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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古到今，无论中外，文学的社会功用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古代的先贤圣人也早已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比如我国的孔子和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们都是中西方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重要奠基人，为中西方文艺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辟了发展道路。在文学的社会功用方面，他们的见解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有很大不同，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本文将对其异同进行简单的分析比较。
关键词：中庸；卡塔西斯；社会功用
一、中庸之道与卡塔西斯概述
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它贯穿了儒家思想发展的始终。主要表现在儒家的诗教方面，诗教即著名的“兴观群怨”说，《论语· 阳货》篇记载道：“子曰：小子何莫夫学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①孔子对文学作品的美学作用、认识作用、教育作用等乃至知识学习方面都作了充分的肯定。文学批评的标准则是“思無邪”，即是提倡一种“中和”之美，“无邪”即是不过“正”，符合“中正”即为“中和”，具体而言就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些共同构成了儒家“温柔敦厚”的中庸传统。
而在此之外，西方的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卡塔西斯”说，关于“卡塔西斯”，中西方的许多学者都有不同的解释，有的从宗教角度解释为“净化”，有的从医学角度解释为“宣泄”，罗念生则将其译为“陶冶”，认为其作用就是让观众在心理上和生理上保持一种平衡的感情，即悲剧借引起怜悯与恐惧之情，使观众的太强太弱的感情得到锻炼，使太弱的得到增强，使太强的得到减弱，达到感情的适度，这种适度即是中庸。
二、中庸之道与卡塔西斯之差异
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两位圣人提出的理论是极具相似性的，首先他们都认识到了文学的重要社会作用，而且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通过文学作品的影响达到一种“中庸”的境界，这是他们内在的美学原则。但两者还是有很大差异的。首先是审美与对文学作品的批评标准的不同。孔子审美的最高标准是“尽善尽美”，主要强调美与善的结合，《论语 ·八佾》中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②所谓“善”即是他的仁政德治及以仁义礼乐为中心的伦理道德观念，因此他对一切文学作品的审美都建立在这种伦理道德观念之上，建立在这种体现天道的人道之上。这种思想决定了其作品中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必然是内容决定形式，“文质彬彬”为最佳，但当质与文不能兼得时必是弃文而择质；亚里士多德的审美标准则是注重“真”与“美”的结合，所谓“真”即是对现实世界的真实摹仿，诗所描写的是可能发生的事，最高境界则是求其相似而又比原物更美，进行理想化而合理的创作，符合这种要求的作品即是美的。为了达到这种“真”的效果，作家在塑造人物时就会对某一方面进行穷形尽相的描写，比如荷马式的比喻，为了突出本体而对喻体进行极力塑造，甚至把本体抛在一边。
其次是情感的表达方面。儒家的传统注重内在，强调诗人的自身修养，提倡正心修身，“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是诗人自身首先要做到的，自身表达了这种节制、中和的情感之后给读者的直接感受也是中和而不过分的，因此大众会在这种感召之下逐渐形成中庸观念，从这个角度来看，《关雎》则是这种标准的典范之作。而亚里士多德的“卡塔西斯”说则主张作者要淋漓尽致地宣泄这种怜悯、恐惧之情，注重个性情感表现的自由与无拘束，以使读者能最大范围地体验、感受类似情感，达到最大程度的宣泄，从而达到最佳效果的心理平衡，这便形成了情感表达上完全不同的两种路数。如果说中国诗人企图在文艺中节制情感，获得心理平衡，那么西方诗人则乐意在文艺中宣泄情感，在狂欢醉舞中求得心灵的舒畅。中国是内在的节制，教育性地达到中庸目的，而西方则是外在的宣泄，在娱乐中引导性地完成这种蜕变。
第三则是关于中庸的本质问题。儒家倡导的中庸是建立在伦理道德规范之上的，无论是“诗言志”还是“文以载道”，儒家文学作品中的道德内涵都是严肃的，以在社会上形成正面的引导为目的，因此作为一种榜样性的存在，这些文学作品的作者本身也必须具备极高的道德修养，才能自然而然地达到教化引导之目的而不落于纯粹说教的窠臼。这也是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所谓“气”则是指内在的人格气质与仁义修养，这种修养达到“为仁由己”的境界之后所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必然是自成高格的。与中国相反，西方的中庸则很少牵涉到伦理道德问题，并没有将和谐中庸之美视为伦理道德的附庸和象征，美即是单纯的美，即便是仅仅从形式上分析也能发现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因此西方文学作品中的情感宣泄不会显得浮夸，而是艺术表现的必要。而这些作品一旦被伦理道德所钳制，是无法酣畅淋漓地发挥其功效的，这也便是西方中庸之道的魅力之所在。
三、总结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发现，由于所处地理环境、时代背景以及思维方式等的不同，中西方追求中庸之道的途径以及对中庸的要求是存在一定差异的，但殊途同归，他们对和谐中庸之美的向往是相同的，这是人类内心深处对这一种共同精神归宿的渴求，我们在文学作品的阅读中应该更多地注意这种大同之下的不同与不同之上的大同，在同与异的对比中反复斟酌，这样才能在更开阔的视野下对中西方美学思想、文艺理论等各方面进行深入的理解与把握，形成属于自己的认知。
注释：
①杨伯峻撰《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第184页。
②杨伯峻撰《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第53页。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罗念生译.诗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关键词：中庸；卡塔西斯；社会功用
一、中庸之道与卡塔西斯概述
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它贯穿了儒家思想发展的始终。主要表现在儒家的诗教方面，诗教即著名的“兴观群怨”说，《论语· 阳货》篇记载道：“子曰：小子何莫夫学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①孔子对文学作品的美学作用、认识作用、教育作用等乃至知识学习方面都作了充分的肯定。文学批评的标准则是“思無邪”，即是提倡一种“中和”之美，“无邪”即是不过“正”，符合“中正”即为“中和”，具体而言就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些共同构成了儒家“温柔敦厚”的中庸传统。
而在此之外，西方的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卡塔西斯”说，关于“卡塔西斯”，中西方的许多学者都有不同的解释，有的从宗教角度解释为“净化”，有的从医学角度解释为“宣泄”，罗念生则将其译为“陶冶”，认为其作用就是让观众在心理上和生理上保持一种平衡的感情，即悲剧借引起怜悯与恐惧之情，使观众的太强太弱的感情得到锻炼，使太弱的得到增强，使太强的得到减弱，达到感情的适度，这种适度即是中庸。
二、中庸之道与卡塔西斯之差异
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两位圣人提出的理论是极具相似性的，首先他们都认识到了文学的重要社会作用，而且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通过文学作品的影响达到一种“中庸”的境界，这是他们内在的美学原则。但两者还是有很大差异的。首先是审美与对文学作品的批评标准的不同。孔子审美的最高标准是“尽善尽美”，主要强调美与善的结合，《论语 ·八佾》中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②所谓“善”即是他的仁政德治及以仁义礼乐为中心的伦理道德观念，因此他对一切文学作品的审美都建立在这种伦理道德观念之上，建立在这种体现天道的人道之上。这种思想决定了其作品中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必然是内容决定形式，“文质彬彬”为最佳，但当质与文不能兼得时必是弃文而择质；亚里士多德的审美标准则是注重“真”与“美”的结合，所谓“真”即是对现实世界的真实摹仿，诗所描写的是可能发生的事，最高境界则是求其相似而又比原物更美，进行理想化而合理的创作，符合这种要求的作品即是美的。为了达到这种“真”的效果，作家在塑造人物时就会对某一方面进行穷形尽相的描写，比如荷马式的比喻，为了突出本体而对喻体进行极力塑造，甚至把本体抛在一边。
其次是情感的表达方面。儒家的传统注重内在，强调诗人的自身修养，提倡正心修身，“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是诗人自身首先要做到的，自身表达了这种节制、中和的情感之后给读者的直接感受也是中和而不过分的，因此大众会在这种感召之下逐渐形成中庸观念，从这个角度来看，《关雎》则是这种标准的典范之作。而亚里士多德的“卡塔西斯”说则主张作者要淋漓尽致地宣泄这种怜悯、恐惧之情，注重个性情感表现的自由与无拘束，以使读者能最大范围地体验、感受类似情感，达到最大程度的宣泄，从而达到最佳效果的心理平衡，这便形成了情感表达上完全不同的两种路数。如果说中国诗人企图在文艺中节制情感，获得心理平衡，那么西方诗人则乐意在文艺中宣泄情感，在狂欢醉舞中求得心灵的舒畅。中国是内在的节制，教育性地达到中庸目的，而西方则是外在的宣泄，在娱乐中引导性地完成这种蜕变。
第三则是关于中庸的本质问题。儒家倡导的中庸是建立在伦理道德规范之上的，无论是“诗言志”还是“文以载道”，儒家文学作品中的道德内涵都是严肃的，以在社会上形成正面的引导为目的，因此作为一种榜样性的存在，这些文学作品的作者本身也必须具备极高的道德修养，才能自然而然地达到教化引导之目的而不落于纯粹说教的窠臼。这也是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所谓“气”则是指内在的人格气质与仁义修养，这种修养达到“为仁由己”的境界之后所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必然是自成高格的。与中国相反，西方的中庸则很少牵涉到伦理道德问题，并没有将和谐中庸之美视为伦理道德的附庸和象征，美即是单纯的美，即便是仅仅从形式上分析也能发现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因此西方文学作品中的情感宣泄不会显得浮夸，而是艺术表现的必要。而这些作品一旦被伦理道德所钳制，是无法酣畅淋漓地发挥其功效的，这也便是西方中庸之道的魅力之所在。
三、总结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发现，由于所处地理环境、时代背景以及思维方式等的不同，中西方追求中庸之道的途径以及对中庸的要求是存在一定差异的，但殊途同归，他们对和谐中庸之美的向往是相同的，这是人类内心深处对这一种共同精神归宿的渴求，我们在文学作品的阅读中应该更多地注意这种大同之下的不同与不同之上的大同，在同与异的对比中反复斟酌，这样才能在更开阔的视野下对中西方美学思想、文艺理论等各方面进行深入的理解与把握，形成属于自己的认知。
注释：
①杨伯峻撰《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第184页。
②杨伯峻撰《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第53页。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罗念生译.诗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