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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类城市化的历程经历了近百年时间，现代城市化面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压力。本文分析了城市化所带来的正面、负面效应，结合具体而翔实的数据，对城市化发展的利弊做了较全面的梳理。
关键词：城市化， 负面问题， 正面效应
1. 城市化
2007年，世界城市人口首次和农村人口持平。截至2050年，全球城市人口将增加84%，也就是从2009年的34亿增加到63亿。1975年，世界上仅有三个超大型（人口超千万的城市）城市，即纽约、东京、墨西哥城，现在是21座城市。1950年，55%的发达国家人口居住在城市，2009年这个数字是76%，2025年将达到82%。与此同时，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率是40%，2025年将达到54%。快速的城市化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带来了城市贫困、环境污染、物种灭绝等负面问题；但同时，城市化促进了经济发展，尤其提高了妇女地位并改善了妇女的生存环境，促进了文化发展，改变着人们的传统习俗和价值观。
2. 城市化及其所带来的负面问题
超大型城市消耗自然资源，造成环境恶化，尤其是空气污染。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环境计划（UNEP）研究发现，世界七大城市（墨西哥城、北京、开罗、雅加达、洛杉矶、圣保罗、莫斯科）有三种及以上污染物超出了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据世界资源研究院（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所说，“生活在世界上超大城市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超大城市里的儿童，面对的危及生命的空气污染要超过WHO规定上限的2到8倍”。 由于城市交通工具密集，致使儿童的血铅含量严重超标。经测试，孟加拉首都达卡有90%的儿童血铅含量超标，严重威胁到他们的成长发育和学习能力的提高。 墨西哥城高达三百万辆的汽车所排放的废弃遮天蔽日，其中超过30%还是20多年车龄的老旧汽车。
贫困是造成很多城市化问题的主要原因。在很多亚非城市，三个城市居民中就有一位居住在贫民窟里，那里缺乏坚固的房屋、充足的居住区域、洁净的水源、也缺乏卫生和安全的环境。贫民窟不卫生的用水和环境也是城市疾病爆发甚至流行的主要原因。秘鲁首都利马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經历了一次霍乱的大规模爆发。
3. 城市化的正面效应
城市地区人口的集中为妇女提供了很多机会。在那里，文化多种多样，对妇女的自由选择人们也更加包容。同农村相比，城市为妇女提供了更好的教育和更多的就业选择。她们有机会参与到社会政治生活中，也接触到了更多的媒体、信息和技术。
教育对提高妇女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拓展她们自由选择的空间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受过教育的妇女有更多的就业潜力，收入能力和家庭决策权。城市化极大地提高了妇女就业率，经济收入的提高引发了妇女在家庭乃至社会的地位转变。她们逐渐获得了财产权，取得了独立的经济地位，并有机会作为独立的个体从银行获得贷款，与之相配套的法律体系也逐渐建立了起来。虽然在中央层面妇女的参政率还有待提高，很多地方政府还是为她们提供了很多机会，从前局限于家庭和工作的女性加入了社区组织，获得了更多知识技能，也变得更加自信。
妇女地位的提高和经济的独立提升了女性整体的健康水平，很多产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大幅下降，婴儿死亡率也有所下降。此外，性传播疾病和艾滋病也得到了一定控制。
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型也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人们从农村涌入城市，在那里工作、生活、继而扎根，渐渐远离了传统的习俗，一些传统的思想和价值观逐渐消失。一代接一代的城市移民带来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从而造就了多元的城市文化。
二、毒品问题
1. 全球毒品的生产和販卖
全球毒品的生产、贩卖、消费在近20年里都呈下降趋势，随着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的萎缩，毒品消费逐渐转移到新兴市场，如西非、东南亚、中东地区。
全球鸦片种植面积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递减，由此引发了相关鸦片制剂如可卡因等的产量下降。2004-09年间，可靠数据表明，全球可卡因产量大幅下降。
涉及到长途运输的毒品主要是可卡因和海洛因，多数大麻和安非他命制剂都是由当地加工生产。全球可卡因截获量近年来逐渐稳定，在北美和欧洲有所下降，但是在南非和中非上升。鸦片制剂的截获量继续增长，与之相对，吗啡的截获量在2008年下降。有关神经致幻剂生产和截获的具体数据很难确定，总体来讲，在过去十年数字增加了三倍。全球大麻截获量在2006-08年间增长了23%，尤其是在南非增长迅速。
2. 全球毒品的消费和市场
关于不同国家毒品使用者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家庭和学校调查及一些间接调查，很多国家对于不同使用群体的调查时断时续，相关数据也就很难保持持续性。
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UNODC）所提供的数据，全球1亿5千5百万到2亿5千万人（其中3.5%-5.7%为年龄15-64周岁的人口）至少用过一次毒品，其中主要是吸食大麻者，安非他命类毒品使用者位居第二，其次是可卡因和鸦片制剂。吸毒者中造成严重社会和健康危害的是“问题吸毒者”，即注射毒品者和毒品依赖者。他们中只有12%-30%的人接受了妥善医疗。
全球可卡因消费总体呈下降趋势。最为最大消费市场的北美地区消费下降，在2006年尤其明显。第二大市场欧洲地区主要包括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和法国，可卡因主要经由海上渠道和西非。
伊朗（42%）、阿富汗（7%）、巴基斯坦（7%）、印度（6%）、俄罗斯（5%）五个国家消费了全球2/3的鸦片产品。近年来阿富汗鸦片产量的骤减直接导致了鸦片消费量的减少。
世界上最大的海洛因市场在欧洲，其中一半消费在英国、意大利和法国三国。排名第二的俄罗斯市场的海洛因主要来源于阿富汗，从阿富汗经由中亚贩卖到俄罗斯的海洛因占这一地区市场份额的70%，消费者人数为160-180万。 3. 打擊毒品政策的改革與阻碍
一直以来，各国遵循的都是强力打击毒品及相关犯罪的政策，即严格打击毒品的生产、贩卖、持有、使用，及其他相关犯罪，如有组织犯罪等。但是多年来，这种强力政策收效甚微。有组织犯罪和与毒品有关的街头暴力犯罪逐渐增多，对吸毒者的法律处罚也使他们被社会边缘化。因此，国际社会逐渐意识到，打击毒品犯罪要从传统的高压政策转向降低毒品造成的健康和社会危害的软性政策。
从政治层面上来看，政策改革所面临的困难显而易见。摆脱传统政策的束缚，从高压政策转向软性政策，这会使各国领导在民众的眼中显得“软弱无力”。多年来的高压政策所形成的“高压必能清除毒品”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转变。
打击毒品政策的改革还面对着重重得机构和经费阻碍。打击毒品犯罪的执法行为长达一百多年，长期的强力打击毒品的政策措施衍生了国际、国内、地方等各个层面的相关组织机构，他们的经费和权力完全依靠传统打击毒品的政策，因此反对政策改革。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每年的经费高达2.5亿美元，在世界各地拥有1，500名办事员。执法机构更加依靠和受益于传统的反毒政策，其中包括法庭、监狱、海关、军队等各种机构。
反毒政策改革的阻碍还来自于一些重要机构的内部。麻醉药物委员会（CND）包括53个成员国，要通过一个决议，需要每个成员国召开并参加会议，期间事无巨细的讨论相关内容，费时费力，得出的决议有时也含混不清。委员会由美国、日本等传统上主张强力打击毒品的国家把持，改革的难度可想而知。
参考文献：
[1] Divya Abhat， Shauna Dineen， Tamsyn Jones， Jim Motavalli， Rebecca Sanborn， Kate Slomkowski， Cities of the Future： Today’s “Mega-Cities” Are Overcrowded and Environmentally Stressed， E/The Environmental Magazine （September/October 2005）
[2] Mike Trace， Drug Policy—Lessons learnt， and Options for the Future （Global Commission on Drug Policies， 2010）
[3] UNFPA， People in Cities： Hoop Countering Desolation， UNFPA State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2007， Unleashing the Potential of Urban Growth （2007）
[4] United Nations Offices on Drugs and Crime， World Drug Report 2010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2010）
关键词：城市化， 负面问题， 正面效应
1. 城市化
2007年，世界城市人口首次和农村人口持平。截至2050年，全球城市人口将增加84%，也就是从2009年的34亿增加到63亿。1975年，世界上仅有三个超大型（人口超千万的城市）城市，即纽约、东京、墨西哥城，现在是21座城市。1950年，55%的发达国家人口居住在城市，2009年这个数字是76%，2025年将达到82%。与此同时，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率是40%，2025年将达到54%。快速的城市化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带来了城市贫困、环境污染、物种灭绝等负面问题；但同时，城市化促进了经济发展，尤其提高了妇女地位并改善了妇女的生存环境，促进了文化发展，改变着人们的传统习俗和价值观。
2. 城市化及其所带来的负面问题
超大型城市消耗自然资源，造成环境恶化，尤其是空气污染。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环境计划（UNEP）研究发现，世界七大城市（墨西哥城、北京、开罗、雅加达、洛杉矶、圣保罗、莫斯科）有三种及以上污染物超出了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据世界资源研究院（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所说，“生活在世界上超大城市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超大城市里的儿童，面对的危及生命的空气污染要超过WHO规定上限的2到8倍”。 由于城市交通工具密集，致使儿童的血铅含量严重超标。经测试，孟加拉首都达卡有90%的儿童血铅含量超标，严重威胁到他们的成长发育和学习能力的提高。 墨西哥城高达三百万辆的汽车所排放的废弃遮天蔽日，其中超过30%还是20多年车龄的老旧汽车。
贫困是造成很多城市化问题的主要原因。在很多亚非城市，三个城市居民中就有一位居住在贫民窟里，那里缺乏坚固的房屋、充足的居住区域、洁净的水源、也缺乏卫生和安全的环境。贫民窟不卫生的用水和环境也是城市疾病爆发甚至流行的主要原因。秘鲁首都利马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經历了一次霍乱的大规模爆发。
3. 城市化的正面效应
城市地区人口的集中为妇女提供了很多机会。在那里，文化多种多样，对妇女的自由选择人们也更加包容。同农村相比，城市为妇女提供了更好的教育和更多的就业选择。她们有机会参与到社会政治生活中，也接触到了更多的媒体、信息和技术。
教育对提高妇女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拓展她们自由选择的空间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受过教育的妇女有更多的就业潜力，收入能力和家庭决策权。城市化极大地提高了妇女就业率，经济收入的提高引发了妇女在家庭乃至社会的地位转变。她们逐渐获得了财产权，取得了独立的经济地位，并有机会作为独立的个体从银行获得贷款，与之相配套的法律体系也逐渐建立了起来。虽然在中央层面妇女的参政率还有待提高，很多地方政府还是为她们提供了很多机会，从前局限于家庭和工作的女性加入了社区组织，获得了更多知识技能，也变得更加自信。
妇女地位的提高和经济的独立提升了女性整体的健康水平，很多产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大幅下降，婴儿死亡率也有所下降。此外，性传播疾病和艾滋病也得到了一定控制。
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型也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人们从农村涌入城市，在那里工作、生活、继而扎根，渐渐远离了传统的习俗，一些传统的思想和价值观逐渐消失。一代接一代的城市移民带来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从而造就了多元的城市文化。
二、毒品问题
1. 全球毒品的生产和販卖
全球毒品的生产、贩卖、消费在近20年里都呈下降趋势，随着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的萎缩，毒品消费逐渐转移到新兴市场，如西非、东南亚、中东地区。
全球鸦片种植面积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递减，由此引发了相关鸦片制剂如可卡因等的产量下降。2004-09年间，可靠数据表明，全球可卡因产量大幅下降。
涉及到长途运输的毒品主要是可卡因和海洛因，多数大麻和安非他命制剂都是由当地加工生产。全球可卡因截获量近年来逐渐稳定，在北美和欧洲有所下降，但是在南非和中非上升。鸦片制剂的截获量继续增长，与之相对，吗啡的截获量在2008年下降。有关神经致幻剂生产和截获的具体数据很难确定，总体来讲，在过去十年数字增加了三倍。全球大麻截获量在2006-08年间增长了23%，尤其是在南非增长迅速。
2. 全球毒品的消费和市场
关于不同国家毒品使用者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家庭和学校调查及一些间接调查，很多国家对于不同使用群体的调查时断时续，相关数据也就很难保持持续性。
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UNODC）所提供的数据，全球1亿5千5百万到2亿5千万人（其中3.5%-5.7%为年龄15-64周岁的人口）至少用过一次毒品，其中主要是吸食大麻者，安非他命类毒品使用者位居第二，其次是可卡因和鸦片制剂。吸毒者中造成严重社会和健康危害的是“问题吸毒者”，即注射毒品者和毒品依赖者。他们中只有12%-30%的人接受了妥善医疗。
全球可卡因消费总体呈下降趋势。最为最大消费市场的北美地区消费下降，在2006年尤其明显。第二大市场欧洲地区主要包括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和法国，可卡因主要经由海上渠道和西非。
伊朗（42%）、阿富汗（7%）、巴基斯坦（7%）、印度（6%）、俄罗斯（5%）五个国家消费了全球2/3的鸦片产品。近年来阿富汗鸦片产量的骤减直接导致了鸦片消费量的减少。
世界上最大的海洛因市场在欧洲，其中一半消费在英国、意大利和法国三国。排名第二的俄罗斯市场的海洛因主要来源于阿富汗，从阿富汗经由中亚贩卖到俄罗斯的海洛因占这一地区市场份额的70%，消费者人数为160-180万。 3. 打擊毒品政策的改革與阻碍
一直以来，各国遵循的都是强力打击毒品及相关犯罪的政策，即严格打击毒品的生产、贩卖、持有、使用，及其他相关犯罪，如有组织犯罪等。但是多年来，这种强力政策收效甚微。有组织犯罪和与毒品有关的街头暴力犯罪逐渐增多，对吸毒者的法律处罚也使他们被社会边缘化。因此，国际社会逐渐意识到，打击毒品犯罪要从传统的高压政策转向降低毒品造成的健康和社会危害的软性政策。
从政治层面上来看，政策改革所面临的困难显而易见。摆脱传统政策的束缚，从高压政策转向软性政策，这会使各国领导在民众的眼中显得“软弱无力”。多年来的高压政策所形成的“高压必能清除毒品”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转变。
打击毒品政策的改革还面对着重重得机构和经费阻碍。打击毒品犯罪的执法行为长达一百多年，长期的强力打击毒品的政策措施衍生了国际、国内、地方等各个层面的相关组织机构，他们的经费和权力完全依靠传统打击毒品的政策，因此反对政策改革。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每年的经费高达2.5亿美元，在世界各地拥有1，500名办事员。执法机构更加依靠和受益于传统的反毒政策，其中包括法庭、监狱、海关、军队等各种机构。
反毒政策改革的阻碍还来自于一些重要机构的内部。麻醉药物委员会（CND）包括53个成员国，要通过一个决议，需要每个成员国召开并参加会议，期间事无巨细的讨论相关内容，费时费力，得出的决议有时也含混不清。委员会由美国、日本等传统上主张强力打击毒品的国家把持，改革的难度可想而知。
参考文献：
[1] Divya Abhat， Shauna Dineen， Tamsyn Jones， Jim Motavalli， Rebecca Sanborn， Kate Slomkowski， Cities of the Future： Today’s “Mega-Cities” Are Overcrowded and Environmentally Stressed， E/The Environmental Magazine （September/October 2005）
[2] Mike Trace， Drug Policy—Lessons learnt， and Options for the Future （Global Commission on Drug Policies， 2010）
[3] UNFPA， People in Cities： Hoop Countering Desolation， UNFPA State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2007， Unleashing the Potential of Urban Growth （2007）
[4] United Nations Offices on Drugs and Crime， World Drug Report 2010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