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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褚远辉，男，现为大理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师范学院）院长，教育学博士，教育学二级教授。近年来，褚远辉教授在教学、科研、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学位点建设、教学科研团队建设和教书育人等方面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先后获得“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云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云南省首届高校教学名师”、“云南省高校第一批教学科研带头人”、“云南省优秀教师（两次）”、“云南省高校优秀共产党员”、“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曾宪梓教育基金会全国师范院校教师奖”、“云南教育基金优秀教师”、“云南省教育科研先进工作者”等多种荣誉称号。
爱因斯坦说：“对于一个人来说，所期望的不是别的，仅仅是他能全力以赴和献身于一种美好的职业。”作为一名普通党员教师，这是我的座右铭，也是我努力和追求的目标。
扎根边疆，奉献青春，无悔选择
1991年，我在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顺利完成研究生学业并取得教学论硕士学位。而也正在那个时候，我处在了人生选择的两难境地。一方面，作为大理师专定向培养的研究生，我理应回到师专，履行自己当初的承诺和义务；但另一方面，由于自己勤奋钻研、为人坦诚，深受师友的喜爱，导师也希望我能留校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且在当时我还有不少机会到成都、重庆、昆明等大城市的本科院校任教。经过内心剧烈的思想斗争，最终我作出了出人意料的决定，同时也带着父母的反对和师友的一片惋惜声毅然离开故乡，自愿来到当时条件还比较简陋的大理师专，并且一干就是20年，真正做到了扎根边疆、奉献青春。
当初，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我始终认为，讲诚信、顾大局是一个人做人的基本底线，也是对一名共产党员的起码要求。尽管，在我任教期间，学校培养的研究生纷纷被调离了；尽管，在这期间，广东珠海市教委、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教育学院、浙江师范大学和昆明市教委等十多家单位都曾给我正式发过商调函（有些学校还发过两次商调函，广东某高校还许以担任系主任和提供优厚待遇等承诺）……但我不为所动，依然扎根大理，把自己的青春和最宝贵的时光都献给了边疆少数民族的教育事业。因为我深切地感受到在云之南的洱海之滨同样是一片可以干事业的热土，在这里同样能够大有所为。虽然现在我的同学大都留在了大城市，发展的机会比我多，各方面条件也比我要好一些，但我至今没有一丝的后悔和遗憾！
潜心教学科研结硕果
1991年我只身来到举目无亲的大理，任教于大理师专。面对贫乏、过时的图书资料和简陋的教学科研条件，我也曾犹豫过、彷徨过，甚至怀疑过自己当初的选择。在我最痛苦的时候，党组织及时伸出了温暖的双手，在大家的热情关心和鼓励下，我很快就振作起来，全身心投入到教书育人的崇高事业中。
作为一名党员教师，我以教书育人为义不容辞的职责，做到真心真情地对待每一个学生，关心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在平时，我很注意也很乐意与青年学生交朋友，了解他们的思想实际和动态，并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切实做好对学生的教育和转化工作。在与学生接触和交往的过程中，我处处以身作则、为人师表，被学生誉为“一名有教学魅力和人格魅力的人”。作为教育学院的负责人和学科带头人，在教学、科研、管理、学科和专业建设等工作十分繁重的情况下，我主动替外出进修的老师承担了班主任工作。在工作中，我热爱、关心学生并投入了尽可能多的时间和精力，为班上同学做了大量服务性的工作。因为我始终认为，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既是抽象的，更是具体的。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体现和渗透在点滴的小事中，没有自己的脚踏实地和优异地做好每一件事，作为教师党员的先进性就无从谈起。
在科研上，我潜心研究。近5年来，我先后主持了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在内的10余项课题的研究，共获得研究经费70余万元；我先后在《课程教材教法》、《教师教育研究》、《外国教育研究》、《云南教育》和《中国教育报》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30多篇（其中三分之一发表在核心期刊上），对“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教师专业化发展”、“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教学改革”和“比较教育价值论”等领域的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我发表的论文多篇获奖、多篇被文摘、复印和收录，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06年和2009年我两次获云南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共30余次获各级学术奖励）。近5年来，我担任了1本全国规划教材的第一副主编，4本教材的主编（其中2本被教育部评为全国教师教育优秀课程资源和推荐使用课程资源，3本被评为云南省高校优秀教材）。2006年和2011年，我还先后主持了校级重点建设学科“课程与教学论”和校级一类重点建设学科“教育学”的建设，获得建设经费39万元。由于在科研方面的成绩较突出，我先后被评为“云南省教育科研先进工作者”、“大理州优秀社科专家”并连续3次被评为“大理学院科技工作先进个人”。
内强素质，外树形象，发挥党员干部带头作用
“教育者先受教育”。为了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我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学习，把学习作为自己的工作方式甚至是生活方式，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学习化的个人”和“终身学习的实践者”。近年来，基于教书育人和提高自身思想道德素质的需要，我一方面认真学习和贯彻党和政府关于教育的方针与政策，努力转变传统的教育思想观念，增强了自己实施素质教育的自觉性和能力。另一方面，我在平时坚持业务学习、养成了自觉阅读专业书籍的习惯。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和教书育人的本领，2007年我考入西南大学攻读比较教育学的博士学位，2010年顺利毕业，获得了教育学博士学位。通过加强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我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都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增强了为学生服务的能力和意识。
我所在的教育科学学院是一个新成立的学院，底子薄、起点低、各方面条件都较差，工作千头万绪。我和全体教职工克服畏难情绪，不等不靠，在学校党委和行政的正确领导下，艰苦创业，短短几年时间使各项工作都上了新台阶。在学科和专业建设上，学院现有3个本科专业，实现了本科专业零的突破；在学生工作上，我与学院党总支密切配合，开展了丰富多彩、富有特色的学生活动，服务于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在师资队伍的建设上，近年来学院师资队伍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先后有13名教师考上了博士生，青年教师全部拥有硕士学位。目前，学院博士教师人数和所占比例在全校各教学学院中名列前茅。为了使年轻教师成长得更快些，我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教学和科研的经验传授给他们，并在教学、科研及推优评优等方面为他们提供各种机会。学院青年教师成长迅速，有的获得了教育部课题，有的获得了省优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有的获得了省政府的优秀成果奖，有的出版了高水平的学术专著，有的晋升了高一级职称……学院在学校的综合考评中多次被评为优秀。所有这些对一个新建学院来说，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回顾这几年的工作，我认为成功的一条经验就是自己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带头坚持“两个务必”，保持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通过自己以身作则的带头示范，在学院内形成了一种团结、和谐和积极向上的良好风气，并形成了一种团结干事的良好局面。
◇责任编辑 张惟祎◇
爱因斯坦说：“对于一个人来说，所期望的不是别的，仅仅是他能全力以赴和献身于一种美好的职业。”作为一名普通党员教师，这是我的座右铭，也是我努力和追求的目标。
扎根边疆，奉献青春，无悔选择
1991年，我在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顺利完成研究生学业并取得教学论硕士学位。而也正在那个时候，我处在了人生选择的两难境地。一方面，作为大理师专定向培养的研究生，我理应回到师专，履行自己当初的承诺和义务；但另一方面，由于自己勤奋钻研、为人坦诚，深受师友的喜爱，导师也希望我能留校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且在当时我还有不少机会到成都、重庆、昆明等大城市的本科院校任教。经过内心剧烈的思想斗争，最终我作出了出人意料的决定，同时也带着父母的反对和师友的一片惋惜声毅然离开故乡，自愿来到当时条件还比较简陋的大理师专，并且一干就是20年，真正做到了扎根边疆、奉献青春。
当初，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我始终认为，讲诚信、顾大局是一个人做人的基本底线，也是对一名共产党员的起码要求。尽管，在我任教期间，学校培养的研究生纷纷被调离了；尽管，在这期间，广东珠海市教委、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教育学院、浙江师范大学和昆明市教委等十多家单位都曾给我正式发过商调函（有些学校还发过两次商调函，广东某高校还许以担任系主任和提供优厚待遇等承诺）……但我不为所动，依然扎根大理，把自己的青春和最宝贵的时光都献给了边疆少数民族的教育事业。因为我深切地感受到在云之南的洱海之滨同样是一片可以干事业的热土，在这里同样能够大有所为。虽然现在我的同学大都留在了大城市，发展的机会比我多，各方面条件也比我要好一些，但我至今没有一丝的后悔和遗憾！
潜心教学科研结硕果
1991年我只身来到举目无亲的大理，任教于大理师专。面对贫乏、过时的图书资料和简陋的教学科研条件，我也曾犹豫过、彷徨过，甚至怀疑过自己当初的选择。在我最痛苦的时候，党组织及时伸出了温暖的双手，在大家的热情关心和鼓励下，我很快就振作起来，全身心投入到教书育人的崇高事业中。
作为一名党员教师，我以教书育人为义不容辞的职责，做到真心真情地对待每一个学生，关心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在平时，我很注意也很乐意与青年学生交朋友，了解他们的思想实际和动态，并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切实做好对学生的教育和转化工作。在与学生接触和交往的过程中，我处处以身作则、为人师表，被学生誉为“一名有教学魅力和人格魅力的人”。作为教育学院的负责人和学科带头人，在教学、科研、管理、学科和专业建设等工作十分繁重的情况下，我主动替外出进修的老师承担了班主任工作。在工作中，我热爱、关心学生并投入了尽可能多的时间和精力，为班上同学做了大量服务性的工作。因为我始终认为，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既是抽象的，更是具体的。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体现和渗透在点滴的小事中，没有自己的脚踏实地和优异地做好每一件事，作为教师党员的先进性就无从谈起。
在科研上，我潜心研究。近5年来，我先后主持了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在内的10余项课题的研究，共获得研究经费70余万元；我先后在《课程教材教法》、《教师教育研究》、《外国教育研究》、《云南教育》和《中国教育报》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30多篇（其中三分之一发表在核心期刊上），对“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教师专业化发展”、“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教学改革”和“比较教育价值论”等领域的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我发表的论文多篇获奖、多篇被文摘、复印和收录，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06年和2009年我两次获云南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共30余次获各级学术奖励）。近5年来，我担任了1本全国规划教材的第一副主编，4本教材的主编（其中2本被教育部评为全国教师教育优秀课程资源和推荐使用课程资源，3本被评为云南省高校优秀教材）。2006年和2011年，我还先后主持了校级重点建设学科“课程与教学论”和校级一类重点建设学科“教育学”的建设，获得建设经费39万元。由于在科研方面的成绩较突出，我先后被评为“云南省教育科研先进工作者”、“大理州优秀社科专家”并连续3次被评为“大理学院科技工作先进个人”。
内强素质，外树形象，发挥党员干部带头作用
“教育者先受教育”。为了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我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学习，把学习作为自己的工作方式甚至是生活方式，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学习化的个人”和“终身学习的实践者”。近年来，基于教书育人和提高自身思想道德素质的需要，我一方面认真学习和贯彻党和政府关于教育的方针与政策，努力转变传统的教育思想观念，增强了自己实施素质教育的自觉性和能力。另一方面，我在平时坚持业务学习、养成了自觉阅读专业书籍的习惯。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和教书育人的本领，2007年我考入西南大学攻读比较教育学的博士学位，2010年顺利毕业，获得了教育学博士学位。通过加强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我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都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增强了为学生服务的能力和意识。
我所在的教育科学学院是一个新成立的学院，底子薄、起点低、各方面条件都较差，工作千头万绪。我和全体教职工克服畏难情绪，不等不靠，在学校党委和行政的正确领导下，艰苦创业，短短几年时间使各项工作都上了新台阶。在学科和专业建设上，学院现有3个本科专业，实现了本科专业零的突破；在学生工作上，我与学院党总支密切配合，开展了丰富多彩、富有特色的学生活动，服务于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在师资队伍的建设上，近年来学院师资队伍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先后有13名教师考上了博士生，青年教师全部拥有硕士学位。目前，学院博士教师人数和所占比例在全校各教学学院中名列前茅。为了使年轻教师成长得更快些，我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教学和科研的经验传授给他们，并在教学、科研及推优评优等方面为他们提供各种机会。学院青年教师成长迅速，有的获得了教育部课题，有的获得了省优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有的获得了省政府的优秀成果奖，有的出版了高水平的学术专著，有的晋升了高一级职称……学院在学校的综合考评中多次被评为优秀。所有这些对一个新建学院来说，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回顾这几年的工作，我认为成功的一条经验就是自己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带头坚持“两个务必”，保持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通过自己以身作则的带头示范，在学院内形成了一种团结、和谐和积极向上的良好风气，并形成了一种团结干事的良好局面。
◇责任编辑 张惟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