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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政府和企业无疑是执行层面的两大主体。但问题是,地方政府刚性动力不足,而企业也存在诸多实际困难。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突破口在哪里?中央提出要在“加快”上做文章,如何才能破解这一难题?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落实过程中,怎样才能让政策落到实处,避免做表面文章?为此,中国质量万里行记者专访了中央党校理论经济学博士后、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部张建君教授。
转变的速度和质量,决定中国未来
中国质量万里行: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国在完成着一个巨大的跨越,这种跨越您怎么解读?
张建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2007年在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的。此前,中央强调的一直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长”与“发展”一词之差,昭示的却是不同的含义——前者指的是经济产出和经济效益问题,后者则是经济增长和社会优化问题。
最近几年社会问题频发,如收入差距过大,生态环境污染、各种资源的浪费等,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积累的矛盾不断出现,加上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就经济谈经济已不能解决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问题和民生问题,这是中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原因。不过,从长远来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是事关国家社会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决策,是中国未来10到20年经济政策的主旋律。
2010年2月,胡锦涛在中央党校提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键是要在“加快”上下功夫、见实效。“加快”,强调的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紧迫性、战略性和全局性意义,我认为这是画龙点睛的一笔——“加快”要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在2007年前后,我们主要应对和解决的是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我们是对自我,也就是对内部的经济结构与经济矛盾的一种自我调整。二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中国和全世界都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课,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给各国乃至世界经济形成了巨大冲击,在这个冲击面前,中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暴露出T--些局限和弊端,中国在谋求转变,同样世界各国也都在寻找出路。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速度和质量,决定了在下一轮世界经济大潮中的地位。
中国质量万里行:从公众容易理解的角度讲,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是什幺?
张建君:简单说就是两个“推动”。一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既要在新兴能源,生物、空间、电动、核技术等领域形成新的产业主力军,又要加强自主创新,改变中国企业处在产业链价值低端的局面;同时,推动劳动力从单纯的农业、工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二是实现社会事业与经济成就的协调、和谐、平衡发展。
中国质量万里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现在中央政府提得非常高,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地方政府未必积极,有些只是喊喊口号,做做样子。
张建君:我个人看法,主要问题在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这样一个矛盾没有很好地解决。所以,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还要进一步提出比较有系统性的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战略规划,把这个规划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结合起来,解决国内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现状。
新型工业是“有中变优”,不是“无中生有”
中国质量万里行:中国工业化进程已完成初级和中级阶段,进八中后期的新跨越阶段,这一阶段在经历了重化工业和新型工业的道路之争后,中央最终定调选择了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意味着什么?
张建君: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推动。
对中国来说,新型的工业化道路路在何方?有这样几个制约因素:
中国是后发国家,一直是拷贝西方,进行追赶型增长,由此在现阶段,中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如何走,人们普遍缺乏预见性,我把它称之为“突破前的困惑”。
中国的人才瓶颈非常严重,既缺技术人才、管理人才,更缺创新型政府的服务人才。
中国的很多地方政府急功近利,为了短期效益,盲目扶持投入小见效快或者投入巨大、规模巨大但产业传统化的项目,这就制约了对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探索。
需要强调的是,所谓新型工业是“有中变优”,不是“无中生有”。举个例子,通过对传统铁路产业向新型高铁产业的升级转型,形成了铁路产业的振兴,这是多么大的产业!现在是铁路技术的革命性时代,目前中国铁路运营还不到8万公里,而美国运营铁路27万公里,如果用高铁替代传统铁路产业,将使中国经济整体提速。所以,新型工业的“新”,不一定都是大的技术变革,也可以是小的技术改造。
不过,通过“有中变优”实现更新换代,事关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的产业,是国家产业结构的主体构成。比如汽车产业,中国现在已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能不能发展成为新型工业?关键看能不能抢占电动汽车和新能源汽车的制高点。否则,10年后,中国汽车行业就将面临严峻的你死我活的竞争局面,更不用说节能减排、低碳环保的国际苛刻条件了。
再比如说农业的制种产业,这是农业结构调整最有希望的一个推手。当前,在制种产业,中国多是次级代理和再代理,制种产业都抓在美日等国手里。实际上,中国地域广阔、物种丰富,地理带分布齐全,这十分有利于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推动中国产业育种。所以,中国的生物技术需要新的跨越式发展,需要更有效地突破。
现在,中国模式面临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经济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和关键期,中国工业化道路向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转变一定要考虑网络、生物、空间、新材料等新兴技术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只有这样,在世界转型大潮中,才会有中国的声音、中国的形象、中国的标志,才会有中国代表性的东西。
转型是否成功,取决于百姓能否“安居乐业、安身立命”
中国质量万里行: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怎样才能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真正落地并迅速开花?
张建君:对政府各级部门而言,一要深刻领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紧迫性,要把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本质,要意识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是泛泛而谈,而是中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到了只有依靠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社会事业协调发展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时候,对此,要有清晰的认识,要深刻把握理论精髓;各级领导干部依然要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性再学习、再认识,再调研,体味其对中国未来的战略意义和影响。
二要改变中国政府官员的考核评估体系,要去掉“惟GDP”论的官场陋习,使各级政府官员能真正从推动地区经济的长远发展来考虑产业规划,经济政策调整,以及各种各样推动社会事业发展政策的制定,要鼓励既有产业的升级转型,要大胆引入新兴产业和新能源技术的发展,要关注有利于节能减排和生态安全的产业布局。要立足长远,统筹考虑城乡布局
转变的速度和质量,决定中国未来
中国质量万里行: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国在完成着一个巨大的跨越,这种跨越您怎么解读?
张建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2007年在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的。此前,中央强调的一直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长”与“发展”一词之差,昭示的却是不同的含义——前者指的是经济产出和经济效益问题,后者则是经济增长和社会优化问题。
最近几年社会问题频发,如收入差距过大,生态环境污染、各种资源的浪费等,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积累的矛盾不断出现,加上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就经济谈经济已不能解决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问题和民生问题,这是中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原因。不过,从长远来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是事关国家社会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决策,是中国未来10到20年经济政策的主旋律。
2010年2月,胡锦涛在中央党校提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键是要在“加快”上下功夫、见实效。“加快”,强调的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紧迫性、战略性和全局性意义,我认为这是画龙点睛的一笔——“加快”要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在2007年前后,我们主要应对和解决的是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我们是对自我,也就是对内部的经济结构与经济矛盾的一种自我调整。二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中国和全世界都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课,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给各国乃至世界经济形成了巨大冲击,在这个冲击面前,中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暴露出T--些局限和弊端,中国在谋求转变,同样世界各国也都在寻找出路。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速度和质量,决定了在下一轮世界经济大潮中的地位。
中国质量万里行:从公众容易理解的角度讲,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是什幺?
张建君:简单说就是两个“推动”。一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既要在新兴能源,生物、空间、电动、核技术等领域形成新的产业主力军,又要加强自主创新,改变中国企业处在产业链价值低端的局面;同时,推动劳动力从单纯的农业、工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二是实现社会事业与经济成就的协调、和谐、平衡发展。
中国质量万里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现在中央政府提得非常高,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地方政府未必积极,有些只是喊喊口号,做做样子。
张建君:我个人看法,主要问题在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这样一个矛盾没有很好地解决。所以,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还要进一步提出比较有系统性的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战略规划,把这个规划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结合起来,解决国内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现状。
新型工业是“有中变优”,不是“无中生有”
中国质量万里行:中国工业化进程已完成初级和中级阶段,进八中后期的新跨越阶段,这一阶段在经历了重化工业和新型工业的道路之争后,中央最终定调选择了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意味着什么?
张建君: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推动。
对中国来说,新型的工业化道路路在何方?有这样几个制约因素:
中国是后发国家,一直是拷贝西方,进行追赶型增长,由此在现阶段,中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如何走,人们普遍缺乏预见性,我把它称之为“突破前的困惑”。
中国的人才瓶颈非常严重,既缺技术人才、管理人才,更缺创新型政府的服务人才。
中国的很多地方政府急功近利,为了短期效益,盲目扶持投入小见效快或者投入巨大、规模巨大但产业传统化的项目,这就制约了对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探索。
需要强调的是,所谓新型工业是“有中变优”,不是“无中生有”。举个例子,通过对传统铁路产业向新型高铁产业的升级转型,形成了铁路产业的振兴,这是多么大的产业!现在是铁路技术的革命性时代,目前中国铁路运营还不到8万公里,而美国运营铁路27万公里,如果用高铁替代传统铁路产业,将使中国经济整体提速。所以,新型工业的“新”,不一定都是大的技术变革,也可以是小的技术改造。
不过,通过“有中变优”实现更新换代,事关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的产业,是国家产业结构的主体构成。比如汽车产业,中国现在已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能不能发展成为新型工业?关键看能不能抢占电动汽车和新能源汽车的制高点。否则,10年后,中国汽车行业就将面临严峻的你死我活的竞争局面,更不用说节能减排、低碳环保的国际苛刻条件了。
再比如说农业的制种产业,这是农业结构调整最有希望的一个推手。当前,在制种产业,中国多是次级代理和再代理,制种产业都抓在美日等国手里。实际上,中国地域广阔、物种丰富,地理带分布齐全,这十分有利于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推动中国产业育种。所以,中国的生物技术需要新的跨越式发展,需要更有效地突破。
现在,中国模式面临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经济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和关键期,中国工业化道路向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转变一定要考虑网络、生物、空间、新材料等新兴技术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只有这样,在世界转型大潮中,才会有中国的声音、中国的形象、中国的标志,才会有中国代表性的东西。
转型是否成功,取决于百姓能否“安居乐业、安身立命”
中国质量万里行: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怎样才能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真正落地并迅速开花?
张建君:对政府各级部门而言,一要深刻领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紧迫性,要把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本质,要意识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是泛泛而谈,而是中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到了只有依靠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社会事业协调发展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时候,对此,要有清晰的认识,要深刻把握理论精髓;各级领导干部依然要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性再学习、再认识,再调研,体味其对中国未来的战略意义和影响。
二要改变中国政府官员的考核评估体系,要去掉“惟GDP”论的官场陋习,使各级政府官员能真正从推动地区经济的长远发展来考虑产业规划,经济政策调整,以及各种各样推动社会事业发展政策的制定,要鼓励既有产业的升级转型,要大胆引入新兴产业和新能源技术的发展,要关注有利于节能减排和生态安全的产业布局。要立足长远,统筹考虑城乡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