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关卡与野蛮生长
　　现代市场经济离不开政府管制或国家干预，由于法治化的程度有别，政商裙带在不同国家呈现不同的形态。而大量的高官与国企高管的“劣迹”表明，政商之间的商业利益裙带是中国转型期政商关系的一大特征。
　　这种政商裙带关系中，民企与权力的合作值得我们反思。尽管马云在2015年的浙商大会上呼吁“浙商永不行贿”，但必须承认，中国民营企业作为计划经济体制外的一种产物，在面对体制时，有着天然的弱势。
　　与一些世界级大企业相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企的成长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依赖价格战，二是依赖政商裙带。
　　这种畸形的成长史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馒头生产者不吃自己生产的馒头，国人不愿购买国产的奶粉，甚至国人更愿意去国外购买中药……与生命息息相关的食品、药品安全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其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商业偏离了底线，这种见利忘义的商业现象在中国已经俯拾皆是。冯仑将这种商业乱象概括为“野蛮生长”。
　　商业野蛮化大大强化了商人贿赂官员的动力。商人在谋取非法商业利益时，更渴望与官员结盟，以权力庇护取得经营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如果说民营企业与官员勾结是迫于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和权力“关卡”使然，那么国有企业既不存在类似于民营企业的权力关卡，也不存在“丛林法则”式残酷竞争所带来的“生死存亡”性的压力，因此，国企高管腐败纯粹就是权力寻租。
　　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一大内容就是变革和重新塑造政商关系，治理市场秩序背后的权力秩序应成为新的改革对象。
　　让权力回归权力，让商业回归商业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思想，令社会对制度反腐充满了期待。高官腐败与高管腐败意味着政府与国企是改革的重点对象，要用积极改革的方式让高官与高管停止腐败。高官腐败与高管腐败具有共同性，因此深化国企改革与政府改革要同步。无论官员腐败还是高管腐败，都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权力监督问题；二是权力与商业的本分问题。健全权力监督的重点在于做到监督的法制化、常态化、社会化、自律化。
　　权力与商业的本分问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和商业道德的回归。权力的本分是政治，其实质是权力退出市场，将利益型政府转变为责任型政府，否则政府权力就会变相成为谋求所谓政绩的“借口”，使权力深嵌市场。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如是说：“人类从不被问题本身所困扰，而是被人们对问题的看法所困扰”。政商裙带长期性、普遍性与隐蔽性意味着腐败具有深刻的思想根源。今天的腐败不能仅仅靠过度神秘化的办案能手就能消灭，也非制度设计的完善就能完成，还需要净化政治生态。
　　官员应具有政治智慧与政治理想，企业家理当遵循商道，让权力回归权力，让商业回归商業，否则任何意义的改革都会陷入零和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