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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29日、30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河北阜平看望慰问困难群众。地处太行山东麓的骆驼湾村特别贫困，608口人有428人是贫困人口。习总书记对当地干部说：“窥一斑而知全豹，到这里就是要了解中国的真实贫困状态。”
阜平的贫困确实有一定的代表性，这里是革命老区，但是解放后因为地理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经济发展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原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从福建回到北京后，成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第一任会长，也曾多次到阜平调研。
因为父母一辈和项家交往甚多，这使我有机会聆听项老的教诲，真切感受一个革命家、一个智者的精神。当然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项老的夫人汪志馨女士和他们的家风。熟悉汪老的人都有不约而同的感觉：项南夫妇彼此间在性格、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等方面都有着惊人的相似。她过去在福建的同事说她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工作十分严谨，为人坦诚热情。她在生活中十分朴素，能吃苦。她反对豪宴是出了名的，坚持四菜一汤也是她下乡的惯常原则，而且每到一处都交代下属缴饭菜钱。据福建省人大教科文卫原副主任陈奎回忆：“项南从不接受别人的礼物，有时家乡人送来一块布或一些茶叶，他就委托夫人汪志馨处理，有时将物品退回去，有时折成钱汇回去。”
汪老随项南书记来福建之前，曾任团中央少年部部长、机械部教育局局长，到福建是省人大教科文卫主任。按常理，她有资格配专车，然而她却想着替省里节约一部轿车。放弃专车的她每每跟着项书记的车上下班，遇到项书记出差，她就搭省其他领导同志的车，不嫌麻烦。项书记的专车是普通的丰田车，他从来不坐奔驰，并提倡领导干部不要用好车。到基层搞调查，他总要换乘旅行车。这对夫妻在对待公车这一敏感问题上，一样的严格自律。
项南夫妇有四男二女，分别以红、青、白、兰、黄（米）、绿颜色命名之。这6个子女开始步入社会参加工作时，他们的父亲项南尚在北京东郊农场劳动，谈不上帮助他们，是不能也。1981年已经是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虽然有能力提携子女，但他却不愿意这么做，是不为也。一次，有同事问汪志馨对孩子将来有没有什么打算。她也只是淡淡地说道：“孩子不能靠父母。”
项南夫妇对孩子的教育是十分严格的，下面是他们身边的人讲述的故事，反映出的优良家风令人肃然起敬：
1985年冬，正在休产假的项小米（知名作家）给父亲发了一份电报，说她和女儿以及保姆坐火车到福州，希望父亲接一下。到的那天，项书记没空，委托秘书梁茂淦到火车站接小米。当时司机杨立金正好在一旁，梁秘书便提议让小杨一块儿去接，谁知项书记正色道：
“你请司机去，我还请你去干吗？不能用公家的车去接她！我麻烦你骑自行车去。”随后，项书记又交代司机小杨说：
“小杨，你如果去了，我对你不客气！”
等梁秘书骑着自行车赶到火车站时，项小米已经抱着小孩在站台上等着了，身边是一位小保姆和一大堆行李。项小米一见梁秘书就高兴地说：“梁秘书，你来了！太好了！车呢？”
“东西拿到外面再说。”梁秘书搪塞着。
到了外面，梁秘书才将项书记不让派车的情况告诉了小米。
“我这么多东西怎么办？”小米犯愁了。
“你知道你爸就是这样的人。”梁秘书无可奈何地说。
“唉，连个例外也不行！我可是带着孩子呀！”
当时，福州还没有“的士”，梁秘书只好和小米商量着用自行车将行李先运回家。
项南在坐车问题上对家人的“不近人情”，在福建任省委书记是这样，就是离职回北京后也没有变化，仍然认真地执行公车不能私用这个规定。在北京，有段时间项南隔一天便要外出到中顾委看文件。一天，大女儿小青想搭父亲的车顺路去上班，坐在车上等父亲。项南看到，十分生气。
“小青，你下来！这车你不能坐。”
小青不服气：“我顺路，没有浪费你一滴汽油。再说梁秘书可以坐，我为什么不能坐？”
项南说：“梁秘书是公事，你是私事。”
小青赌气，不肯下车。见状，项南严厉地说：“你不下车，我今天就不出去。”
稍停，他苦口婆心地启发道：
“小青，不要养成这样不好的习惯，年轻人艰苦朴素很重要。再说，这车是配给我用的。我还能活几年？我死了，车就得交公，你还能坐吗？从现在开始要养成好习惯。”
小青下车了。
从那以后，项家再没有哪个子女坐他的车。项南同志在坐车上不给子女方便，一方面是作为领导干部的他对自己行为高度负责的思想使然；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考虑到要让孩子遵循良好的人生准则，养成良好的行为规范。项南无疑是个严父，他对子女怀有深沉的爱。这种深沉的爱，在他做团的工作，做省委书记，乃至在中顾委和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任上，在接触青年时都有所流露。只是不同于教育自己子女的严厉方式，他给予青年人的多半是宽厚仁慈、和颜悦色。
季羡林的学生卞毓方最近出了一本《寻找大师》，2013年10月28日，他在新书出版座谈会上说：“我认为，只有鲁迅、陈寅恪那样对整个民族精神有很大贡献和影响的学者，才能算大师，是他影响了一个民族的灵魂，影响一个时代的人，对自身、对民族的认识。”“我觉得大师要有非常大的见解，比如陈寅恪对自由的坚守，很多人就做不到，我们很多大师还是看眼色行事，尽管他们很有学问，尽管他们做了很多事情，我觉得构不成大师。”
卞毓方先生在1988年前后曾多次在北京采访项老，对自己的采访有一段生动的表达：“到那儿去，你形式上仅穿过半个城市，骨子里却不知要跨越多少高山大河，在三维之外的世界……而每一次，这位1918年出生于闽西山区的老兵，年前刚从福建省委书记位上退下来的长者，多半都是正襟危坐，作佛陀拈花状，以一种大彻大悟和坚定如磐的品性，带我进入他生命的‘深山老林’。”
项老是大师吗？他的影响力或许在祖国的东南一隅感觉更深远、更强烈，他就是八闽人民心目中令人敬仰的大师级人物。在国家改革开放初期，主政福建5年，厦门特区兴建，晋江乡镇企业崛起，全国第一条程控电话线开通，第一个通过海外融资修建大型机场……他被誉为党内才子，撰写了大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崇文宏论；他是革命老区人民的贴心人，先后为原闽浙赣、闽中及闽西南地下党的“三大案”和地下党中的知识分子党员以及历次政治运动中蒙受冤屈的同志落实了政策。在项老离休后第一次回到福建晋江时，人们事先在楼上、树上、电线杆上绑满了一挂挂的鞭炮，他刚踏上这片重情重义的土地，满街的鞭炮便齐齐炸响，像是最热闹的节日。人们流着泪鼓着掌来欢迎他，叫着他的名字，顷刻间地上堆起几寸厚的纸屑。
那一次，项老只走了一半便退回去了。他懂得群众的感情，但他不愿以个人名义接受这份来自人民的馈赠。
（编辑·麻 雯）
阜平的贫困确实有一定的代表性，这里是革命老区，但是解放后因为地理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经济发展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原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从福建回到北京后，成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第一任会长，也曾多次到阜平调研。
因为父母一辈和项家交往甚多，这使我有机会聆听项老的教诲，真切感受一个革命家、一个智者的精神。当然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项老的夫人汪志馨女士和他们的家风。熟悉汪老的人都有不约而同的感觉：项南夫妇彼此间在性格、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等方面都有着惊人的相似。她过去在福建的同事说她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工作十分严谨，为人坦诚热情。她在生活中十分朴素，能吃苦。她反对豪宴是出了名的，坚持四菜一汤也是她下乡的惯常原则，而且每到一处都交代下属缴饭菜钱。据福建省人大教科文卫原副主任陈奎回忆：“项南从不接受别人的礼物，有时家乡人送来一块布或一些茶叶，他就委托夫人汪志馨处理，有时将物品退回去，有时折成钱汇回去。”
汪老随项南书记来福建之前，曾任团中央少年部部长、机械部教育局局长，到福建是省人大教科文卫主任。按常理，她有资格配专车，然而她却想着替省里节约一部轿车。放弃专车的她每每跟着项书记的车上下班，遇到项书记出差，她就搭省其他领导同志的车，不嫌麻烦。项书记的专车是普通的丰田车，他从来不坐奔驰，并提倡领导干部不要用好车。到基层搞调查，他总要换乘旅行车。这对夫妻在对待公车这一敏感问题上，一样的严格自律。
项南夫妇有四男二女，分别以红、青、白、兰、黄（米）、绿颜色命名之。这6个子女开始步入社会参加工作时，他们的父亲项南尚在北京东郊农场劳动，谈不上帮助他们，是不能也。1981年已经是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虽然有能力提携子女，但他却不愿意这么做，是不为也。一次，有同事问汪志馨对孩子将来有没有什么打算。她也只是淡淡地说道：“孩子不能靠父母。”
项南夫妇对孩子的教育是十分严格的，下面是他们身边的人讲述的故事，反映出的优良家风令人肃然起敬：
1985年冬，正在休产假的项小米（知名作家）给父亲发了一份电报，说她和女儿以及保姆坐火车到福州，希望父亲接一下。到的那天，项书记没空，委托秘书梁茂淦到火车站接小米。当时司机杨立金正好在一旁，梁秘书便提议让小杨一块儿去接，谁知项书记正色道：
“你请司机去，我还请你去干吗？不能用公家的车去接她！我麻烦你骑自行车去。”随后，项书记又交代司机小杨说：
“小杨，你如果去了，我对你不客气！”
等梁秘书骑着自行车赶到火车站时，项小米已经抱着小孩在站台上等着了，身边是一位小保姆和一大堆行李。项小米一见梁秘书就高兴地说：“梁秘书，你来了！太好了！车呢？”
“东西拿到外面再说。”梁秘书搪塞着。
到了外面，梁秘书才将项书记不让派车的情况告诉了小米。
“我这么多东西怎么办？”小米犯愁了。
“你知道你爸就是这样的人。”梁秘书无可奈何地说。
“唉，连个例外也不行！我可是带着孩子呀！”
当时，福州还没有“的士”，梁秘书只好和小米商量着用自行车将行李先运回家。
项南在坐车问题上对家人的“不近人情”，在福建任省委书记是这样，就是离职回北京后也没有变化，仍然认真地执行公车不能私用这个规定。在北京，有段时间项南隔一天便要外出到中顾委看文件。一天，大女儿小青想搭父亲的车顺路去上班，坐在车上等父亲。项南看到，十分生气。
“小青，你下来！这车你不能坐。”
小青不服气：“我顺路，没有浪费你一滴汽油。再说梁秘书可以坐，我为什么不能坐？”
项南说：“梁秘书是公事，你是私事。”
小青赌气，不肯下车。见状，项南严厉地说：“你不下车，我今天就不出去。”
稍停，他苦口婆心地启发道：
“小青，不要养成这样不好的习惯，年轻人艰苦朴素很重要。再说，这车是配给我用的。我还能活几年？我死了，车就得交公，你还能坐吗？从现在开始要养成好习惯。”
小青下车了。
从那以后，项家再没有哪个子女坐他的车。项南同志在坐车上不给子女方便，一方面是作为领导干部的他对自己行为高度负责的思想使然；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考虑到要让孩子遵循良好的人生准则，养成良好的行为规范。项南无疑是个严父，他对子女怀有深沉的爱。这种深沉的爱，在他做团的工作，做省委书记，乃至在中顾委和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任上，在接触青年时都有所流露。只是不同于教育自己子女的严厉方式，他给予青年人的多半是宽厚仁慈、和颜悦色。
季羡林的学生卞毓方最近出了一本《寻找大师》，2013年10月28日，他在新书出版座谈会上说：“我认为，只有鲁迅、陈寅恪那样对整个民族精神有很大贡献和影响的学者，才能算大师，是他影响了一个民族的灵魂，影响一个时代的人，对自身、对民族的认识。”“我觉得大师要有非常大的见解，比如陈寅恪对自由的坚守，很多人就做不到，我们很多大师还是看眼色行事，尽管他们很有学问，尽管他们做了很多事情，我觉得构不成大师。”
卞毓方先生在1988年前后曾多次在北京采访项老，对自己的采访有一段生动的表达：“到那儿去，你形式上仅穿过半个城市，骨子里却不知要跨越多少高山大河，在三维之外的世界……而每一次，这位1918年出生于闽西山区的老兵，年前刚从福建省委书记位上退下来的长者，多半都是正襟危坐，作佛陀拈花状，以一种大彻大悟和坚定如磐的品性，带我进入他生命的‘深山老林’。”
项老是大师吗？他的影响力或许在祖国的东南一隅感觉更深远、更强烈，他就是八闽人民心目中令人敬仰的大师级人物。在国家改革开放初期，主政福建5年，厦门特区兴建，晋江乡镇企业崛起，全国第一条程控电话线开通，第一个通过海外融资修建大型机场……他被誉为党内才子，撰写了大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崇文宏论；他是革命老区人民的贴心人，先后为原闽浙赣、闽中及闽西南地下党的“三大案”和地下党中的知识分子党员以及历次政治运动中蒙受冤屈的同志落实了政策。在项老离休后第一次回到福建晋江时，人们事先在楼上、树上、电线杆上绑满了一挂挂的鞭炮，他刚踏上这片重情重义的土地，满街的鞭炮便齐齐炸响，像是最热闹的节日。人们流着泪鼓着掌来欢迎他，叫着他的名字，顷刻间地上堆起几寸厚的纸屑。
那一次，项老只走了一半便退回去了。他懂得群众的感情，但他不愿以个人名义接受这份来自人民的馈赠。
（编辑·麻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