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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振兴，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体制环境，实现“四个到位”。
东北经济近年来出现下滑和失速，有很多原因。既有资源性衰退，又有结构性衰退，也有体制性衰退；既有表层原因，又有深层原因；既有需求侧因素，又有供给侧因素。这其中，深层的原因、体制性的原因是最需要深入剖析的。
产能过度扩张
从供给和需求关系角度看，本世纪初以来国内外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影响了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和转型。在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背景下，市场需求急剧萎缩，造成了工业领域产能过剩。据辽宁的调查显示，在产能利用不足的企业中，28.2%的企业认为“产品需求减少、订单不足”。近年来，东北三省出口、投资下滑严重，企业普遍面临产品需求不足的困境。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为了应对危机，东北地区过度依赖投资拉动，造成投资过度、产能扩张过度。具体的行业来看，产能过剩较为突出的钢铁、煤炭、水泥等行业过度投资、重复建设现象严重。资金链供应紧张，造成了企业巨大的资金压力，尤其是银行收紧银根，“一刀切”地压缩信贷额度，影响企业正常经营，甚至部分企业存在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国际市场大宗产品价格波动，对东北地区经济影响十分显著。本世纪初开始，全球大宗产品市场进入一个“超级周期”：石油价格由47美元/桶升至147美元/桶，铁矿石价格由连续六年涨价600%，有色金属等几乎所有大宗产品价格都“飞涨”。强劲的国际市场需求给国内许多重化工业企业带来错误的信号，扩大产能成为主要选择。2011、2012年，本轮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结束，世界经济政治局势进入新一轮动荡期，原油、铁矿石、铜等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持续下跌，这种波动直接影响了东北原材料工业的运行。作为中国重工业最密集的区域，东北经济对大宗商品价格最为敏感，由于外部需求不振及投资增速下降导致了经济增速持续下滑，以往被高速增长所掩盖的深层次问题再次显现，前几年扩张起来的产能进入了过剩期。
“四个不到位”
从体制机制的角度看东北，存在的问题在哪里呢？我认为，东北地区的体制机制在改革方面存在“四个不到位”。
一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看似生产力问题，实际背后是生产关系问题，是体制机制问题。我们可以剖析以下产能过剩现象。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周期波动中生产能力相对需求过剩是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市场机制可自动调节，从而实现市场出清。但从我国产能过剩的历史情况看，产能过剩长期、反复存在，显然已经超出了市场经济的规律，存在根本性的體制弊端。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多年，但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较为缓慢，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难以有效发挥。目前，我国工业用地市场尚未形成完全意义上的市场定价机制，工业用地价格长期被人为压低，平均仅为房地产建设用地价格的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水、电、气等资源品价格未能真实反映资源市场供求关系和稀缺程度；劳动力价格尤其制造行业劳动力价格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强政府、弱市场，大政府、小社会的现象还十分严重。
二是政府转变职能不到位。产业结构失衡既是市场失灵，也是政府失灵，但本质上是政府失灵。东北传统产业之所以过剩，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政府过多主导市场的必然结果。媒体调查，当前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主体，名义上是企业，但地方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管理者，常常成为事实上的结构调整主体。出于政绩导向，地方政府习惯于插手企业微观管理，东北给外界的印象是“政府主导的市场，不是企业家的市场”。结果就出现了一些见怪不怪的现象：许多本来不该由政府干的事，政府抓得紧紧的；而有些本来该由政府干的事，政府又由于没有精力和财力，干得不够或是没有干。所以一些企业家说：“东北大地缺乏市场基因。”政府成为凌驾于市场之上“全职管家”，习惯于插手企业微观管理。比如，笔者曾经接触的这两年在一些市、县（区）的“十三五”规划中，还在规划百亿集群之类，而且规划中大量地点企业和具体项目的名字，甚至规划某某企业2020年的产值指标。
三是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由于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不充分，企业盲目决策，盲目扩张产能，使得东北国有企业成为产能过剩的“重灾区”。这不仅表现在产能上，还表现在对投入产出效益的研判上，更多情况下都是不计成本、不讲代价。往往投资成本远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而投资回报期、回报率等又远差于其他所有制企业。钢铁、有色、船舶、工程机械、汽车、风电、光伏等领域，也都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投资失控、效率不高、投资成本巨大所致。且其一旦建成投产，由于形成沉淀成本和路径依赖，要想把产能压下来或者转产，尤其是关闭破产，基本就没可能。
特别是“央企现象”影响，更强化了投资拉动模式，固化了产业重型结构。东北的央企数量众多。辽宁有央企及所属企业1751户，资产达2万亿元，占辽宁规模以上企业资产总额的47%，在岗职工约70万人。吉林2013年央企销售收入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主营收入的90%多，黑龙江央企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也在60%以上。在地方政府眼里，央企并不仅仅是一家企业，更是宝贵的经济资源，甚至是强大的政治资源。因此，都会千方百计吸引央企项目落地。央企加大投资固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大项目一旦形成，就形成了产业形态，就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投资越多，对央企投资就越来越依赖，结构越来越尾大不调，低效率的投资早晚会对地方经济带来麻烦和问题。央企大都属于重化工业，越是上大项目，当地的产业结构就越加偏于重化工业，形成一种特殊的“路径依赖”。央企一旦出现亏损，不仅拉动地方经济总量下滑，还少了一大块难以填补的税收“窟窿”，形成一个城市经济的“塌陷”。前期刺激政策带来的大投资、大开发，既给地方政府积累了高额的政府性债务，也形成了相当大的产能过剩。本轮产能过剩，与前几年部分领域过度投资有直接关系，这其中很多“功劳”是央企的。
四是民营经济发展不到位。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使得东北地区至今市场化程度不够，民营经济发展不足，社会资源多数在国企掌控之下。由于国有企业的“挤出效应”，民营经济发展缓慢，没有形成对经济的有效“补充”。尽管东北三省民营经济已超过占经济总量的50%，辽宁更占全省经济总量的69%，但无论是体量还是质量和东南沿海相比，民营经济都不高。2014年，全国五百强民营企业中，东北三省只有14户，其中辽宁9户，吉林省仅1户，黑龙江4户；2015年东北地区仅10户，其中辽宁6户，吉林1户，黑龙江3户。而浙江有138家企业入围，连续17年蝉联全国第一，其中杭州市55家企业入围。仅一个萧山区就有19家企业入围；江苏有91家企业上榜，仅南通就有17家企业入围；山东有53家企业入选，连贫困地区临沂还有6家企业上榜，与辽宁持平。2016年全国五百强民营企业中，东北三省只有9户，其中辽宁7户，吉林、黑龙江两省仅剩1户。东北民营经济发展的由此一目了然。
东北振兴，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体制机制创新，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体制环境，首先要在上述四个方面实现“四个到位”。
（作者系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区域经济学者，辽宁省情专家）
东北经济近年来出现下滑和失速，有很多原因。既有资源性衰退，又有结构性衰退，也有体制性衰退；既有表层原因，又有深层原因；既有需求侧因素，又有供给侧因素。这其中，深层的原因、体制性的原因是最需要深入剖析的。
产能过度扩张
从供给和需求关系角度看，本世纪初以来国内外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影响了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和转型。在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背景下，市场需求急剧萎缩，造成了工业领域产能过剩。据辽宁的调查显示，在产能利用不足的企业中，28.2%的企业认为“产品需求减少、订单不足”。近年来，东北三省出口、投资下滑严重，企业普遍面临产品需求不足的困境。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为了应对危机，东北地区过度依赖投资拉动，造成投资过度、产能扩张过度。具体的行业来看，产能过剩较为突出的钢铁、煤炭、水泥等行业过度投资、重复建设现象严重。资金链供应紧张，造成了企业巨大的资金压力，尤其是银行收紧银根，“一刀切”地压缩信贷额度，影响企业正常经营，甚至部分企业存在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国际市场大宗产品价格波动，对东北地区经济影响十分显著。本世纪初开始，全球大宗产品市场进入一个“超级周期”：石油价格由47美元/桶升至147美元/桶，铁矿石价格由连续六年涨价600%，有色金属等几乎所有大宗产品价格都“飞涨”。强劲的国际市场需求给国内许多重化工业企业带来错误的信号，扩大产能成为主要选择。2011、2012年，本轮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结束，世界经济政治局势进入新一轮动荡期，原油、铁矿石、铜等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持续下跌，这种波动直接影响了东北原材料工业的运行。作为中国重工业最密集的区域，东北经济对大宗商品价格最为敏感，由于外部需求不振及投资增速下降导致了经济增速持续下滑，以往被高速增长所掩盖的深层次问题再次显现，前几年扩张起来的产能进入了过剩期。
“四个不到位”
从体制机制的角度看东北，存在的问题在哪里呢？我认为，东北地区的体制机制在改革方面存在“四个不到位”。
一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看似生产力问题，实际背后是生产关系问题，是体制机制问题。我们可以剖析以下产能过剩现象。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周期波动中生产能力相对需求过剩是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市场机制可自动调节，从而实现市场出清。但从我国产能过剩的历史情况看，产能过剩长期、反复存在，显然已经超出了市场经济的规律，存在根本性的體制弊端。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多年，但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较为缓慢，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难以有效发挥。目前，我国工业用地市场尚未形成完全意义上的市场定价机制，工业用地价格长期被人为压低，平均仅为房地产建设用地价格的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水、电、气等资源品价格未能真实反映资源市场供求关系和稀缺程度；劳动力价格尤其制造行业劳动力价格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强政府、弱市场，大政府、小社会的现象还十分严重。
二是政府转变职能不到位。产业结构失衡既是市场失灵，也是政府失灵，但本质上是政府失灵。东北传统产业之所以过剩，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政府过多主导市场的必然结果。媒体调查，当前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主体，名义上是企业，但地方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管理者，常常成为事实上的结构调整主体。出于政绩导向，地方政府习惯于插手企业微观管理，东北给外界的印象是“政府主导的市场，不是企业家的市场”。结果就出现了一些见怪不怪的现象：许多本来不该由政府干的事，政府抓得紧紧的；而有些本来该由政府干的事，政府又由于没有精力和财力，干得不够或是没有干。所以一些企业家说：“东北大地缺乏市场基因。”政府成为凌驾于市场之上“全职管家”，习惯于插手企业微观管理。比如，笔者曾经接触的这两年在一些市、县（区）的“十三五”规划中，还在规划百亿集群之类，而且规划中大量地点企业和具体项目的名字，甚至规划某某企业2020年的产值指标。
三是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由于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不充分，企业盲目决策，盲目扩张产能，使得东北国有企业成为产能过剩的“重灾区”。这不仅表现在产能上，还表现在对投入产出效益的研判上，更多情况下都是不计成本、不讲代价。往往投资成本远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而投资回报期、回报率等又远差于其他所有制企业。钢铁、有色、船舶、工程机械、汽车、风电、光伏等领域，也都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投资失控、效率不高、投资成本巨大所致。且其一旦建成投产，由于形成沉淀成本和路径依赖，要想把产能压下来或者转产，尤其是关闭破产，基本就没可能。
特别是“央企现象”影响，更强化了投资拉动模式，固化了产业重型结构。东北的央企数量众多。辽宁有央企及所属企业1751户，资产达2万亿元，占辽宁规模以上企业资产总额的47%，在岗职工约70万人。吉林2013年央企销售收入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主营收入的90%多，黑龙江央企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也在60%以上。在地方政府眼里，央企并不仅仅是一家企业，更是宝贵的经济资源，甚至是强大的政治资源。因此，都会千方百计吸引央企项目落地。央企加大投资固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大项目一旦形成，就形成了产业形态，就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投资越多，对央企投资就越来越依赖，结构越来越尾大不调，低效率的投资早晚会对地方经济带来麻烦和问题。央企大都属于重化工业，越是上大项目，当地的产业结构就越加偏于重化工业，形成一种特殊的“路径依赖”。央企一旦出现亏损，不仅拉动地方经济总量下滑，还少了一大块难以填补的税收“窟窿”，形成一个城市经济的“塌陷”。前期刺激政策带来的大投资、大开发，既给地方政府积累了高额的政府性债务，也形成了相当大的产能过剩。本轮产能过剩，与前几年部分领域过度投资有直接关系，这其中很多“功劳”是央企的。
四是民营经济发展不到位。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使得东北地区至今市场化程度不够，民营经济发展不足，社会资源多数在国企掌控之下。由于国有企业的“挤出效应”，民营经济发展缓慢，没有形成对经济的有效“补充”。尽管东北三省民营经济已超过占经济总量的50%，辽宁更占全省经济总量的69%，但无论是体量还是质量和东南沿海相比，民营经济都不高。2014年，全国五百强民营企业中，东北三省只有14户，其中辽宁9户，吉林省仅1户，黑龙江4户；2015年东北地区仅10户，其中辽宁6户，吉林1户，黑龙江3户。而浙江有138家企业入围，连续17年蝉联全国第一，其中杭州市55家企业入围。仅一个萧山区就有19家企业入围；江苏有91家企业上榜，仅南通就有17家企业入围；山东有53家企业入选，连贫困地区临沂还有6家企业上榜，与辽宁持平。2016年全国五百强民营企业中，东北三省只有9户，其中辽宁7户，吉林、黑龙江两省仅剩1户。东北民营经济发展的由此一目了然。
东北振兴，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体制机制创新，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体制环境，首先要在上述四个方面实现“四个到位”。
（作者系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区域经济学者，辽宁省情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