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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退休前的父亲没有打过针,最多是感冒之类的小毛病。父亲68岁那年做前列腺手术,才与打针输液有了接触。幸亏术后恢复得很好,后来一直也无病无痛。一晃就是十多年。兄妹们各忙各的小日子,压根儿就不把父亲的健康当回事。
直到有一天,居住在乡下的父亲十多天吃不下饭,小便不通,脸脚都肿了,实在忍不住了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把父亲送到医院检查之后才不无惊骇、不无悲伤地得知:父亲左心室长了一颗9公分的肿瘤,肿瘤可能随时会堵塞心脏供血口,不及时手术,会致心力衰竭而死亡。
父亲已经77岁,这样的心脏摘瘤手术风险实在太大了,而当地几所医院的医生都说没接触过类似的病例,不敢实施手术,要求我们转到省级医院尽快手术,否则生命很危险。不手术只好等死,转到省上难免也会手术失败,省城离家又这么远,这可怎么办呢?难道就眼睁睁看着父亲离我们而去吗?想想平时总是以工作忙为托词淡忘了父母,总是简单地认为节假日回去看看二老,就算敬了孝心,我无法原谅我的粗心,我怎么就没有想到父母都已经是年近80岁的人了呢?耳边突然便响起母亲在我们很小时说过的一句话:
“父母挂儿女路样长,儿女挂父母扁担长。”
我们六兄妹瞒着母亲,横下心来做出决定:邀请省上专家到州医院为父亲实施心脏摘瘤手术。兄妹们心里根本没有谱,手术成功率不知道是几,可又不能看着父亲就这样等死,哪怕有1%的成功率,也要冒100%的风险为父亲实施手术。
方案好不容易定下来了,父亲却坚决不同意做手术,要求保守治疗,他的理由是:年纪已经很大,没有必要再行手术。并担心手术太大,手术失败会白花公家的很多钱。父亲说,看到儿女们都为他忙活,太拖累儿女们了。他已经知足了,顺其自然听天由命吧。我的父亲,面临生死决策时,还是那么坦然,还在为公家、为儿女着想。不禁让兄妹们感到汗颜。我们的人生命运都是父亲作主,这一次我们却无法做到尊重父亲了,兄妹们集体决定,也是为父亲作一次主吧。就这样,2008年2月13日上午,由省上的专家在州医院为父亲进行了为时7个多小时的心脏手术。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是在上午八点钟,将父亲送进手术室的。看着父亲进手术室的背影,我感到挖心的疼,我的心空荡荡的,隐隐觉得父亲这一去也许就再也不回来了。从很小的时候起,我是依赖着父亲长大的。父亲犹如一盏指路的灯,有了父亲我就不会迷失方向。此时我感到心中的那盏灯突然熄灭,我仿佛掉进万丈深渊找不着方向。
兄妹们全等候在手术室门口,谁都不说话,空气好象凝固,我们只有等,心存忐忑地等,那是一生中感觉最最漫长的一个早上了。在漫长的等待中,小时一些父亲的往事历历浮现在我的眼前……
首先想起的是那些与疾病有关的事。记得很小的时候,因家里兄妹多,父亲经常买些药放在家里以防急需,村子里或隔壁邻居有点小病小痛也经常来跟父亲要药,我们问父亲为什么家里这么穷还买来药送给他们,父亲淡淡地笑着说,你们不生病给人不是更好吗?那时,父亲还时常用酱油、酸醋拌一碗葱头或生大蒜,强迫我们兄妹要吃,父亲说那是预防感冒和腹泻。兄妹中经常会有人半夜高烧,已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父亲通宵达旦陪伴在身旁,默默地给发高烧的儿女全身擦酒精、敷冷毛巾散热的那些情景。特别是兄妹们出麻疹的日子,父亲整夜整夜守在每个儿女身边,有父亲的精心照顾,六兄妹没有一个因出麻疹而留下任何身体上的残疾。
最让我终生难忘的是我患的两场大病。8岁那年我患了伤寒病,父亲每天去上班时就顺便背着我去诊所打针看病。我每天都扒在父亲肩膀上让父亲背来背去,整整背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记得那时打的针水是特效药氯霉素,特别疼,时间打长了屁股两边都是红肿,每天晚上父亲就拿热毛巾帮我敷了消肿,一个月后我的病慢慢好了,我又可以上学了。第二场大病是在1982年上中专的第二年,我突患急性关节炎,两只脚的膝盖骨突然红肿,疼痛难忍,上楼梯还可以,下楼梯就无法弯曲,只好倒走着下楼梯,去找过几个医生诊断都说治疗不及时会引起风湿病性心脏病或瘫痪。我紧张极了,一边治疗一边给父亲写信告诉了此事。我想这一生完了,那时曾经考虑过退学。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5月中旬一天下午5点多钟,刚下课回到宿舍,父亲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想是在做梦吧,揉揉眼睛再看看,父亲还是背着那个大挎包,穿着那双塑料凉鞋坐在宿舍门口的石坎上,我惊呆了,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啊!父亲,我的救星,我深深感到心中的那盏灯又亮了,有父亲我什么都不怕了。父亲丢下一切,为我请了三天假,带来很多从三月街买来的药,用白酒浸泡好,每天下午下课后和晚上将药酒倒在手心上,用火烤热后在我的膝盖骨红肿的地方揉擦。不知道是心理因素,还是药酒的作用,我的脚慢慢好起来,没原来疼得厉害,也可下楼梯了。放署假回家的一个多月里,父亲依然耐心为我治疗,很神奇,我的脚好得多了。我已记不清什么时候关节炎完全好了,有时甚至忘了我曾经患过很严重的急性关节炎。
记得六七十年代时家里生活很艰苦,我们九口之家,六个兄妹,有一个瘫痪在床的奶奶。父亲是大队信用社会计,家里全靠父亲三十多元的月工资收入养家糊口,生产队农活全靠母亲一人苦工分。兄妹们分别上小学或中学,还要为瘫痪的奶奶求医治病。钱不够用,粮食不够吃。记得一天下午父亲到县城开会回到家,正是吃晚饭的时候,看到甑子里的饭很少,父亲只吃了几碗青菜汤。我说爹你吃一碗饭吧,父亲却瞟了我一眼说饱了,父亲那晚根本就没有吃饭。现在突然想来才发现这样的情况是经常的。有几次父亲到县城开会,中午下会,肚子饿的慌,虽然背的挎包里装着从银行取的几千元供群众支取的公款,父亲却舍不得用9分钱二两粮票买一碗饵丝吃,硬饿着回家吃中午饭……我的父亲,现在生活好了,儿女们还没来得及补偿您,您却又病倒了,在等待父亲手术的漫长时间里想起这些,我心中酸甜苦辣一起涌动。父亲几十年工作生涯中历经三反、五反、四清等记不清的无数次运动,始终没有因家里穷、子女多、奶奶病而贪污挪用过一分公款、账务上出现过一分差错。每年先进工作者表彰都少不了父亲的份,父亲在我们心目中就是先进工作者专业户,直到父亲退休单位返聘父亲工作的几年里依然如此。突然间想起父亲总是跟兄妹们说的那句话:“我没有高楼大厦,没有金银财宝留给你们,我留给你们兄妹的是清白美名。”
在等待父亲凶吉未卜的命运时刻,我又想起了父亲为我做出的改变我一生命运的一件刻骨铭心的事。
我考入大理一中是1977年,那年两个哥哥正在大理一中上高中。我很想上学,可家里又很穷,正在我忧心忡忡之际,嫁出去的两个姑妈回家来了,我半懂不懂地听到两个姑妈在跟父亲说:“供两个儿子就不容易了,家里这么困难,老三是女孩,以后要嫁人,供也白供,俗话说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以后也是靠不着的。”正当我黯然神伤之时,突然听到父亲的声音:“不供怎么行呢?儿子姑娘都一样,姑娘读书努力,成绩又好,我就是砸锅卖铁都要供她。”听了父亲的一席话,我偷偷地哭了,哭得那么伤心。时至今日,我仍然不无固执地想到:是父亲改变了我的命运。
眼泪如雨点般止不住地滴落下来,父亲的影子在我眼前晃动。我想起父亲在我们很小的时候一下班就脱掉布鞋,换上草鞋忙着干活的情景;想起父亲背着挎包,脚穿塑料凉鞋头戴草帽顶着大雨忙着上班的样子;想起父亲为了催收贷款晚上深夜不归家,母亲和我们兄妹一夜一夜等父亲回家,总担心父亲安全那种揪心的情景……兄妹们在等待的过程中说起了一件诸多往事中最让幼小的儿女们不能理解的事:父亲的单位给每个员工配了一辆自行车,父亲不许任何兄妹骑他的自行车,说这车是公家配给他工作上用的,是公家财产。如下雨天到城里开会,有时途中遇到下雨,泥巴路很烂,父亲为保护自行车就扛着车子走,因这事村里人给他取了个“迂夫子”的绰号。最让我们兄妹感到滑稽的是,三年后父亲单位对所配的自行车进行改革,拍卖给个人,父亲的自行车折价为130元,其他同事的自行车最低的折价只是30多元,而父亲又以整个单位最高价买回了原配给他的车。
这件往事让我看到了父亲隐忍的精神。他无言地献出自己的爱,默默地尽着义务,可从没对单位和对兄妹们有过任何要求,不图回报。就在父亲病倒的这个时刻,我的良心、道德、灵魂才受到了真正的拷问。
等待在手术室门口,父亲的音容笑貌总是在我的脑海挥之不去。好不容易等到中午两点半,医生出来告诉我们父亲的手术成功了,医生说父亲创造了奇迹。大家悬着的心才暂时落下来。可喜中还有忧,医生说术后六天都是危险期。全家人只好一天天熬,终于熬到第八天,父亲终于度过危险期,从ICU病房转到原病床,我们的心情总算松弛一下了,大家的脸上才有了笑容,兄妹们可以亲自照顾父亲了。也是在那些日子里我才认真关注父亲,猛然才发现病床上的父亲头发已经花白,满脸已是皱纹,而我心已碎。看着父亲胸部一尺多长的伤口,我的心很痛很痛,近八十岁的人了,为什么还要受这么大的罪呢?背着父亲我无法自控,只能哭,好象只有哭才可以让父亲健康,只有哭才能让我向父亲赎罪。父亲在医院整整住了一个月,在医院的日子里,我亲眼目睹了父亲与病魔斗争的顽强精神,也亲眼目睹了父亲在生死抉择面前的那种坦然,更亲眼目睹了父亲为节约公家住院费总是吵着出院的那种祈求的神情,又亲眼目睹了兄妹们围在父亲病床旁时父亲露出的满脸笑容和幸福眼光。
经历了与父亲的这番生离死别,我如梦初醒。我想,如果父亲这一病就真走了,那我心中的那盏灯会不会熄灭?也只有在这时才真正感悟到父爱如山。人生没有草稿,也不能重来,更不可能彩排,儿女应该尽的孝道是不能耽搁的。父亲再一次让我获得心灵的慰藉和解脱,让我能少一些内疚和自责。是父亲始终让我身心不断成熟,不断成长,是父亲这盏灯让我在风浪中始终找准人生坐标。
【作者简介】杨瑞林:女,白族,生于1963年,1981年7月毕业于大理州农业学校农学专业;2001年12月云南省委党校函授学院行政管理专业本科毕业。现在大理州纪委派出文教卫纪工委工作。
责任编辑 张乃光
直到有一天,居住在乡下的父亲十多天吃不下饭,小便不通,脸脚都肿了,实在忍不住了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把父亲送到医院检查之后才不无惊骇、不无悲伤地得知:父亲左心室长了一颗9公分的肿瘤,肿瘤可能随时会堵塞心脏供血口,不及时手术,会致心力衰竭而死亡。
父亲已经77岁,这样的心脏摘瘤手术风险实在太大了,而当地几所医院的医生都说没接触过类似的病例,不敢实施手术,要求我们转到省级医院尽快手术,否则生命很危险。不手术只好等死,转到省上难免也会手术失败,省城离家又这么远,这可怎么办呢?难道就眼睁睁看着父亲离我们而去吗?想想平时总是以工作忙为托词淡忘了父母,总是简单地认为节假日回去看看二老,就算敬了孝心,我无法原谅我的粗心,我怎么就没有想到父母都已经是年近80岁的人了呢?耳边突然便响起母亲在我们很小时说过的一句话:
“父母挂儿女路样长,儿女挂父母扁担长。”
我们六兄妹瞒着母亲,横下心来做出决定:邀请省上专家到州医院为父亲实施心脏摘瘤手术。兄妹们心里根本没有谱,手术成功率不知道是几,可又不能看着父亲就这样等死,哪怕有1%的成功率,也要冒100%的风险为父亲实施手术。
方案好不容易定下来了,父亲却坚决不同意做手术,要求保守治疗,他的理由是:年纪已经很大,没有必要再行手术。并担心手术太大,手术失败会白花公家的很多钱。父亲说,看到儿女们都为他忙活,太拖累儿女们了。他已经知足了,顺其自然听天由命吧。我的父亲,面临生死决策时,还是那么坦然,还在为公家、为儿女着想。不禁让兄妹们感到汗颜。我们的人生命运都是父亲作主,这一次我们却无法做到尊重父亲了,兄妹们集体决定,也是为父亲作一次主吧。就这样,2008年2月13日上午,由省上的专家在州医院为父亲进行了为时7个多小时的心脏手术。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是在上午八点钟,将父亲送进手术室的。看着父亲进手术室的背影,我感到挖心的疼,我的心空荡荡的,隐隐觉得父亲这一去也许就再也不回来了。从很小的时候起,我是依赖着父亲长大的。父亲犹如一盏指路的灯,有了父亲我就不会迷失方向。此时我感到心中的那盏灯突然熄灭,我仿佛掉进万丈深渊找不着方向。
兄妹们全等候在手术室门口,谁都不说话,空气好象凝固,我们只有等,心存忐忑地等,那是一生中感觉最最漫长的一个早上了。在漫长的等待中,小时一些父亲的往事历历浮现在我的眼前……
首先想起的是那些与疾病有关的事。记得很小的时候,因家里兄妹多,父亲经常买些药放在家里以防急需,村子里或隔壁邻居有点小病小痛也经常来跟父亲要药,我们问父亲为什么家里这么穷还买来药送给他们,父亲淡淡地笑着说,你们不生病给人不是更好吗?那时,父亲还时常用酱油、酸醋拌一碗葱头或生大蒜,强迫我们兄妹要吃,父亲说那是预防感冒和腹泻。兄妹中经常会有人半夜高烧,已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父亲通宵达旦陪伴在身旁,默默地给发高烧的儿女全身擦酒精、敷冷毛巾散热的那些情景。特别是兄妹们出麻疹的日子,父亲整夜整夜守在每个儿女身边,有父亲的精心照顾,六兄妹没有一个因出麻疹而留下任何身体上的残疾。
最让我终生难忘的是我患的两场大病。8岁那年我患了伤寒病,父亲每天去上班时就顺便背着我去诊所打针看病。我每天都扒在父亲肩膀上让父亲背来背去,整整背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记得那时打的针水是特效药氯霉素,特别疼,时间打长了屁股两边都是红肿,每天晚上父亲就拿热毛巾帮我敷了消肿,一个月后我的病慢慢好了,我又可以上学了。第二场大病是在1982年上中专的第二年,我突患急性关节炎,两只脚的膝盖骨突然红肿,疼痛难忍,上楼梯还可以,下楼梯就无法弯曲,只好倒走着下楼梯,去找过几个医生诊断都说治疗不及时会引起风湿病性心脏病或瘫痪。我紧张极了,一边治疗一边给父亲写信告诉了此事。我想这一生完了,那时曾经考虑过退学。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5月中旬一天下午5点多钟,刚下课回到宿舍,父亲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想是在做梦吧,揉揉眼睛再看看,父亲还是背着那个大挎包,穿着那双塑料凉鞋坐在宿舍门口的石坎上,我惊呆了,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啊!父亲,我的救星,我深深感到心中的那盏灯又亮了,有父亲我什么都不怕了。父亲丢下一切,为我请了三天假,带来很多从三月街买来的药,用白酒浸泡好,每天下午下课后和晚上将药酒倒在手心上,用火烤热后在我的膝盖骨红肿的地方揉擦。不知道是心理因素,还是药酒的作用,我的脚慢慢好起来,没原来疼得厉害,也可下楼梯了。放署假回家的一个多月里,父亲依然耐心为我治疗,很神奇,我的脚好得多了。我已记不清什么时候关节炎完全好了,有时甚至忘了我曾经患过很严重的急性关节炎。
记得六七十年代时家里生活很艰苦,我们九口之家,六个兄妹,有一个瘫痪在床的奶奶。父亲是大队信用社会计,家里全靠父亲三十多元的月工资收入养家糊口,生产队农活全靠母亲一人苦工分。兄妹们分别上小学或中学,还要为瘫痪的奶奶求医治病。钱不够用,粮食不够吃。记得一天下午父亲到县城开会回到家,正是吃晚饭的时候,看到甑子里的饭很少,父亲只吃了几碗青菜汤。我说爹你吃一碗饭吧,父亲却瞟了我一眼说饱了,父亲那晚根本就没有吃饭。现在突然想来才发现这样的情况是经常的。有几次父亲到县城开会,中午下会,肚子饿的慌,虽然背的挎包里装着从银行取的几千元供群众支取的公款,父亲却舍不得用9分钱二两粮票买一碗饵丝吃,硬饿着回家吃中午饭……我的父亲,现在生活好了,儿女们还没来得及补偿您,您却又病倒了,在等待父亲手术的漫长时间里想起这些,我心中酸甜苦辣一起涌动。父亲几十年工作生涯中历经三反、五反、四清等记不清的无数次运动,始终没有因家里穷、子女多、奶奶病而贪污挪用过一分公款、账务上出现过一分差错。每年先进工作者表彰都少不了父亲的份,父亲在我们心目中就是先进工作者专业户,直到父亲退休单位返聘父亲工作的几年里依然如此。突然间想起父亲总是跟兄妹们说的那句话:“我没有高楼大厦,没有金银财宝留给你们,我留给你们兄妹的是清白美名。”
在等待父亲凶吉未卜的命运时刻,我又想起了父亲为我做出的改变我一生命运的一件刻骨铭心的事。
我考入大理一中是1977年,那年两个哥哥正在大理一中上高中。我很想上学,可家里又很穷,正在我忧心忡忡之际,嫁出去的两个姑妈回家来了,我半懂不懂地听到两个姑妈在跟父亲说:“供两个儿子就不容易了,家里这么困难,老三是女孩,以后要嫁人,供也白供,俗话说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以后也是靠不着的。”正当我黯然神伤之时,突然听到父亲的声音:“不供怎么行呢?儿子姑娘都一样,姑娘读书努力,成绩又好,我就是砸锅卖铁都要供她。”听了父亲的一席话,我偷偷地哭了,哭得那么伤心。时至今日,我仍然不无固执地想到:是父亲改变了我的命运。
眼泪如雨点般止不住地滴落下来,父亲的影子在我眼前晃动。我想起父亲在我们很小的时候一下班就脱掉布鞋,换上草鞋忙着干活的情景;想起父亲背着挎包,脚穿塑料凉鞋头戴草帽顶着大雨忙着上班的样子;想起父亲为了催收贷款晚上深夜不归家,母亲和我们兄妹一夜一夜等父亲回家,总担心父亲安全那种揪心的情景……兄妹们在等待的过程中说起了一件诸多往事中最让幼小的儿女们不能理解的事:父亲的单位给每个员工配了一辆自行车,父亲不许任何兄妹骑他的自行车,说这车是公家配给他工作上用的,是公家财产。如下雨天到城里开会,有时途中遇到下雨,泥巴路很烂,父亲为保护自行车就扛着车子走,因这事村里人给他取了个“迂夫子”的绰号。最让我们兄妹感到滑稽的是,三年后父亲单位对所配的自行车进行改革,拍卖给个人,父亲的自行车折价为130元,其他同事的自行车最低的折价只是30多元,而父亲又以整个单位最高价买回了原配给他的车。
这件往事让我看到了父亲隐忍的精神。他无言地献出自己的爱,默默地尽着义务,可从没对单位和对兄妹们有过任何要求,不图回报。就在父亲病倒的这个时刻,我的良心、道德、灵魂才受到了真正的拷问。
等待在手术室门口,父亲的音容笑貌总是在我的脑海挥之不去。好不容易等到中午两点半,医生出来告诉我们父亲的手术成功了,医生说父亲创造了奇迹。大家悬着的心才暂时落下来。可喜中还有忧,医生说术后六天都是危险期。全家人只好一天天熬,终于熬到第八天,父亲终于度过危险期,从ICU病房转到原病床,我们的心情总算松弛一下了,大家的脸上才有了笑容,兄妹们可以亲自照顾父亲了。也是在那些日子里我才认真关注父亲,猛然才发现病床上的父亲头发已经花白,满脸已是皱纹,而我心已碎。看着父亲胸部一尺多长的伤口,我的心很痛很痛,近八十岁的人了,为什么还要受这么大的罪呢?背着父亲我无法自控,只能哭,好象只有哭才可以让父亲健康,只有哭才能让我向父亲赎罪。父亲在医院整整住了一个月,在医院的日子里,我亲眼目睹了父亲与病魔斗争的顽强精神,也亲眼目睹了父亲在生死抉择面前的那种坦然,更亲眼目睹了父亲为节约公家住院费总是吵着出院的那种祈求的神情,又亲眼目睹了兄妹们围在父亲病床旁时父亲露出的满脸笑容和幸福眼光。
经历了与父亲的这番生离死别,我如梦初醒。我想,如果父亲这一病就真走了,那我心中的那盏灯会不会熄灭?也只有在这时才真正感悟到父爱如山。人生没有草稿,也不能重来,更不可能彩排,儿女应该尽的孝道是不能耽搁的。父亲再一次让我获得心灵的慰藉和解脱,让我能少一些内疚和自责。是父亲始终让我身心不断成熟,不断成长,是父亲这盏灯让我在风浪中始终找准人生坐标。
【作者简介】杨瑞林:女,白族,生于1963年,1981年7月毕业于大理州农业学校农学专业;2001年12月云南省委党校函授学院行政管理专业本科毕业。现在大理州纪委派出文教卫纪工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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