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类社会形成。“礼”便成为一种建立社会秩序、维持伦理纲常以及维护政权统治的有效力量；同时。“礼”也是社会稳定和谐、人们安居乐业的必要保障。中国自古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关于仪礼的专门著作有《仪礼》《礼记》《开元礼》《书仪》《家礼》《五礼新仪》等等，它们大多记述有关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制度。“礼”贯穿在古代社会的各个领域。随着社会发展与文明程度的提高。礼与自然逐渐联系在一起。并被赋予人德的深意。
　　封建制度下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便是把“礼”放在首位。并指引和影响“书”的形式与内容。“书”即文字书写。“书写”与“书法”本无二致。梅墨生先生曾有一文提到：“书法一事情，概乎分三类：一类则写字，一类则书法，一类则书法艺术。写字为书法之广泛基础。亦为实用功能显现。书法艺术为书法之上层建筑。亦为少数知识精英之自觉艺术追求。而书法乃中间极广阔之存在，兼用与不用之功能。”由此可以理解，“书写”、“写字”、“书法”实际是同一件事。若谈书法。必定难以脱离“文字”、“书写”与“写字”三个概念。作为人们日常交流、记录的方式。一切关乎文字的书写都应符合“礼”的要求。顺乎“礼”的文化情境。从而逐渐形成符合“仪礼”文化的“书境”现象。
　　什么是“书境”？目前没有一个明确而固定的解释。有观点认为：“‘书境’是指书法作品的境界。一种从点画线条、字里行间流溢出来的能够反映作者思想水平的修养与气魄。”也有学者提出“书法意境美”，指蕴涵在作品中的形而上的丰富意趣和个性美感，是与形式美相对应的一个审美范畴。这样的观点不能说不正确。可无论如何理解。都仅是把“书境”理解为书法作品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气息。甚至有“书如其人”的意思。因此难免有些不尽周全。对于“书境”有此理解者。大多受绘画影响。虽然前有书画同源之说作依据，但随着发展，书法与绘画在形象依托上已有所不同。
　　“礼”是具体内容，它借助仪式得以显现。“仪”是“礼”的外在形式，也可称为礼节仪式。因此，仪式与礼是一体两面，书法的发展有其内在的文化依托。如需追踪探源。都可归于仪礼文化的大背景下。
　　从目前有史记载的甲骨文开始，文字就成为仪礼的重要组成部分。丛文俊先生在其著作中这样描述：商人迷信。每事必问诸鬼神。选择具有灵异感应的龟甲兽骨进行占卜这一巫术手段。甲骨经过巫师规律性的钻孔和烧烤，呈现不同形状的裂痕。即卜兆，借以象征吉凶祸福，成败行止，旁边刻写卜辞，记录时间、占卜者、问诸鬼神之事、卜兆显示的鬼神指示以及日后之验证。等等。就此而言，文字伊始只是原始宗教仪式行文的一种特殊符号。文字、书刻在占卜仪式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地位。贯穿仪式活动的整个过程，承载着仪式的重要信息，固然难以脱离文字的书写，在不断的书写实践中，逐渐形成与仪式紧密相联又符合人的审美需要的书法美。
　　商周时期，人们对宗教仪礼高度重视，使得礼器迅速发展，青铜技术格外发达。由于青铜器皿的特殊意义。通常情况都制作精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鼎、簋、盘、盂、鬲、尊等等。它们通过造型、图案、文字等装饰彰显其地位。文字在这一时期则多表现出图案化、符号化倾向。正因为如此。它在礼器当中所蕴含的意义深远，并符合礼文化之繁缛文饰的需求。
　　现如今在时隔数千年之后，那些难以辨认、面貌天成般的甲骨文与金文，更能让我们对古文字及书刻、书法形成自然崇拜感，这些突显了书法在初创时期的神秘与神圣。无论甲骨文还是金文，其今人不能随意识别的字体形态和文字组合具有内在的文化含义，更有一般人所不知的仪礼性表达。
　　文字（书法）在发展之初，与宗教仪式具有紧密的联系，随着变革，文字（书法）更多与政治仪式相关。所以说。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目的，都会影响书法的形态和内容。无论是在占卜过程中的甲骨文，还是出现在各类青铜器皿上的装饰文字及金文，亦或刻石书法，都在遵循着一定的“礼”，它们应“礼”之需。因“礼”而绽放光芒。至秦。文字（书法）以始皇巡游刻石书法为代表，主要代表作品有《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会稽刻石》等，多为歌颂始皇帝之功德，比如，《峄山刻石》所书通篇采用新体小篆，较周代而言，线条更趋匀一，体现“大乐必易，大礼必简”的礼乐规范。通篇看来，《峄山刻石》排列整齐，间距均衡，变化有序，突显礼乐文化作为宇宙秩序的表现，把礼乐之魂渗入书法之中。
　　《礼论一乐论》：“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这种簡化归一与秩序，都是出于礼而服务于政，在皇权威仪中彰显神圣。为了突显皇帝威仪，碑刻、摩崖等刻石书法，都给人以神圣不可侵犯之感，神秘与神圣的特殊化“书境”油然而生。
　　“日常书写”指日常生活中为各种事物的需要而进行的书写，与此相对的是以书写自身为目标的书写，例如为写好字而进行的书写练习、为创作书法作品而进行的训练和书写等等。日常书写在计算机输入技术之前，是三千多年来书法艺术得以延续和发扬的主要途径，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具有文化传承的意义。我们要理解书法。认识日常书写的由来。需要从语言的视觉层面开始。深入到语言自身所敞开的世界中，因为，只有语言才是书法的根基，并且，语言把书法带至世界的各个角落。甚至这个世界最遥远的地方。语言的规范性由社会“礼制”所限定。故日常书写的规范同样也是在社会“礼制”的规定下进行。特别是以儒道思想为行为准则的中国古代文人，更是遵循着“礼”的规范。人们在日常书写中，时时体现“礼”的文化内涵。形成约定俗成的书仪。从而，在书法作品中展现出“仪礼”文化下的“书境”现象。尽管，我们分析“书仪”不足以说明书法的特点，但在书仪规范中的书写格式、用语及所产生的书面视觉效果。仍可视为书法研究的范畴，主要体现如下：
　　书信中文辞的“仪礼”规范性
　　古代书信极为讲究文辞，文辞是仪礼规范中“书仪”的书面呈现，那时，信札内容虽不多，但考究至简，既符合礼书规范又能完整表达意思。书信当中。表示尊礼、谦逊的用词在时代的演变中逐渐形成一种固定的结构程式，如索靖《月仪帖》便是文辞优美的书信模板。 　　书仪中常用的词语大概有四种：一是“白”“启”“报”“具”“告”之类，表示不同的行文方向或者文体；二是对受书人尊敬之语，诸如“惶恐”“顿首”“再拜”“稽首”“和南”之类；三是对受书人的称谓与题称，如“董房冯孝卿坐前”“山阴张侯”等；第四是左冲之类。这类敬语的表达有的出现在书信的起首，有的出现在末尾。有的是根据行文要求有着固定的书写位置，有的则根据书者个人的书写习惯而定。这些词语在现存古代书作中频繁可见，成为最具书法形态美的标志性字形。其中，尤以“顿首”二字最为突出。
　　敬语的反复出现，体现人们在仪礼文化之下的良好修养，我们欣赏古代书法，品读书作內容，犹如进入中国礼仪文化的情境当中，把中国日常口头语言转化成了笔端的文字书写，也是把“仪礼”之下的口头“语境”转化为字面“书境”。
　　书体选择的适切性
　　书体在古代的日常书写中有着一定的讲究，面对不同的群体、事件，人们会采用不同的书体；书写者面对不同的对象，在不同的书写状态下，所写出来的字也体现着不同的仪礼内涵。
　　一般情况。书体可以大致分为正体与俗体。正体是篆、隶、楷书；俗体便是行、草书，但是在不同时期，“正”与“俗”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例如在篆书作为正体的时候，隶书便是俗体，随后，隶书成为正体，新出现的草书便又成为了俗体。
　　正体与俗体的使用需要根据时间与对象而言。正体适合正式文涵。例如奏章（章草属于特例）、批文、讣告、表、状、笺、启等。书写者因面对权力机关或大众，为了表示严谨、规范，也多使用正体。而一般性的朋友书信。则会根据书写者与对方的亲密程度、文化学识采用适当的书体，譬如王羲之的《十七帖》、陆机《平复帖》等书家书信，便是使用俗体（草书），所书内容仅好友往来之用。因书写者面对同等文化水准的人群。故采用草书进行交流，颇显亲密；假如换做正体，则犹如在亲密之间横驾桥梁，更显生疏，有违常理。而书写者写经或官方碑文及墓志等，则多用正体，以示权威、规整、严肃、正统。至唐，虽有行书入碑，那也是极少的特例。
　　面对不同对象、场景与用途。人们所选用的不同字体，使人产生不同的书面享受。面对特定的书写对象或书写事件，书写者所体现的书写状态必定各不相同，此种书写状态也体现一定的礼仪内蕴。日常生活中的四时感怀，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等都将流露于笔端，表现出相应的疏密节奏、曲直方圆，干湿浓淡等。同一书家，在不同的情境中所表现作品的形态与气息也将不同，在适宜的书写状态下表现出与背景相统一的书迹，符合仪礼的需求与要求，这也是“仪礼”影响之下的“书境”体现。
　　“中和”原指处事行为中的一种中庸哲学，由于儒学的处事常常与政治伦理挂钩，所以“中和”又成为儒家礼制理论中维护封建礼仪的一个重要道德法则。这种思想反映在文艺上，也就形成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儒家文艺审美理想。而儒家思想正是中国书法得以发展与延续的重要哲学依托之一。项穆在《书法雅言》中，把书家划分为三类：“日中行，日狂，日狷”；他把作品也划分为三类：“日中和，日肥，日瘦”；项穆在给书家与作品分类时，便以“中和”为上。并且，项穆在《书法雅言》中还说：“中也者，无过不及是也；和也者，无乖无戾是也。然中固不可废和。和亦不可离中。如礼节乐和。本然之体也。礼过于节则严矣，乐纯乎和则淫矣。所以礼尚从容而不迫，乐戒夺伦而暾如，中和一致，位育可期，况夫翰墨者载？”若能达到“中和”之礼。天地便各得其所。万物便发育生长。何况翰墨书法之道？因此。书法的美应该是和谐的美。是合乎礼节的美。
　　“中和”虽出于儒家思想，然与“礼”则是一脉相承，其思想形成的根源不出“仪礼”之制。以此而拓开到书法当中。则体现为“尽善尽美”、“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不偏不倚”等中国书法的审美共识。
　　在用笔当中，古人常常认为“留不常迟，遣不恒疾；带燥方润，将浓遂枯；泯规矩于方圆，遁钩绳之曲直；乍显乍晦，若行若藏”。在结体与章法中。书法表现出“势和体均”、“平正安稳”、“四面停匀，八边具备，短长合度，粗细折中”。所有这些，都在力求视觉效果的“中和”之境，只有如此，书法才能更为长久，才能赢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书境”，不能简单理解为书法作品呈现的精神感觉。而应该是包括书法的各个层面，一书有一书之境，一字能见一人之心。书法自古便是精英阶层所热衷之事。在礼乐文化思想主导的中国，汉文化国度之内所有民众，无不笼罩在“礼乐”或“仪礼”氛围之下，在此环境中所发生的书法事件，所创作的书法作品，岂能与“礼”脱节。所以。书法与“仪礼”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书法从发生、发展到内容、形式。都回避不了“仪礼”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一切书法作品都反射出“仪礼”文化下的“书境”现象。鉴于此，“书境”一词可从如下三个层次来理解：
　　第一个层次，“书境”是指在通行礼仪制式下的一种书写格式。也可说是行文的完整性。这种文辞的完整性得益于文字与书法发展并存的内在动力——实用性。实用性可大可小，大处可为国家、民族、社会之用；小到为个体书信往来、日记之用。在实用性的推动中。书法必与“仪礼”相遇。故，仪礼文化所孕育出的“书境”，便具有人文性的“书境”，因为其符合人的基本需要，适应人类的发展趋势。而脱离实用性的书法表现，最终将失去应有的“书境”。书法发展到现在。出现了诸如“现代书法”、“书非书”、“流行书风”等风靡一时的书法艺术形式。但终归不能成为书法的主流。也无法做到持续性的、系统性的发展。所以。只有在“仪礼”文化下表现的实用性、人文性的“书境”，才具备更多的群众性基础，最终成为经典。
　　第二个层次，“书境”是书法表现的整体感，即和谐性，包括书体、风格的统一和笔画组合的内在规律。书法表现具有高度的整体协调性，这种对整体协调性的追求与中国的哲学文化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在以大局为重的民族思想背景下形成的“家国情怀”，往往是通过牺牲小我而成全大我来取得最高的荣耀。书法作品沿袭了这种注重整体的大局观念，人们对于任何艺术的欣赏，绝不会因细节而破坏整体，任何对于局部的过度夸张，都会使得作品的艺术性降低。所以，整体的和谐性。是书法作品营造赏心悦目的“书境”之关键。
　　第三个层次，“书境”是书法的真我表达与时代折射。书写者置身于特定的环境，自身具有相应的时代特点。时代的人文变化，生活中的悲苦荣华都在鲜活的生命体中留下印记，并形成一个个既有共性又个性鲜明的书家形象。书家寄情笔墨，借助笔墨来表现真我，“此时此刻”的情感、心情与状态，都将化作点线、墨色、形式表现出来。任何点画位置的移动。线条的起伏变化，都会产生相应的“书境”面貌。
　　在书法作品中，无论格式行文之境，还是整体的和谐之境，亦或突现时代环境或真我之境，都是在“礼”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直接或间接受到“仪礼”文化的影响。以“礼”为基本参照。以“礼”为至高准则。“仪礼”成为书写的背景、底蕴。也成为书法作品呈现的内容、标准。有“仪礼”文化的书法作品。能表现具有感染力的“书境”效果。更能让人接受并打动人。因此，“仪礼”文化下的“书境”现象。表现出的是书法文化发展的重要凭证与规律，把握书法作品中的“仪礼”文化。也就能领悟到至深、至广的“书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