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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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什么?这个本质论问题已经历史化了。卡勒说,文学是什么?这要看是谁问了这问题。面对一个5岁的孩子,回答可以很干脆,而文学专业人士之间,则说来话长。事实上,他忘了一点,这还要看是在哪儿、在何时提出这问题。比如30年前,在《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1]中,王晓明如是说:“每当看见‘文学现象’这四个字,我头一个想到的就是‘文本’,那由具体的作品和评论著作共同构成的文本。这当然不错,文本正是文学现象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但是,它不是惟一的部分,在它身前身后,还围着一大群也佩戴‘文学’徽章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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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什么?这个本质论问题已经历史化了。卡勒说,文学是什么?这要看是谁问了这问题。面对一个5岁的孩子,回答可以很干脆,而文学专业人士之间,则说来话长。事实上,他忘了一点,这还要看是在哪儿、在何时提出这问题。比如30年前,在《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1]中,王晓明如是说:“每当看见‘文学现象’这四个字,我头一个想到的就是‘文本’,那由具体的作品和评论著作共同构成的文本。这当然不错,文本正是文学现象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但是,它不是惟一的部分,在它身前身后,还围着一大群也佩戴‘文学’徽章的事物。它们有的面目清楚,轮廓鲜明,譬如出版机构、作家社团;有的却身无定形,飘飘忽忽,譬如读者反应、文学规范。它们从各个方面围住文学文本,向它施加各种各样的影响。在许多时候,这些影响是如此深入,你单是为了看清楚文本自身的意义,也不得不先花力气去辨识它们。”
其他文献
元代全真教兴起了波澜壮阔的传记书写风潮,这一书写风潮确立了全真教的神灵谱系,是宗教神话与宗教仪式的完美结合;这一书写风潮也确立了全真教修持、弘法、济世的典范,宗教传记因而成为信徒入道之阶梯、修真之轨范。从宗教实践与文体学的角度辨析全真教传记的文体功能,有利于我们认识道教文学文本的特质,从而纠正学界将道教传记视为“小说”的认识误区。
凡尔纳小说《两年假期》出版后很快便有4个英译本,随后出现了据英译本转译的日译本,梁启超和罗普又合作将日译本转译为《十五小豪杰》。梁罗译本与原书、英日译本相比,删去了殖民话语,加入了大量的政治话语。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十五小豪杰》的政治话语有些源自日译本,有些则是梁启超和罗普的创造。罗普改写部分颇具文学性,显示出高超的翻译能力和独特的审美旨趣。《两年假期》一书在东亚的翻译、流通和重写,可以看出世界文学的跨国流通、变形和本土化的复杂情况。
方苞义法说是桐城文论的纲领,涵括“言有物”与“言有序”两个重要方面。勘察清代文论史,可以看到桐城派内外对“义”与“法”二者关系的认知和评判都有较大差异,对桐城文论的质疑也往往因之而起,这已成为桐城派研究的一大误区,直接影响到相关研究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方苞倡导“义法”,尤重“义”之思想,详细并持续地贯彻在他对《史记》《左传》《楚辞》等评点实践中;而对《管子》《荀子》文本的删削,更见其取“义”的重要路径。廓清这些论说,不仅能纠正桐城“义法说”研究之误,而且可在一定范围内弥补清代文论之未周。
“家”是入伦之本，这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就中华民族来说，它有重要特点，那就是，家与国具有某种同一性。“家一国”意识的建构可溯及史前仰韶文化时代。儒家从理论上加以论证，使之成为中华民族主流的意识形态。“家一国”概念于美学的影响主要有：一、“家一国”意识产生了中华民族审美的概念系统，如美、妙、阳刚之美、阴柔之美等均孕育于家庭生活，然后走向社会。二、“家一国”概念对于中华民族“交感和谐”观念的建构、“崇阳恋阴”情结的形成均具有重要作用。三、“家一国”理念导出“家国情怀”，爱民、忠君、恋乡三位一体，产生了诸多重要文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陈独秀、刘半农等新文学作家提倡“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分途，其实是为文学革命张目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不但带有二元对立的局限，而且难免陷入既偏重“文学之文”又要利用新文学（“文学之文”）来推广和宣传新思想新观念的尴尬。此后，为实现“文学之文”“应用之文”与外来的“纯文学”“杂文学”概念对接，不惜过滤了一部分骈散文。虽有梁启超、朱自清等发现偏重“文学之文”之弊，试图纠正，却没有引起时人和后人的重视，以至“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融合的传统被有意无意地遮蔽。重拾被遗忘的这一脉传统，不仅有助于
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使中国文学进入了“新阶段”,开启了当代文学进程;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祝词》的发表,标志着当代文学进入了“新时期”;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为标志,当代文学进入到“新时代”。三个时段的当代文学前后衔接并不断丰富和创新,始终与中国社会发展相适应,始终与时代并行发展,在重要的历史节点和具有重大标志意义的典型现实中获得自身使命和发展目标。各个时段的文学,既有其各自鲜明的时代特征,又有始终不变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本质属性。
文艺生产以媒介为生产工具,媒介生产工具具有“工具本体”性和联接、聚集、接合等媒介性,可以发挥出特殊的媒介化生产效应。20世纪后以电子媒介工具为核心的文艺媒介生产力获得了快速发展,使文艺交往关系发生了从等级制、中心化向去等级化、去中心化模式的转变,也再生产出了“辩证意象”、震惊、分心等诸多审美新形态。从作为“整体社会生活方式”的文化视角看,文艺生产表现为中介化活动或媒介化实践。“接合表述”观念使人们能够更加清晰地透视出文艺媒介生产的物质实践性和社会性。在人类文化从书写—印刷范式向电子—数字范式转换这千年巨变
巴赫金的表述诗学具有“起点”意义,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具体言语单位以及由此而来的符号化系统文本是其综合价值指向。受制于社会情势、意识形态、言语流动和交际条件等多种因素,任何表述都充满着他性对话以及对话中的泛音;表述的目的在于获取积极应答式理解,不能自成目的;承此,巴赫金深刻论述了表述的双主体、双声语和双意识问题,并特别阐述了创造性理解的外位性超视效果和积极应答的多功能实现,拓展和深化了表述中双向问答的响应机制,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文学研究必须贯彻历史化的原则,即把研究对象放在其得以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来考察,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对于那些自觉地秉承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的文学研究者来说,它更是必须遵循的第一原则。詹姆逊就提出了“永远都要历史化”的口号,并认为这是一切辩证思想的一个绝对的甚至可以说是“超越历史”的律令[1]。但怎样才算做到了历史化,却仍然是一个争辩不休的问题。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转向”的声浪中,文学研究追求回到历史现场,也的确呈现了丰富的历史原初景观,取得了一些可喜的实绩。但与此同时,文学有日渐沦为史学的婢女的迹象,而历史叙述和文学叙述的关系却鲜有研究者从理论的层面,或者说从“元叙述”的角度进行清理。文学研究本身的合法性、文学性的本体性、文学文本的位置以及文学和历史的关系诸问题,也因此存在进一步探讨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