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新网记者不完全统计，随着辽宁省近日宣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今年以来，至少已有22个地区宣布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其中，上海、深圳、浙江、天津、北京的月最低工资标准≥2 000元。记者发现，2017年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地区数量较2016年大幅增加。数据显示，2016年只有9个地区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
　　今年以来，全国22个省份已先后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虽然涨幅不一，但平均调增比例较去年大幅提高，多地迈过2 000元大关，这对于广大低收入群体来说，无疑是个福音。特别是多地明确最低工资标准中，不包含基本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和住房公积金等个人缴纳部分，“含金量”更高。然而，理想变现实通常会阻力重重，如果没有相关的制度规范、没有严密的常态监管、最低工资“含金量”再高，也仅是纸上的画饼。
　　多年来，要求取消最低工资标准的声音，从来就没有消停过。殊不知，在我國实行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劳务市场有欠规范，用工单位拖欠、克扣劳动者工资现象相当普遍，一旦取消了最低工资标准这个政府规定，势必会助长部分不良企业压榨员工的不良风气，员工按劳取酬的合法权益将无法得到保障。特别是，一些经济效益较差的企业，就会把拖欠、克扣、削减员工工资视为救命稻草。可见，假如取消最低工资标准，受到伤害的还是企业员工。
　　调查显示，42%的企业未执行最低工资标准，且很少有用人单位因不执行最低工资标准而被处罚。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不少地方把最低工资仅当作一条指导线，并没有作为一项法规来执行；二是由于人力市场供大求小，找不到工作的人以自降身价来竞争就业岗位，导致一些员工即使拿不到最低工资，也忍气吞声地干下去。最低工资标准，实际上成了水中月、镜中花，难以从根本上惠及劳动者。
　　因此，若想最低工资标准在各地真正落地，尚须工资协商制度支撑。首先，应尽早出台《工资条例》，把“调低限高”作为核心内容，既要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又要限制垄断企业高工资，不断消除行业差别和分配不公。特别是，在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基础上，尽可能兼顾企业利益。比如，有关部门应该在调整企业税负、服务企业经营等方面给出更多优惠措施，促使企业增强自身造血功能，不向员工转嫁经营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