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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20年6月，四川省公布了第二届“四川十大历史文化名人”，汉代司马相如入选。这与其在经学、汉大赋、政论散文等诸多领域的开创性贡献，具有“卓绝汉代”的崇高地位不无关系。自《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开始，历代有关司马相如的评价，都成为一个特定时代文化观念的体现。在现代中国文化视野下，司马相如被赋予全新的评价。
关键词：司马相如;汉代;文化;文学
一
重视个人的权利，倡导自由平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荡起重新建构文明新秩序的现代思潮。女性解放与婚姻自由在中国于是逐渐成为社会主潮。世人开始对司马相如的为人和行事产生共鸣。对相如、文君故事的正面解读似已成为当时社会思潮的主流，并因此对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巅峰人物如郭沫若等的崛起，有着直接的作用。
1919年9月11日的《时事新报·学灯》首次出现了“沫若”这个名字。郭沫若自己对这个笔名的解释是：“沫若”（Mei Jo），是指故乡的沫水与若水两条河。在司马相如散文《难蜀父老》中“故乃关沫若，徼牂柯，镂零山，梁孙原”有“沫若”二字，可能就是沫水与若水二河名称的开始。需要强调的是，“沫若”這个现代文化符号所隐含深沉的传统印痕，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话题。远在异国，回眸故土，“故乡的两条河”即大渡河以及流入大渡河的雅河，引发他诸多联想。或许可以说，“浑身充满创造气”的郭沫若的文化性格，极有可能就是深受司马相如在《难蜀父老》中“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1]的影响。马积高教授的《赋史》对司马相如大赋艺术特色的概括是“其奥妙全在于气势”;而郭沫若“女神时期”的绝大多数诗作、甚至包括他的其他代表作常常轰动一时，奥妙之一也应该“在于气势”。郭沫若对自己的乡邦前贤，是充满敬意的，如他在《蜀道奇》诗中所言：“文翁治蜀文教敷，爰产扬雄与相如。诗人从此蜀中多，唐有李白宋有苏。”[2]
郭沫若于1923年问世的话剧《卓文君》，让汉代蜀中才女卓文君以一个叛逆女性的现代形象重新出现在中国人面前。该剧对反对封建礼教、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争取人格独立和婚姻自由的“叛逆女性”卓文君予以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两千多年前的“乡贤”司马相如“非常之人”的文化性格，再次进入新文化运动战士的视野。在该剧的创作者郭沫若眼中，文君私奔相如是对旧式道德的完全背叛，是冲破中国封建罗网的“很好的标本”[3]。可以说，历史话剧《三个叛逆的女性》（包括《卓文君》），是诗人郭沫若青春热情外放性格的呈现，亦是新时代反封建斗争的需要。
据“创造社四大台柱”之一的成仿吾回忆，郭沫若曾经打算将《卓文君》以《司马相如》为剧名面世。为此，郭沫若曾写信嘱托把《卓》剧题目改为《司马相如》，但是成仿吾则认为无需更改，以后续作时再用别的名称，这样把原名留下来了。[4]郭沫若欲将《卓》剧以《司马相如》为题发表，正是因为剧中对司马相如充满正面的肯定，如描写卓文君对司马相如才华的倾慕，设计了“高山流水”觅知音等情节，使得相如文君故事合乎历史逻辑而不落入“劫财劫色”的俗套。
此外，郭沫若在《我的少年时代》等“自传体”作品中，大量甚至有些刻意突出和渲染自己的少年性心理活动，这都让人们想起唐代刘知几在《史通·序传》中对司马相如的评价：“窃妻卓氏，以《春秋》所讳，持为美谈。”[5]郭沫若花费过相当多的功夫对司马相如进行研究，如认为《远游》并非是屈原的旧作，其实是司马相如《大人赋》之草稿等论点，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郭沫若还在1957年题词邛崃文君井公园：“反抗封建是前驱，佳话传千古”，极力赞赏司马相如与卓文君。
二
1926年，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为此编写了著名讲义《汉文学史纲要》，其中《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一章明确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而一则寂寥，一则被刑。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6]。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有很多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茕茕孑立，怀才不遇。鲁迅先生的人生际遇大概亦是如此。他对司马相如的人生与创作的感慨，化用他使用过的一句话，即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
作为当年探讨中国文学史的首席作家鲁迅，面对汉代司马相如的浪漫不羁、反抗权贵与挑战流俗等品质与才情，当是心潮激荡。无疑，两千年前的司马相如在彼时叩响了一个思想启蒙家和新文化运动战士的心扉。鲁迅在社会巨变与自我人生转折的十字路口曾经反复思索“我今后的路还当选择：研究而教书呢，还是仍作流民而创作？”[7]而在“革命文学论战”中，鲁迅也曾腹背受敌;加上“女师大事件”以及与许广平关系引发的“流言”等等，使其最终选择“逃亡”岭南。了解了这段历史，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鲁迅著述多次引用司马相如作品，甚至手书其《大人赋》中辞句馈赠章川岛;也更容易理解鲁迅先生对司马相如的“傲诞”为人、“不欲迎雄主之意”的个性尊严，特别是“精神极流动”的作品气韵的高度赞赏——因为这些都与鲁迅先生当时的处境、心情相暗合，即如他在1932年的一次讲演中提到的“所以帮闲文学又名篾片文学。小说就做着篾片的职务。汉武帝时候，只有司马相如不高兴这样，常常装病不出去”[8]。
鲁迅先生以“广博闳丽，卓绝汉代”[9]来高度评价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其“文章西汉两司马”之说，当受班固《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中关于“文章则司马迁、相如”之论的影响。
鲁迅先生在其讲义《汉文学史纲要·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中，还直接引用明代学人的评价：“《子虚》《上林》材极富，辞极丽，而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10];又用“长沙有其意而无其材”“班、张、潘有其材而无其笔”“子云有其笔而不得其精神流动之处”[11]的评价，将司马相如置放于汉代文坛首位，强调其影响深远，“为历代评骘家所倾倒，可谓至矣”[12]！ 鲁迅先生对司马相如文学的创造性也颇为看重，有“盖汉兴好楚声，武帝左右亲信，如朱买臣等，多以楚辞进。而相如独变其体，盖以玮奇之意，饰以绮丽之辞，句之短长，亦不拘成法，与当时甚不同”[13]的说法;换句话说，鲁迅先生认为，司马相如在文学创作上绝不因循守旧，非常注重创新。鲁迅对司马相如文学创作成就的推许，乃基于中国现代文化建构中极其活跃和重要的“创新”特质而发。
鲁迅先生既注意司马相如《子虚》《上林》《大人》诸赋的时代价值和地位影响，也很重视作者的短赋。他还多次提及自己对司马相如的经学与小学的分析研究。他非常推崇司马相如的文采，认为“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也还是很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14]。鲁迅先生还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再次推崇《西京杂记》中有关司马相如的故事，并称赞：“若论文学，则此在古小说中，固亦意绪秀异，文笔可观者也”[15]。
三
司馬相如把文学作为语言艺术进行试验，对中国文学的形式美感的创造起到开创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在纯粹的学术领域，钱锺书先生以激赏的态度高度评价其文体创新意义，并对相如与文君的态度也丝毫不隐晦：“相如于己之‘窃妻’，纵未津津描画，而肯夫子自道，不讳不怍，则不特创域中自传之列，抑足为天下《忏悔录》之开山焉。”[16]中国当代美学家李泽厚、刘纲纪等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开始独立研究纯粹的文艺、直接谈论艺术创作，是从开创汉赋的司马相如开始的。[17]
龚克昌教授认为，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应该提前到司马相如进行文学创作的西汉前期，最主要的理由有两点：第一，司马相如已能够充分表现文学艺术的基本特点，能自觉运用形象思维，运用并发展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积极追求文学艺术的形式美;第二，已提出比较系统的文学艺术创作主张而进行主动创作。诚如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所言，文学艺术已经不甘于继续充当儒经的附庸，而是根据自身发展的特点，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学科。“这是文学艺术觉醒的表现，是文学艺术自觉时代到来的象征”[18]。事实上，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大赋雄霸整个汉代文坛，传达出大汉帝国博大恢宏的精神风采。汉赋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和华丽的辞藻、铺张扬厉的笔法，标志着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降临。
司马相如不似扬雄、王阳明等有“圣人”情怀或情结。正史载其“口吃”“不善交际”“不慕官爵”、爱“称病”闲居等，读书、写作才是他人生最大的乐趣。应该说，司马相如是一个有着巴蜀文化传统特质的文人。他自觉地将国家统一、民族自尊的政治诉求，以及独立、自由的文化主张等融入文学作品，为汉代及后世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所理解、喜爱、接受，甚至仿效。而这则是因为其契合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共同心理或称集体无意识，契合了西风东渐以来的思想潮流。
注释：
[1]李孝中校注《司马相如集校注》，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58页。
[2]郭沫若：《郭沫若选集》 第三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20页。
[3]郭沫若：《卓文君》后记，《郭沫若选集》第3卷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成仿吾：《〈卓文君〉后记》，《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一期，1923年3月10日。
[5]齐豫生等主编《白话四库全书·史部·史通》，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页。
[6][9][10][11][12][13]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71页—74页。
[7]鲁迅：《两地书·1926年12月3日致许广平的信》，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8][14]鲁迅：《集外集拾遗·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1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16]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57—359页。
[17]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53页。
[18]龚克昌：《汉赋——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文史哲》1988年第5期;《汉赋新论》，《贵州大学学报》2003年4期。
基金项目：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资助科研项目“司马相如与巴蜀文化发展研究”（DFWH2020-008）。
作者：成都大学副研究馆员
关键词：司马相如;汉代;文化;文学
一
重视个人的权利，倡导自由平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荡起重新建构文明新秩序的现代思潮。女性解放与婚姻自由在中国于是逐渐成为社会主潮。世人开始对司马相如的为人和行事产生共鸣。对相如、文君故事的正面解读似已成为当时社会思潮的主流，并因此对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巅峰人物如郭沫若等的崛起，有着直接的作用。
1919年9月11日的《时事新报·学灯》首次出现了“沫若”这个名字。郭沫若自己对这个笔名的解释是：“沫若”（Mei Jo），是指故乡的沫水与若水两条河。在司马相如散文《难蜀父老》中“故乃关沫若，徼牂柯，镂零山，梁孙原”有“沫若”二字，可能就是沫水与若水二河名称的开始。需要强调的是，“沫若”這个现代文化符号所隐含深沉的传统印痕，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话题。远在异国，回眸故土，“故乡的两条河”即大渡河以及流入大渡河的雅河，引发他诸多联想。或许可以说，“浑身充满创造气”的郭沫若的文化性格，极有可能就是深受司马相如在《难蜀父老》中“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1]的影响。马积高教授的《赋史》对司马相如大赋艺术特色的概括是“其奥妙全在于气势”;而郭沫若“女神时期”的绝大多数诗作、甚至包括他的其他代表作常常轰动一时，奥妙之一也应该“在于气势”。郭沫若对自己的乡邦前贤，是充满敬意的，如他在《蜀道奇》诗中所言：“文翁治蜀文教敷，爰产扬雄与相如。诗人从此蜀中多，唐有李白宋有苏。”[2]
郭沫若于1923年问世的话剧《卓文君》，让汉代蜀中才女卓文君以一个叛逆女性的现代形象重新出现在中国人面前。该剧对反对封建礼教、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争取人格独立和婚姻自由的“叛逆女性”卓文君予以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两千多年前的“乡贤”司马相如“非常之人”的文化性格，再次进入新文化运动战士的视野。在该剧的创作者郭沫若眼中，文君私奔相如是对旧式道德的完全背叛，是冲破中国封建罗网的“很好的标本”[3]。可以说，历史话剧《三个叛逆的女性》（包括《卓文君》），是诗人郭沫若青春热情外放性格的呈现，亦是新时代反封建斗争的需要。
据“创造社四大台柱”之一的成仿吾回忆，郭沫若曾经打算将《卓文君》以《司马相如》为剧名面世。为此，郭沫若曾写信嘱托把《卓》剧题目改为《司马相如》，但是成仿吾则认为无需更改，以后续作时再用别的名称，这样把原名留下来了。[4]郭沫若欲将《卓》剧以《司马相如》为题发表，正是因为剧中对司马相如充满正面的肯定，如描写卓文君对司马相如才华的倾慕，设计了“高山流水”觅知音等情节，使得相如文君故事合乎历史逻辑而不落入“劫财劫色”的俗套。
此外，郭沫若在《我的少年时代》等“自传体”作品中，大量甚至有些刻意突出和渲染自己的少年性心理活动，这都让人们想起唐代刘知几在《史通·序传》中对司马相如的评价：“窃妻卓氏，以《春秋》所讳，持为美谈。”[5]郭沫若花费过相当多的功夫对司马相如进行研究，如认为《远游》并非是屈原的旧作，其实是司马相如《大人赋》之草稿等论点，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郭沫若还在1957年题词邛崃文君井公园：“反抗封建是前驱，佳话传千古”，极力赞赏司马相如与卓文君。
二
1926年，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为此编写了著名讲义《汉文学史纲要》，其中《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一章明确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而一则寂寥，一则被刑。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6]。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有很多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茕茕孑立，怀才不遇。鲁迅先生的人生际遇大概亦是如此。他对司马相如的人生与创作的感慨，化用他使用过的一句话，即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
作为当年探讨中国文学史的首席作家鲁迅，面对汉代司马相如的浪漫不羁、反抗权贵与挑战流俗等品质与才情，当是心潮激荡。无疑，两千年前的司马相如在彼时叩响了一个思想启蒙家和新文化运动战士的心扉。鲁迅在社会巨变与自我人生转折的十字路口曾经反复思索“我今后的路还当选择：研究而教书呢，还是仍作流民而创作？”[7]而在“革命文学论战”中，鲁迅也曾腹背受敌;加上“女师大事件”以及与许广平关系引发的“流言”等等，使其最终选择“逃亡”岭南。了解了这段历史，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鲁迅著述多次引用司马相如作品，甚至手书其《大人赋》中辞句馈赠章川岛;也更容易理解鲁迅先生对司马相如的“傲诞”为人、“不欲迎雄主之意”的个性尊严，特别是“精神极流动”的作品气韵的高度赞赏——因为这些都与鲁迅先生当时的处境、心情相暗合，即如他在1932年的一次讲演中提到的“所以帮闲文学又名篾片文学。小说就做着篾片的职务。汉武帝时候，只有司马相如不高兴这样，常常装病不出去”[8]。
鲁迅先生以“广博闳丽，卓绝汉代”[9]来高度评价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其“文章西汉两司马”之说，当受班固《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中关于“文章则司马迁、相如”之论的影响。
鲁迅先生在其讲义《汉文学史纲要·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中，还直接引用明代学人的评价：“《子虚》《上林》材极富，辞极丽，而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10];又用“长沙有其意而无其材”“班、张、潘有其材而无其笔”“子云有其笔而不得其精神流动之处”[11]的评价，将司马相如置放于汉代文坛首位，强调其影响深远，“为历代评骘家所倾倒，可谓至矣”[12]！ 鲁迅先生对司马相如文学的创造性也颇为看重，有“盖汉兴好楚声，武帝左右亲信，如朱买臣等，多以楚辞进。而相如独变其体，盖以玮奇之意，饰以绮丽之辞，句之短长，亦不拘成法，与当时甚不同”[13]的说法;换句话说，鲁迅先生认为，司马相如在文学创作上绝不因循守旧，非常注重创新。鲁迅对司马相如文学创作成就的推许，乃基于中国现代文化建构中极其活跃和重要的“创新”特质而发。
鲁迅先生既注意司马相如《子虚》《上林》《大人》诸赋的时代价值和地位影响，也很重视作者的短赋。他还多次提及自己对司马相如的经学与小学的分析研究。他非常推崇司马相如的文采，认为“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也还是很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14]。鲁迅先生还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再次推崇《西京杂记》中有关司马相如的故事，并称赞：“若论文学，则此在古小说中，固亦意绪秀异，文笔可观者也”[15]。
三
司馬相如把文学作为语言艺术进行试验，对中国文学的形式美感的创造起到开创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在纯粹的学术领域，钱锺书先生以激赏的态度高度评价其文体创新意义，并对相如与文君的态度也丝毫不隐晦：“相如于己之‘窃妻’，纵未津津描画，而肯夫子自道，不讳不怍，则不特创域中自传之列，抑足为天下《忏悔录》之开山焉。”[16]中国当代美学家李泽厚、刘纲纪等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开始独立研究纯粹的文艺、直接谈论艺术创作，是从开创汉赋的司马相如开始的。[17]
龚克昌教授认为，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应该提前到司马相如进行文学创作的西汉前期，最主要的理由有两点：第一，司马相如已能够充分表现文学艺术的基本特点，能自觉运用形象思维，运用并发展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积极追求文学艺术的形式美;第二，已提出比较系统的文学艺术创作主张而进行主动创作。诚如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所言，文学艺术已经不甘于继续充当儒经的附庸，而是根据自身发展的特点，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学科。“这是文学艺术觉醒的表现，是文学艺术自觉时代到来的象征”[18]。事实上，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大赋雄霸整个汉代文坛，传达出大汉帝国博大恢宏的精神风采。汉赋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和华丽的辞藻、铺张扬厉的笔法，标志着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降临。
司马相如不似扬雄、王阳明等有“圣人”情怀或情结。正史载其“口吃”“不善交际”“不慕官爵”、爱“称病”闲居等，读书、写作才是他人生最大的乐趣。应该说，司马相如是一个有着巴蜀文化传统特质的文人。他自觉地将国家统一、民族自尊的政治诉求，以及独立、自由的文化主张等融入文学作品，为汉代及后世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所理解、喜爱、接受，甚至仿效。而这则是因为其契合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共同心理或称集体无意识，契合了西风东渐以来的思想潮流。
注释：
[1]李孝中校注《司马相如集校注》，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58页。
[2]郭沫若：《郭沫若选集》 第三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20页。
[3]郭沫若：《卓文君》后记，《郭沫若选集》第3卷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成仿吾：《〈卓文君〉后记》，《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一期，1923年3月10日。
[5]齐豫生等主编《白话四库全书·史部·史通》，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页。
[6][9][10][11][12][13]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71页—74页。
[7]鲁迅：《两地书·1926年12月3日致许广平的信》，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8][14]鲁迅：《集外集拾遗·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1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16]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57—359页。
[17]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53页。
[18]龚克昌：《汉赋——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文史哲》1988年第5期;《汉赋新论》，《贵州大学学报》2003年4期。
基金项目：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资助科研项目“司马相如与巴蜀文化发展研究”（DFWH2020-008）。
作者：成都大学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