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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宣告成立。这是1969年九大取消党的监察机关后，中央纪委恢复重建。在邓小平的提议下，刚刚重返中央最高决策层的陈云出任了中央纪委第一书记。
“陈云为人正派，作风民主，原则性强，敢负责任，这些都是党内公认的。在粉碎‘四人帮’后的重大历史转折点上，又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担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可以说是众望所归。”党史研究学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当时，陈云已是73岁的老人，且身体不好，用他自己的话说“只能做最必要的工作”。而中央纪委面临的任务却是艰巨的。当时，全国3000多万党员，有1000多万是“文革”期间突击吸收的新党员;“文革”中，冤假错案堆积如山，仅副省部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就有75%被立案审查。但自称“头皮硬”的陈云无所畏惧。上任伊始，他就表示：“我这个纪律检查委员会要翻几个大案！”
为协助陈云做好纪检工作，中央为陈云配备了几位得力助手：第二书记邓颖超、第三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黄克诚、副书记王鹤寿等。
“邓颖超、胡耀邦、黄克诚、王鹤寿都是资历很老的老同志，且邓颖超和胡耀邦都是政治局委员。这样强的人员配备，显示了这届中央纪委规格高、权威大、阵容强的特点。”党史研究学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在党的纪检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
新的中央纪委成立后，黄克诚和王鹤寿去陈云家里，请示工作方针，陈云当即回答：“抓党风！中纪委的工作指导方针就是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问题。”
在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党的纪检工作应该怎样做？这是重建后的中央纪委面临的重大问题。陈云提出，中央纪委要以抓党风作为工作的整体方针，为这个机构确立了战略指导思想。
1979年1月，陈云主持了恢复重建后的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并拟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准则》一共12条，是粉碎“四人帮”后中央为拨乱反正制定的党规党法，成为党内政治生活的纲领性文件。
对此，陈云慎之又慎，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79年2月，他致信华国锋，提出将《准则》下发至县、团级征求意见。“准备再改。再改以后也只作为中央试行文件。试行中如有不妥，还可以改。”
根据他的意见，1979年3月，中央将《准则》发至县、团级征求意见。中央纪委根据各地提出的1800多条意见，先后对《准则》进行了7次讨论和修改。
据起草组成员郭仪回忆，《准则》基本定稿后，写作班子都解散了，陈云又提出，必须要增加一条，关于干部又红又专的条款。这一条后来成为《准则》的最后一条。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正式对全社会发布。
为了贯彻《准则》，中央纪委在陈云指导下，从1980年4月到11月在北京召开了三次座谈会。社会反响热烈。
当年7月，北京一家餐馆的一位厨师向中央纪委举报，有位部长在该餐馆吃饭，经常少付餐费，花一碗汤的钱吃一桌饭。接到举报后，中央纪委立即责成北京市纪委调查。核实后，中央纪委对该部长进行了通报批评。事后，该部长亲自到餐馆认错。此事在高级干部中震动很大，对特殊化之风起了遏制作用。
在陈云领导下，中央纪委还制定了《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等重要党规党法。党建不断向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
复查和平反冤假错案，是中央纪委成立初期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
在中央纪委恢复重建之前，从1977年12月起，在胡耀邦的主持下，中组部已经开始复查冤假错案，为130多名副部级以上干部平了反。但涉及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在全国有影响的大案、要案的复查平反，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中央纪委恢复重建后，在陈云的领导下，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随即大刀阔斧地开展起来。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期间，陈云、邓小平、胡耀邦、李先念（从左至右）在一起。
其中，刘少奇案无疑是影响最大、难度最高的。
刘少奇是“文革”中的头号“走资派”，牵连人数众多、影响广泛。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的统计，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而错判的案件有22053件，受到刑事处分的有28000余人，其他受批斗、隔离、关押的更是不计其数。
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的评价、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是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完成的。在当时的形势下，陈云深知，如果轻率地给刘少奇平反，势必引起人们的思想混乱。
1978年底，他对前来看望的王光美说，现在平反这件事情还急不得，不能操之过急，我们要把当事人都找来，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搞扎实，让它证据齐全，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1979年初，国家地质总局局长孙大光致信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并党中央，建议重新审议刘少奇一案。胡耀邦将信转报中央政治局常委批阅。2月23日，陈云在孙大光来信上作出批示：“中央常委各同志已传阅完毕，中央办公厅应正式通知中组部、中纪委合作查清刘少奇一案。”
党史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是在刘少奇案件平反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批示。“它明确了案件的复查是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的，是中央行为，并明确了负责复查的部门。”
据当年负责刘少奇一案复查工作的杨攸箴回忆：“如果没有他的批示，那这个案子就启动不了，复查就启动不了。”
“陈云为人正派，作风民主，原则性强，敢负责任，这些都是党内公认的。在粉碎‘四人帮’后的重大历史转折点上，又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担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可以说是众望所归。”党史研究学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当时，陈云已是73岁的老人，且身体不好，用他自己的话说“只能做最必要的工作”。而中央纪委面临的任务却是艰巨的。当时，全国3000多万党员，有1000多万是“文革”期间突击吸收的新党员;“文革”中，冤假错案堆积如山，仅副省部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就有75%被立案审查。但自称“头皮硬”的陈云无所畏惧。上任伊始，他就表示：“我这个纪律检查委员会要翻几个大案！”
制定党规党法
为协助陈云做好纪检工作，中央为陈云配备了几位得力助手：第二书记邓颖超、第三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黄克诚、副书记王鹤寿等。
“邓颖超、胡耀邦、黄克诚、王鹤寿都是资历很老的老同志，且邓颖超和胡耀邦都是政治局委员。这样强的人员配备，显示了这届中央纪委规格高、权威大、阵容强的特点。”党史研究学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在党的纪检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
新的中央纪委成立后，黄克诚和王鹤寿去陈云家里，请示工作方针，陈云当即回答：“抓党风！中纪委的工作指导方针就是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问题。”
在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党的纪检工作应该怎样做？这是重建后的中央纪委面临的重大问题。陈云提出，中央纪委要以抓党风作为工作的整体方针，为这个机构确立了战略指导思想。
1979年1月，陈云主持了恢复重建后的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并拟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准则》一共12条，是粉碎“四人帮”后中央为拨乱反正制定的党规党法，成为党内政治生活的纲领性文件。
对此，陈云慎之又慎，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79年2月，他致信华国锋，提出将《准则》下发至县、团级征求意见。“准备再改。再改以后也只作为中央试行文件。试行中如有不妥，还可以改。”
根据他的意见，1979年3月，中央将《准则》发至县、团级征求意见。中央纪委根据各地提出的1800多条意见，先后对《准则》进行了7次讨论和修改。
据起草组成员郭仪回忆，《准则》基本定稿后，写作班子都解散了，陈云又提出，必须要增加一条，关于干部又红又专的条款。这一条后来成为《准则》的最后一条。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正式对全社会发布。
为了贯彻《准则》，中央纪委在陈云指导下，从1980年4月到11月在北京召开了三次座谈会。社会反响热烈。
当年7月，北京一家餐馆的一位厨师向中央纪委举报，有位部长在该餐馆吃饭，经常少付餐费，花一碗汤的钱吃一桌饭。接到举报后，中央纪委立即责成北京市纪委调查。核实后，中央纪委对该部长进行了通报批评。事后，该部长亲自到餐馆认错。此事在高级干部中震动很大，对特殊化之风起了遏制作用。
在陈云领导下，中央纪委还制定了《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等重要党规党法。党建不断向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
平反冤假错案
复查和平反冤假错案，是中央纪委成立初期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
在中央纪委恢复重建之前，从1977年12月起，在胡耀邦的主持下，中组部已经开始复查冤假错案，为130多名副部级以上干部平了反。但涉及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在全国有影响的大案、要案的复查平反，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中央纪委恢复重建后，在陈云的领导下，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随即大刀阔斧地开展起来。
其中，刘少奇案无疑是影响最大、难度最高的。
刘少奇是“文革”中的头号“走资派”，牵连人数众多、影响广泛。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的统计，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而错判的案件有22053件，受到刑事处分的有28000余人，其他受批斗、隔离、关押的更是不计其数。
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的评价、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是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完成的。在当时的形势下，陈云深知，如果轻率地给刘少奇平反，势必引起人们的思想混乱。
1978年底，他对前来看望的王光美说，现在平反这件事情还急不得，不能操之过急，我们要把当事人都找来，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搞扎实，让它证据齐全，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1979年初，国家地质总局局长孙大光致信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并党中央，建议重新审议刘少奇一案。胡耀邦将信转报中央政治局常委批阅。2月23日，陈云在孙大光来信上作出批示：“中央常委各同志已传阅完毕，中央办公厅应正式通知中组部、中纪委合作查清刘少奇一案。”
党史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是在刘少奇案件平反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批示。“它明确了案件的复查是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的，是中央行为，并明确了负责复查的部门。”
据当年负责刘少奇一案复查工作的杨攸箴回忆：“如果没有他的批示，那这个案子就启动不了，复查就启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