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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路过八百大糕厂,门垛瓷砖上刻着的厂牌还在,尽管有些地方掉漆和瓷砖破损,总算还好,没有拆除,这样才有幸把它用手机拍了下来。
这是我十三年前帮八百大糕厂刻的厂牌,字是八中教师孔庆祥(瘦翁)写的。八百大糕厂好几年前已被政府花了100多万收回了,就等待着拆迁,听说两个负责人每个人分得50多万,他们后来就不再去生产大糕了。
记得是在2005年初夏,八百大糕厂搞装修,承包工程的工头打电话找我,说厂长请他联系人来帮他们刻厂牌,他想到了我会刻字,于是叫我约好时间与厂长见面交谈刻字业务。
当时我正在六合南门大仕禅林寺庙里刻功德碑。一开始是住持能休找招贤寺的居士李良宝过去刻功德碑的,李良宝只会刻字,不会写字。李良宝是我多年的朋友,找我帮他写过字、画过画,也知道我会刻碑,于是他联系我去帮他写字,由此,我在大仕禅林住了两个晚上,帮他写了三天的小字。
之后便应约来到八百大糕厂,与厂长田安云见面谈刻厂牌的事,到底是作生意人,很精明,这个小气的厂长,为一块小破厂牌,价格一还再还,我们最后以500元成交了刻字业务。
交谈的那天,书记王明珠不在厂里,说有事出差了,只有厂长和会计在家。王明珠和我的族叔长山星月毛巾厂(原南京第二毛巾厂)私营业主陶春园(族名潘嘉川)是老同学,厂长田安云和我的族兄潘世升(曾做过长山建材厂副厂长)是同学,七拉八扯的套近乎,就是为了刻厂牌那几个破字,不然我还不知道他们这层关系。
八百大糕厂原有厂牌是一块木板刻制的,现在需要刻在大门口门垛瓷砖上,按原来的字刻上去已嫌小了,我建议他们将字放大到一点五倍,再加上“南京市六合区”几个字,南京市六合区分两路并排写,这样字小一点高度就能排下了。本来由八百中学老师孔庆祥(瘦翁)写的“六合县八百大糕厂”几个字进行了调整,这样布局在大门剁上就更合理了。
他们接受了我建议,这样除了“南京市”和六合区的“区”是后加的仿制字体,其它仍保持字体的原有风格。这是因特殊情况,才这样调整的。
厂牌刻好后,厂长很满意,很爽快地把钱付给了我,却舍不得请我吃顿饭,哈哈!
只有一处他对我提出了看法,就是“南京市”和“六合区”左右对调一下更好。我说:“现在人习惯从左到右读标牌。”
他说:“那落款‘瘦翁书’就应该放到右边才对。”看来他蛮内行的,想瞒天过海还不容易。
“你说得对,我按照老牌子上面写的,给疏忽了。”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还争辩道,“这没事的,谁也不会注意到这个细小部位,再说现在有谁懂这些呀!”
他说:“已定型了,我也没注意,怪我没早提醒你,算了,只能这样了。”总算他没有刁难我。
其实田厂长这个人我还是欣赏的,是个蛮健谈的人,作为一位很好的聊友还是不错的,只是那時没有微信这东西,不然一定会要求加他的微信号。
曾经红红火火的八百大糕厂没落了,幸运的是为其刻的厂牌仍在。或许这块牌子不久也会因老厂拆迁而不复存在,但我相信八百大糕这块六合人心中的牌子是永远无法拆除的!
说书
这个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一个叫邵永阳(化名)的人,由于生活贫困,以乞讨为生,饥一顿饱一顿,从江苏一路乞讨到安徽。
就在皖南的一个张庄,饿得实在不行,于是他心生一计,到这个生产队,找到了队长,跟队长讲,说自己会说书,给他们生产队说书不收钱,免费服务,只要给一顿饭吃就行。
队长听了还有这种好事,爽快地答应了,安排人给他烧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等他酒足饭饱之后,队长给他安排在生产队公房里说书。此刻,生产队社员已早早地聚集在一起,在这里等候他多时了。
他在讲台上坐稳之后,不急不慌地开始了他的开场白,今天说书给大家讲一段“曹操八十万大军过江南”的故事。
“话说曹操带领着他的八十万人马过江南,路过一座独木桥,两个一对。”他喝了一口茶,继续说道,“两个一对……”
又喝了一口茶,说道:“两个一对……”
就这么“两个一对、两个一对”,说到了半夜,还是原封不动的“两个一对”。
队长就问他了,说:“老邵,你怎么说到现在还是‘两个一对’啊?”
老邵答道:“曹操八十大军在路上走着 ,还没有走完!”
队长说:“老邵,你究竟会不会说书?”
“不瞒你说,我饿的吃不消了,是来混口饭吃的,还真的不会说书。”到了这份上,他只有实话实说了。
“吃顿饭不算什么,你早讲不会说书,就早一点散会,不用大家在这里熬眼皮了,等到这深更半夜的。”队长感觉到又好气又好笑,用无奈的表情说道。
大家一直在等待这八十万大军结果如何呢,只有在老邵没有下文的情况下,一个个都很不情愿的扫兴离开了。
这是我十三年前帮八百大糕厂刻的厂牌,字是八中教师孔庆祥(瘦翁)写的。八百大糕厂好几年前已被政府花了100多万收回了,就等待着拆迁,听说两个负责人每个人分得50多万,他们后来就不再去生产大糕了。
记得是在2005年初夏,八百大糕厂搞装修,承包工程的工头打电话找我,说厂长请他联系人来帮他们刻厂牌,他想到了我会刻字,于是叫我约好时间与厂长见面交谈刻字业务。
当时我正在六合南门大仕禅林寺庙里刻功德碑。一开始是住持能休找招贤寺的居士李良宝过去刻功德碑的,李良宝只会刻字,不会写字。李良宝是我多年的朋友,找我帮他写过字、画过画,也知道我会刻碑,于是他联系我去帮他写字,由此,我在大仕禅林住了两个晚上,帮他写了三天的小字。
之后便应约来到八百大糕厂,与厂长田安云见面谈刻厂牌的事,到底是作生意人,很精明,这个小气的厂长,为一块小破厂牌,价格一还再还,我们最后以500元成交了刻字业务。
交谈的那天,书记王明珠不在厂里,说有事出差了,只有厂长和会计在家。王明珠和我的族叔长山星月毛巾厂(原南京第二毛巾厂)私营业主陶春园(族名潘嘉川)是老同学,厂长田安云和我的族兄潘世升(曾做过长山建材厂副厂长)是同学,七拉八扯的套近乎,就是为了刻厂牌那几个破字,不然我还不知道他们这层关系。
八百大糕厂原有厂牌是一块木板刻制的,现在需要刻在大门口门垛瓷砖上,按原来的字刻上去已嫌小了,我建议他们将字放大到一点五倍,再加上“南京市六合区”几个字,南京市六合区分两路并排写,这样字小一点高度就能排下了。本来由八百中学老师孔庆祥(瘦翁)写的“六合县八百大糕厂”几个字进行了调整,这样布局在大门剁上就更合理了。
他们接受了我建议,这样除了“南京市”和六合区的“区”是后加的仿制字体,其它仍保持字体的原有风格。这是因特殊情况,才这样调整的。
厂牌刻好后,厂长很满意,很爽快地把钱付给了我,却舍不得请我吃顿饭,哈哈!
只有一处他对我提出了看法,就是“南京市”和“六合区”左右对调一下更好。我说:“现在人习惯从左到右读标牌。”
他说:“那落款‘瘦翁书’就应该放到右边才对。”看来他蛮内行的,想瞒天过海还不容易。
“你说得对,我按照老牌子上面写的,给疏忽了。”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还争辩道,“这没事的,谁也不会注意到这个细小部位,再说现在有谁懂这些呀!”
他说:“已定型了,我也没注意,怪我没早提醒你,算了,只能这样了。”总算他没有刁难我。
其实田厂长这个人我还是欣赏的,是个蛮健谈的人,作为一位很好的聊友还是不错的,只是那時没有微信这东西,不然一定会要求加他的微信号。
曾经红红火火的八百大糕厂没落了,幸运的是为其刻的厂牌仍在。或许这块牌子不久也会因老厂拆迁而不复存在,但我相信八百大糕这块六合人心中的牌子是永远无法拆除的!
说书
这个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一个叫邵永阳(化名)的人,由于生活贫困,以乞讨为生,饥一顿饱一顿,从江苏一路乞讨到安徽。
就在皖南的一个张庄,饿得实在不行,于是他心生一计,到这个生产队,找到了队长,跟队长讲,说自己会说书,给他们生产队说书不收钱,免费服务,只要给一顿饭吃就行。
队长听了还有这种好事,爽快地答应了,安排人给他烧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等他酒足饭饱之后,队长给他安排在生产队公房里说书。此刻,生产队社员已早早地聚集在一起,在这里等候他多时了。
他在讲台上坐稳之后,不急不慌地开始了他的开场白,今天说书给大家讲一段“曹操八十万大军过江南”的故事。
“话说曹操带领着他的八十万人马过江南,路过一座独木桥,两个一对。”他喝了一口茶,继续说道,“两个一对……”
又喝了一口茶,说道:“两个一对……”
就这么“两个一对、两个一对”,说到了半夜,还是原封不动的“两个一对”。
队长就问他了,说:“老邵,你怎么说到现在还是‘两个一对’啊?”
老邵答道:“曹操八十大军在路上走着 ,还没有走完!”
队长说:“老邵,你究竟会不会说书?”
“不瞒你说,我饿的吃不消了,是来混口饭吃的,还真的不会说书。”到了这份上,他只有实话实说了。
“吃顿饭不算什么,你早讲不会说书,就早一点散会,不用大家在这里熬眼皮了,等到这深更半夜的。”队长感觉到又好气又好笑,用无奈的表情说道。
大家一直在等待这八十万大军结果如何呢,只有在老邵没有下文的情况下,一个个都很不情愿的扫兴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