我们的对话。
和昨天同样的路,同样的树,同样的红绿灯,同样的蝴蝶发出忽明忽暗的亮光,唯一的区别是,这次我没有再开收音机。因为我们开始攀谈起来。她是一名服装设计师,从小就对服饰敏感,对路上行人的穿衣搭配和风格,几乎达到过目不忘的地步。以此为职业,也算是实现了童年夙愿。只不过,她分辨人脸似乎有些难度,据说这叫脸盲症。我于是叫她用手机拍下我的样子,多看看,下次就会记住了。她没有照做。
到了她家楼下,我开了车内小灯,她一把捧过我的头,转过去面对她,用隔在墨镜后面的双眼注视着我,我吓了一跳。
过了好久,她说,我记住了,你的样子。
我望着她润泽而柔美的黑发,说:“你呢?能不能摘下眼镜?”
“不行。”她轻轻地,却又坚定地说。
“为什么?”
“要保持神秘感。”
“什么时候才能摘下?”
“缘分足够的时候。”
“你知道吗?这世上有一条鲸,生了一种疾病,它永远也发不出正常鲸的声音频率,它叫的每一声都无法被同伴听见,从此就和别的鲸失去了联系。可是它并不知道自己有问题,所以一直到死,它都拼命地在海中呼唤着,直到最后,都没有一条鲸理睬它。于是它就这样,在孤独的大海里,绝望而痛苦地重复着错误的频率,然后在期待回音的过程中,独自老去。” 第三天的傍晚,我在车上给她讲了这个故事。她一时间没有说话。
人到底在什么时候才会不孤独?如果两个人在一起,是不是就真的不孤独了呢?或许我就是那条频率错误的鲸,或许也不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两个人会拥有完全同样的频率。我们一直在猜测和推断中共同生活,然后相拥相爱,但是人们永远都听不到我内心的呼唤,他们也一样。
我没有询问她的名字,也没有索要她的电话号码,似乎我下意识地预感到,一旦我有办法联系到她,我又将一下子变回孤独。孤独总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在它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不想改变现状,这样,或许它就永远不会出现。但接下去的48小时,我充分体验到了这样做的坏处:这是个双休日。
这两天里,我明白了很多事。比如,胖胖的龟壳上,一共有14个大的格子,裙边上则由39个小碎片组成。剥一只橙子,我最快只需用17秒,而彻底吃完一只橙子,我却需要至少一分钟,肚子还很胀。平均每看一个汉字22秒钟,它就会开始变得陌生。Windows XP操作系统的时间第4秒到第5秒之间,会过得非常慢。
我拉上窗帘,将房间里的灯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我以为这样就可以提醒地球,赶紧进行昼夜更替。我发现我家的楼下,一共有12个停车位,其中有9个已经被住户买去。这9辆车里,德系车占到了5辆,日系车占到了3辆,剩下一辆这两天始终没有归来,它的车牌号我都记得。我突然觉得观察力敏锐的人,大概内心都很痛苦,就和我现在一样。
我从未如此渴望周一的到来。
周一的天气意外的好。黄昏的时候,一个中年男人打开了车门,我告诉他,我等人。没过多久,一个头发卷曲的中年女人过来,也被我赶走了。这样的人来了六七次,直到天色很暗很暗,我才意识到,她今天不会来了。最后一对父子坐上了我的车,月光清凉,车厢漆黑,父亲对疲惫的儿子说:“乖,很快就到家了,妈妈做了好多饭菜。”
我注意到路边的树上,叶子居然开始掉落了,可是现在才只有初夏。我告诉自己,那一定是棵很伤心,很伤心的树。
“胖胖啊胖胖,明天,她会出现吗?”
“唐老鸭啊唐老鸭,明天,她会出现吗?”
我的一个朋友曾对我说,如果你开始想念一个人,你就输了。我不是输不起的人,我也不是害怕输的人,只是尽管我输了,我也没觉得她赢得了什么。我不会告诉她剥完一只橙子需要多久,也不会告诉她唐老鸭到底给了我什么答案。下一次,如果我还见到她,我会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若无其事对我来说并不难,因为我已经这样活了二十多年。她消失了两天,在礼拜三的天黑时分,她终于又从地铁口走了出来,依然戴着象征神秘的墨镜,抬着高贵的头颅,像一个胜利者。她打开车门,坐了进来,系好安全带,说:“银河路514弄37号,谢谢。”
“这两天没有上班?”我问。
“不,我去找我男朋友了。”她说。
“今天不去?”
“嗯。”
“为什么?”
“不许问。”
我知道人们总是把悲伤定义为负面的词语,但我不,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词,每次这样想着,悲伤的情绪也就不这么明显了。我一直用这个方法安慰自己,在我的这本积极词典里,寂寞、孤单、嫉妒也赫然在列。我忽然之间明白了她到底赢得了什么:她赢得了存在。她在我脑中留下了美丽又失落的记忆,和不可触及的想象与希望。她就像分了身一样,在我脑中和我各种想法缠斗并且幸存。但是我并没有在她那里留下任何什么。对她来说,我就是一场雨,下过以后,蒸发殆尽,我就不再存在。
其实我根本没有办法若无其事,我的内心始终在发出某种隐秘的频率,从出生到现在,不曾停过。
“为什么?”我又问了一遍。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缘分到了。”
“什么意思?”
“我可以去你家坐坐吗?”她说。
我在路边刹了车,问:“你说什么?”
“我要给你看样东西,”她说,“去你家看。”
她的墨镜颜色很深,在夜里更是。
“看,我的头发。”回到家后,我刚打开灯,她就迫不及待地在我面前展示起她的红头发来。
“前两天去染的?”我问。
“是啊,怎么样?”
我看了看,说:“还是黑色漂亮。”
她没好气地扭过头去,问我:“你家里有音响么?”一边说,一边开始寻找,然后翻了一盘CD,播放起来。那是一首西班牙语的舞曲,名叫《quizas,quizas,quizas》,中文意思是,或许,或许,或许。
我记不得当时她是怎么拉起我的手,又是用怎样的语气对我说出“一起跳支舞吧”这六个字。我只记得那天我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妙的一个夜晚,她终于摘下了她的巨大的墨镜,露出了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眼睛。
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她。第二天早晨我送她去地铁口。她跟随汹涌的人流一同钻入地铁口的背影,就是我最后一次对她的印象。她像一个凡人,一个和我没有发生任何故事的人,和她身前身后的所有陌生人一样,在这势不可当的人群中渐渐消失。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依然每天守在那里,当我意识到,她真的再也不会来的时候,我终于学会了不再对胖胖说话。我猜她始终觉得这是一场游戏,并且坚信自己一直是赢家,可是她并不知道,她根本没有胜利,因为我没有留下她任何联系方式,也不知道她的任何身世。我一直都明白,她也是芸芸众生中最普通的一个,在她的心底,也在用着我们不了解的频率呼唤着什么。我终于觉得,站在阳台上望出去的千家万户里,有我的一室一灯。
三个月后的某一天,雨又下得很大。我回到家,发现门上用吸盘挂着两个鲸的公仔,一个蓝色,一个红色。我突然间听到了心底发出的一声高亢的嘶鸣,然后飞奔下楼开动我的车。我只想一头栽进这磅礴的大雨,像闯入一片寒冷而孤獨的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