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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历史记录在历史学家的笔下,也记录在诗人们的笔下。司马迁的《史记》是纯粹的、精彩的;杜甫的“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则是真切的、生动的。
诗人们将历史记录在叙事诗里,也记录在咏史诗里。叙事诗里的历史是诗人们的“所见”,咏史诗里的历史则是诗人们的“所感”。
叙事诗让读者看到历史的真实画面;咏史诗则能引发人们思考历史——它给人们提供的,是另一种角度的历史。
二
咏史诗里记录着很多特别的历史片断,耐人寻味,给人的印象集中强烈。
明代文学家高启在《读史》中写到春秋时期晏子不给孔子分田的事:
一裘身着久经年,禄米分炊几户烟。
尽说大夫能养士,却于尼叟惜封田。
当年,孔子到了齐国,齐景公问他为政的道理,孔子的回答让齐景公很满意,于是,就想把尼谿的田分给他。齐国的上卿晏子表示反对,在他看来,孔子的那一套礼节规范和夸夸其谈的口才是不足以治理国家的。晏子本人在齐国有很高的威望,他生活俭朴,亲政爱民。这一点,在高启的《读史》的前两句也提到了。高启的“意见”在于:不是说晏子是一位很能礼贤下士的贤卿吗,为什么就不舍得把尼谿的田分给孔子呢?看来,高启对晏子此举是颇有微词的。
高启也许是在期待着有真正礼贤下士的执政者出现吧,联想到他不愿意接受朱元璋委任的官职而被借故腰斩于南京的残酷现实,就不难理解作者写这首诗时的心境和诗里的言外之意了。
以咏史诗著称的唐代诗人胡曾的《上蔡》一诗,让人想起秦代丞相李斯生活中的两个片断——一个是他在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时的幸福时光;一个是他被腰斩之前的后悔心情:
上蔡东门狡兔肥,李斯何事忘南归。
功成不解谋身退,直待云阳血染衣。
李斯在与赵高的争斗中失败后被腰斩于咸阳。临死之前,曾经对他同样要被处于极刑的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这个不断地追逐权与利、不甘于过简单生活的人,突然非常想念当年和儿子在家乡上蔡一起抓兔子的平淡日子;可是,为时已晚,他后悔莫及。
胡曾在诗中感慨李斯不懂得功成身退的道理,最后落下被“夷三族”的悲惨下场。
也许,李斯在临死之前还会想起他的老师荀况的告诫——物禁大盛。不是没有人不告诉他这一点,而是他舍不得权与利啊。
三
在咏史诗里,诗人们是在看历史,更是在看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现实。
在这一点上,南宋诗人的感受是最深切的。李清照的《咏史》可为一例:
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
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
李清照认为东汉继承西汉是合法的;而在西汉末年,王莽所创立的“新室”(新朝)是多余的“赘疣”(毒瘤)——不合法。李清照想起嵇康——这个至死看不起“殷”、“周”(“殷”和“周”指的是商朝的开国之君商汤和西周初期辅助周成王的周公)的人。按理说,“殷”和“周”作为政治家,他们堪称伟大,但嵇康看不起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背离前朝”。嵇康不屑一顾的司马昭,为了篡权,不就自命为周公吗?!
其实,李清照是读史有感悟,才发表这番议论的。1127年,大宋王朝遭遇“靖康耻”,汴京(宋朝都城,今河南省开封市)陷落,宋徽宗和宋钦宗成了金兵的俘虏。宋朝的投降派张邦昌成了皇帝,定国号为“楚”。接着,他立刘豫为齐帝,一时之间,投靠卖国政权的卖国贼甚众。这些人,当然都是“背离前朝”的。
嵇康反对司马氏篡夺魏的政权,对司马昭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他的气节是宋朝那些卖国贼所没有的。而这气节正是李清照所推崇的。众所周知,李清照所推崇的人,还有那个“不肯过江东”的项羽——和当时苟且偷安的南宋君臣比起来,项羽没有选择寒冷的、屈辱的生,而是选择了轰轰烈烈的死,死得有气概!
生活在南宋末年的诗人柴望借用商代帝王武丁“梦中得圣”、求得贤才傅说的历史事实,表明他对南宋朝的失望:
傅说为霖寤寐中,高宗一念与天通。
后来亦有君王梦,不是阳台便月宫。
柴望在诗里说,在武丁之后,帝王们也做不少梦,可是,他们所梦到的,并不关涉国家的富强和民间的疾苦;他们所梦到的,无非就是“阳台”和“月宫”——那些男女合欢的荒淫之事。他在感慨武丁对商朝的复兴,可是,有谁能够复兴他心中的大宋王朝呢?!
王安石的《读开成事》针对唐文宗在开成年间(836—840)对宦官无奈的历史事实——“奸罔纷纷不为明,有心天下共无成”,折射他在推行改革过程中所受的压力。身为一位改革家,他是不能忍受一个君主的无能的。
郑板桥的《肃宗》一诗里说到“太平天子无愁思,内殿惟闻碰撞声”。这事发生在唐肃宗李亨身上,当时,虽然收复了两京(西京长安、东京洛阳),但安史之乱的叛军还在,可是,李亨却以为天下太平了,他可以无忧无虑了;在他的内宫,时时传来的是“打子”(下棋)时棋子的碰撞声。
当然,郑板桥的诗作不仅仅是批评唐肃宗的,他主要是在批评他所处的时代不关注民生的统治者。
四
历史是一面镜子,诗人们在这面镜子里看见了自己。
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是一个持有政治主张四处游说,而又到处碰壁的人。梁惠王说他“迂远而阔于事情”。王安石对孟子的境遇有着切身的感受,他在孟子身上看到了自己,所以,他写下了《孟子》:
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
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
王安石也因为“迂阔”而被时人所讽刺,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王安石说:“然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今之议者以谓迂阔而熟烂者也。”他是无奈的,好在能在这位古代圣人那里得到一丝安慰。
鉴湖女侠秋瑾很推崇东晋时期的才女谢道韫,她在《谢道韫》一诗里说到这位“咏絮才”的婚姻生活:
咏絮辞何敏,清才扫俗氛。
可怜谢道韫,不嫁鲍参军。
谢道韫在孩童时代就得到了“咏絮才”的美名。她不但有才华,其气质也是非凡的,《世说新语·贤媛》中说她“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作为谢安的侄女,她嫁给了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可谓门当户对。可偏偏王凝之不如他的兄弟王献之、王徽之那样出色,虽然也曾身居要职,当过江州刺史、左将军这样的官,但他基本上没有什么作为。更何况,仅仅当一个官太太也不是谢道韫所期待的(她的堂兄弟中就有不少才俊——比如淝水之战中的主将之一谢玄)。她对王凝之非常不满意,不断地向谢安抱怨天底下竟有这么平庸的人。公元399年,五斗米道道士孙恩叛乱,叛军攻到会稽,时任会稽内史的王凝之和他的两个儿子被叛军杀害。此后,谢道韫寡居,一直到终老。这位才女在对婚姻和家庭的遗憾里走完了余生。
秋瑾很同情她,说:可惜啊,她应当嫁给鲍参军(鲍照,刘宋时期的著名文学家)这样的才俊。其实,秋瑾也在说自己。她孤高的气质跟谢道韫很相似,她对婚姻的不满也跟谢道韫一样。二十一岁时,她由父母包办,嫁给王廷均。婚后的生活让她痛苦,她很失望,说她和丈夫“琴瑟异趣,伉俪不甚相得”。遗憾之余,她以古代才女自拟,抒发自己对不幸婚姻的悲怆情怀。
五
有的诗人写的是个人在经历事变时的切身感受。
公元1276年,元朝的军队攻入临安(今杭州市),主持朝政的“国母”谢太后(谢道清)无奈,只好向元军投递降表;同时,下诏命令还在扬州坚守的将领李庭芝投降元军。然而,李庭芝拒绝了,他继续浴血拼杀,顽强抵抗,直到最后以身殉职。
这一年对于南宋朝、谢太后和李庭芝是不寻常的,对于诗人汪元量也是不寻常的。他是宫廷的琴师,亲眼见证了那段历史,在南宋宗室被押往大都(今北京市)的时候,他是随行者。在大都,他还时常探视被囚禁在那里的文天祥。面对他所热爱的国家的沦陷,感到失望和悲怆。他的《醉歌十首》记录了当时的情形和自己的心境,这里选录其中的一首:
淮襄州郡尽归降,鼙鼓喧天入古杭。
国母已无心听政,书生空有泪成行。
他抒写了他作为一介书生在当时的无奈、痛苦和感伤。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里说:“他对于‘亡国之苦、去国之戚’,有极痛切的感受,用极朴素的语言抒写出来。”这应当是最贴切的评价了。
从生活在唐朝末年的诗人张乔的《河湟旧卒》中,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大唐王朝的衰败:
少年随将讨河湟,头白时清返故乡。
十万汉军零落尽,独吹边曲向残阳。
这里写的是一个老兵在回乡路途的情景。诗里告诉人们,还在少年时期,他就被征兵,在河湟戍边。现在,头发白了,“时清”了——边关“无战事”(其实真实的情况是唐王朝顾不上边关的事情),终于可以回家乡了。相对于为了驻守边关而付出生命代价的十万唐军而言,他是幸运的——还是活着回来了;可是,征战经年,他的心境却又是十分凄凉的。所以,他面对着残阳吹出的边曲(边庭之曲),尽是哀愁和怅惘。
这是一幅“晚唐暮景”,从诗中的这个身披夕阳残照的老兵身上,可以看到大唐王朝那个苍老而佝偻的背影。
六
诗人们对历史的理解是令人难忘的。
清代诗人丁尧臣的《阿房》就蕴含着丰富的思想:
百里骊山一炬焦,劫灰何处认前朝。
诗书焚后今犹在,到底阿房不耐烧。
阿房宫是壮丽的,但不持久,持久的是文化和思想。被项羽烧毁的阿房宫早就没有了,但是,被秦始皇摧毁的书和思想,还在流传。这首诗让人想起弗朗西斯·培根说过的一句令人深为折服的话:“智慧与学术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远比权力与统治持久。在《荷马史诗》问世以来的两千五百年或是更长的时间里,不曾有诗篇遗失,但却有多少宫殿、庙宇、城堡以及城市荒芜或是被焚毁”(《学术的推进》)。
可见,文化不死。再壮丽的都城,都壮丽不过《荷马史诗》;伟大的思想,总是源远流长的。在对文化和思想的认识方面,清代诗人丁尧臣和培根的看法令人叹服。
说到底,咏史诗里的历史是诗人们感受中的历史,思考中的历史。所以,沿着诗人们读史的心迹,在他们的经历、记忆、想象和沉思中看中国历史的风景,也是别具风味的。
历史记录在历史学家的笔下,也记录在诗人们的笔下。司马迁的《史记》是纯粹的、精彩的;杜甫的“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则是真切的、生动的。
诗人们将历史记录在叙事诗里,也记录在咏史诗里。叙事诗里的历史是诗人们的“所见”,咏史诗里的历史则是诗人们的“所感”。
叙事诗让读者看到历史的真实画面;咏史诗则能引发人们思考历史——它给人们提供的,是另一种角度的历史。
二
咏史诗里记录着很多特别的历史片断,耐人寻味,给人的印象集中强烈。
明代文学家高启在《读史》中写到春秋时期晏子不给孔子分田的事:
一裘身着久经年,禄米分炊几户烟。
尽说大夫能养士,却于尼叟惜封田。
当年,孔子到了齐国,齐景公问他为政的道理,孔子的回答让齐景公很满意,于是,就想把尼谿的田分给他。齐国的上卿晏子表示反对,在他看来,孔子的那一套礼节规范和夸夸其谈的口才是不足以治理国家的。晏子本人在齐国有很高的威望,他生活俭朴,亲政爱民。这一点,在高启的《读史》的前两句也提到了。高启的“意见”在于:不是说晏子是一位很能礼贤下士的贤卿吗,为什么就不舍得把尼谿的田分给孔子呢?看来,高启对晏子此举是颇有微词的。
高启也许是在期待着有真正礼贤下士的执政者出现吧,联想到他不愿意接受朱元璋委任的官职而被借故腰斩于南京的残酷现实,就不难理解作者写这首诗时的心境和诗里的言外之意了。
以咏史诗著称的唐代诗人胡曾的《上蔡》一诗,让人想起秦代丞相李斯生活中的两个片断——一个是他在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时的幸福时光;一个是他被腰斩之前的后悔心情:
上蔡东门狡兔肥,李斯何事忘南归。
功成不解谋身退,直待云阳血染衣。
李斯在与赵高的争斗中失败后被腰斩于咸阳。临死之前,曾经对他同样要被处于极刑的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这个不断地追逐权与利、不甘于过简单生活的人,突然非常想念当年和儿子在家乡上蔡一起抓兔子的平淡日子;可是,为时已晚,他后悔莫及。
胡曾在诗中感慨李斯不懂得功成身退的道理,最后落下被“夷三族”的悲惨下场。
也许,李斯在临死之前还会想起他的老师荀况的告诫——物禁大盛。不是没有人不告诉他这一点,而是他舍不得权与利啊。
三
在咏史诗里,诗人们是在看历史,更是在看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现实。
在这一点上,南宋诗人的感受是最深切的。李清照的《咏史》可为一例:
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
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
李清照认为东汉继承西汉是合法的;而在西汉末年,王莽所创立的“新室”(新朝)是多余的“赘疣”(毒瘤)——不合法。李清照想起嵇康——这个至死看不起“殷”、“周”(“殷”和“周”指的是商朝的开国之君商汤和西周初期辅助周成王的周公)的人。按理说,“殷”和“周”作为政治家,他们堪称伟大,但嵇康看不起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背离前朝”。嵇康不屑一顾的司马昭,为了篡权,不就自命为周公吗?!
其实,李清照是读史有感悟,才发表这番议论的。1127年,大宋王朝遭遇“靖康耻”,汴京(宋朝都城,今河南省开封市)陷落,宋徽宗和宋钦宗成了金兵的俘虏。宋朝的投降派张邦昌成了皇帝,定国号为“楚”。接着,他立刘豫为齐帝,一时之间,投靠卖国政权的卖国贼甚众。这些人,当然都是“背离前朝”的。
嵇康反对司马氏篡夺魏的政权,对司马昭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他的气节是宋朝那些卖国贼所没有的。而这气节正是李清照所推崇的。众所周知,李清照所推崇的人,还有那个“不肯过江东”的项羽——和当时苟且偷安的南宋君臣比起来,项羽没有选择寒冷的、屈辱的生,而是选择了轰轰烈烈的死,死得有气概!
生活在南宋末年的诗人柴望借用商代帝王武丁“梦中得圣”、求得贤才傅说的历史事实,表明他对南宋朝的失望:
傅说为霖寤寐中,高宗一念与天通。
后来亦有君王梦,不是阳台便月宫。
柴望在诗里说,在武丁之后,帝王们也做不少梦,可是,他们所梦到的,并不关涉国家的富强和民间的疾苦;他们所梦到的,无非就是“阳台”和“月宫”——那些男女合欢的荒淫之事。他在感慨武丁对商朝的复兴,可是,有谁能够复兴他心中的大宋王朝呢?!
王安石的《读开成事》针对唐文宗在开成年间(836—840)对宦官无奈的历史事实——“奸罔纷纷不为明,有心天下共无成”,折射他在推行改革过程中所受的压力。身为一位改革家,他是不能忍受一个君主的无能的。
郑板桥的《肃宗》一诗里说到“太平天子无愁思,内殿惟闻碰撞声”。这事发生在唐肃宗李亨身上,当时,虽然收复了两京(西京长安、东京洛阳),但安史之乱的叛军还在,可是,李亨却以为天下太平了,他可以无忧无虑了;在他的内宫,时时传来的是“打子”(下棋)时棋子的碰撞声。
当然,郑板桥的诗作不仅仅是批评唐肃宗的,他主要是在批评他所处的时代不关注民生的统治者。
四
历史是一面镜子,诗人们在这面镜子里看见了自己。
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是一个持有政治主张四处游说,而又到处碰壁的人。梁惠王说他“迂远而阔于事情”。王安石对孟子的境遇有着切身的感受,他在孟子身上看到了自己,所以,他写下了《孟子》:
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
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
王安石也因为“迂阔”而被时人所讽刺,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王安石说:“然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今之议者以谓迂阔而熟烂者也。”他是无奈的,好在能在这位古代圣人那里得到一丝安慰。
鉴湖女侠秋瑾很推崇东晋时期的才女谢道韫,她在《谢道韫》一诗里说到这位“咏絮才”的婚姻生活:
咏絮辞何敏,清才扫俗氛。
可怜谢道韫,不嫁鲍参军。
谢道韫在孩童时代就得到了“咏絮才”的美名。她不但有才华,其气质也是非凡的,《世说新语·贤媛》中说她“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作为谢安的侄女,她嫁给了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可谓门当户对。可偏偏王凝之不如他的兄弟王献之、王徽之那样出色,虽然也曾身居要职,当过江州刺史、左将军这样的官,但他基本上没有什么作为。更何况,仅仅当一个官太太也不是谢道韫所期待的(她的堂兄弟中就有不少才俊——比如淝水之战中的主将之一谢玄)。她对王凝之非常不满意,不断地向谢安抱怨天底下竟有这么平庸的人。公元399年,五斗米道道士孙恩叛乱,叛军攻到会稽,时任会稽内史的王凝之和他的两个儿子被叛军杀害。此后,谢道韫寡居,一直到终老。这位才女在对婚姻和家庭的遗憾里走完了余生。
秋瑾很同情她,说:可惜啊,她应当嫁给鲍参军(鲍照,刘宋时期的著名文学家)这样的才俊。其实,秋瑾也在说自己。她孤高的气质跟谢道韫很相似,她对婚姻的不满也跟谢道韫一样。二十一岁时,她由父母包办,嫁给王廷均。婚后的生活让她痛苦,她很失望,说她和丈夫“琴瑟异趣,伉俪不甚相得”。遗憾之余,她以古代才女自拟,抒发自己对不幸婚姻的悲怆情怀。
五
有的诗人写的是个人在经历事变时的切身感受。
公元1276年,元朝的军队攻入临安(今杭州市),主持朝政的“国母”谢太后(谢道清)无奈,只好向元军投递降表;同时,下诏命令还在扬州坚守的将领李庭芝投降元军。然而,李庭芝拒绝了,他继续浴血拼杀,顽强抵抗,直到最后以身殉职。
这一年对于南宋朝、谢太后和李庭芝是不寻常的,对于诗人汪元量也是不寻常的。他是宫廷的琴师,亲眼见证了那段历史,在南宋宗室被押往大都(今北京市)的时候,他是随行者。在大都,他还时常探视被囚禁在那里的文天祥。面对他所热爱的国家的沦陷,感到失望和悲怆。他的《醉歌十首》记录了当时的情形和自己的心境,这里选录其中的一首:
淮襄州郡尽归降,鼙鼓喧天入古杭。
国母已无心听政,书生空有泪成行。
他抒写了他作为一介书生在当时的无奈、痛苦和感伤。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里说:“他对于‘亡国之苦、去国之戚’,有极痛切的感受,用极朴素的语言抒写出来。”这应当是最贴切的评价了。
从生活在唐朝末年的诗人张乔的《河湟旧卒》中,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大唐王朝的衰败:
少年随将讨河湟,头白时清返故乡。
十万汉军零落尽,独吹边曲向残阳。
这里写的是一个老兵在回乡路途的情景。诗里告诉人们,还在少年时期,他就被征兵,在河湟戍边。现在,头发白了,“时清”了——边关“无战事”(其实真实的情况是唐王朝顾不上边关的事情),终于可以回家乡了。相对于为了驻守边关而付出生命代价的十万唐军而言,他是幸运的——还是活着回来了;可是,征战经年,他的心境却又是十分凄凉的。所以,他面对着残阳吹出的边曲(边庭之曲),尽是哀愁和怅惘。
这是一幅“晚唐暮景”,从诗中的这个身披夕阳残照的老兵身上,可以看到大唐王朝那个苍老而佝偻的背影。
六
诗人们对历史的理解是令人难忘的。
清代诗人丁尧臣的《阿房》就蕴含着丰富的思想:
百里骊山一炬焦,劫灰何处认前朝。
诗书焚后今犹在,到底阿房不耐烧。
阿房宫是壮丽的,但不持久,持久的是文化和思想。被项羽烧毁的阿房宫早就没有了,但是,被秦始皇摧毁的书和思想,还在流传。这首诗让人想起弗朗西斯·培根说过的一句令人深为折服的话:“智慧与学术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远比权力与统治持久。在《荷马史诗》问世以来的两千五百年或是更长的时间里,不曾有诗篇遗失,但却有多少宫殿、庙宇、城堡以及城市荒芜或是被焚毁”(《学术的推进》)。
可见,文化不死。再壮丽的都城,都壮丽不过《荷马史诗》;伟大的思想,总是源远流长的。在对文化和思想的认识方面,清代诗人丁尧臣和培根的看法令人叹服。
说到底,咏史诗里的历史是诗人们感受中的历史,思考中的历史。所以,沿着诗人们读史的心迹,在他们的经历、记忆、想象和沉思中看中国历史的风景,也是别具风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