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中央军委下发通知，印发《中央军委加强自身作风建设十项规定》。《规定》要求在接待工作中不安排豪华宴请、不喝酒。此项规定不论是出于节俭还是为了提高效率都是一件好事儿。
　　中国禁酒的历史和酿酒的历史一样源远流长。相传，大禹的女儿看到父亲为国事所累，很心疼，便让服侍大禹膳食的仪狄想办法，仪狄给大禹进献了酒。一次盛宴之后，君臣尽欢，大禹封仪狄为“造酒官”。还同意了他和自己女儿的婚事。可是宴会的第二天，大禹却因为宿醉误了上朝，一班大臣等到了日上三竿。大禹懊悔不已，遂令禁酒。《战国策》里记载，大禹说“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一语成谶，禹的不肖子孙夏桀“作瑶台，罢民力，殚民财，为酒池糟纵靡靡之乐，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夏桀最后被商汤放逐。
　　商代贵族的饮酒风气并未收敛。据说商纣王饮酒七天七夜不歇，酒糟堆成小山丘，酒池里可运舟。因总用含锡的青铜器饮酒，导致士兵慢性中毒，军中的战斗力日益疲弱。亡国是不可避免的了。西周吸取前代教训，发布了我国最早的禁酒令《酒诰》。其中说道，不要经常饮酒，只有祭祀时才能饮酒。对于那些聚众饮酒的人，抓起来杀掉。在这种情况下，西周初中期，酗酒的风气有所收敛。
　　战国时期，烽烟四起，贵族中有励精图治的，也有沉湎于酒色不能自拔的，在物质不丰富的年代，酒还真的只能是权贵阶层的享受，商鞅为了增加秦国的财政收入，第一个对酒征收专税。他规定对酒征收重税，税比成本高出十倍。到了汉代，酒，直接就是国家专卖了。此后，在漫长的岁月中，统治者都没忘了在酒上打算盘。
　　关于这些酒故事，我们似乎不必去追问到底有多少真实性，也不必在酒到底是否具有“误国”的功能上去耗精神，因为那实在是一笔糊涂账。能争论几千年，无非是因为有利可图，舍不得又离不开。
　　总结起来，对酒的管理无外乎三种形式。禁酒，大多出现在改朝换代初期或是大饥馑时期，为了节约粮食。榷酒（“榷”是只可一人行走的独木桥）就是“酒专卖”。专卖制将酒的高额利润全部归入政府，特别是各朝的末期政府，这份收入为戍边战争和宫廷开支提供了重要的财政保障。税酒，通常是对酒征收重税，严格限制酒的酿造和销售。
　　禁酒的工作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酒却终于没能禁绝，这就是历史的选择。酒引起的非议也从没停过。有种说法，从猿到人要几千年，从人到猿只要一瓶酒，从典故中我们能得到的经验就是适度。如今每当看到和酒有关的法令出台，群众几乎都会额手相庆，那是因为酒上的奢糜之气已渐渐覆盖住了原本的酒香，实在是需要还原一下酒的本色。
　　又是一年春来到，买酒，送酒，喝酒不亦乐乎，但将酩酊酬佳节，还是在清醒中的那点微醺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