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认识梁思萃，缘于她与我公公同为北京大学南北社成员。前些年，在北京的南北社成员每年春节相聚时，我陪在一侧，为长辈们端茶递水，听他们忆旧，梁思萃的故事就印在我的脑海中了。我仰慕她追求光明的人生，去年曾带着北京市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上门做口述历史档案的收集录制工作。这使我又一次有了要写她的冲动。
继承家训热爱祖国
走进梁思萃的家，只见客厅的门柱上挂着梁启超的亲笔联句：“酒酣鼾息如雷叠”“万里夕阳垂地落”，这是甲子（1924年）七月既望梁启超为亲手开办的北海松坡图书馆题写的。
说到梁启超，梁思萃流露出既钦佩又感恩的情怀。她父亲梁启雄是梁启超同父异母最小的弟弟，排行老七，比大哥梁启超小27岁，视长兄如父。梁启超小时候受到祖父的爱国教育，责任心很强，不仅关注国家大事，而且孝顺父母，对弟弟妹妹也很关心。梁启雄的学业、职业都受到大哥的引领与关照。梁家的经济条件很好，但是梁启超却主张培养家人自力更生的能力。他说过这样的话：“流我们的汗，吃我们的饭。”还曾在一封信中寫道：“我担心我的孩子生活条件太好了，影响了他们自己的努力。”他的子女个个深得家教，都懂得努力，在不同的领域均有建树，还出了几位院士。梁启雄受梁启超的影响深刻，在梁思萃刚记事的时候他就跟女儿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做人，不要当绣花枕头，不要追求表面穿着漂亮衣服，主要是充实自己。”
梁思萃生于1929年，从年幼读书起到成人独立工作，一直记着爱国自立的家训，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即使党分配给她的工作不如意，她仍然努力地工作，都想着为老百姓做些有益的事情。有人赞她：“哎呀，你是书香门第呀。”她却平和地回答：“我什么都不是，梁家的传统就是爱国，这就是我们梁家人的特点。”
把情报藏在发髻里过关卡
梁思萃1947年考上北大化学系，参加了有地下党背景的大地合唱团、南北社，后来还参加华北学联联络部的工作，联络贝满女中的学生运动，联系请愿的东北流亡学生等。1948年夏天，地下党组织传来特务学生要搞破坏的消息，梁思萃接到通知后，赶紧把一些油印材料该销毁的销毁，该藏的藏起来，然后她搬离了宿舍，拿着被单跑到沙滩红楼的楼顶上打地铺，又搬了一些教室里的桌椅板凳堵住楼道口，以备万一发生不测就与特务们做最后的斗争。年轻的梁思萃有着坚定地斗争决心，但也不失孩子般地顽皮，即使是在那样严峻、复杂的环境中。她记得，当时特务相互之间也有不认识的，他们怕误伤自己人，就用橡皮膏贴在脑门上或鼻子上。梁思萃她们发现了，就随口编了一首讽刺小曲，暗地里笑唱到：“三条特务，三条特务，橡皮膏，橡皮膏，一块儿贴在脑门上，一条贴在鼻子上，真可笑，真可笑！”70多年过去了，这首顺口溜她依然记得很清楚，唱得很好。
1948年冬天，辽沈战役结束后，为迎接天津和北平的解放，党需要为今后城市的管理储备大批干部，于是就把国统区的部分地下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分批输送到解放区集中培训。梁思萃也在其中，并接受了组织上交代的送情报的任务。记得撤离北平那天，天刚蒙蒙亮，她就起床了，一改平时的素面和衣着，对着镜子仔仔细细地化了装，穿着母亲出门时才穿的绸缎长袍，挽起发髻，戴着时尚的宽沿帽子，打扮成年轻贵妇的样子出门了。她先从北平到天津，在梁启超二夫人家里住了几天，然后又从那儿坐火车去杨柳青。到杨柳青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她跟着地下交通员悄悄地摸进村边的一间破房子里住下，当晚，她反复琢磨着如何应付明天国军的盘查，心里七上八下的，怎么也睡不着。
第二天一大早，她便坐车赶往闸口，那里是国军把守的最后一个关口。要过闸口的人很多，有家庭妇女、商人、职员等，大多数人都低着头或用围巾遮着脸。梁思萃默不做声，把帽子压得很低，悄悄扫了几眼周围的人，认出一些北平来的大学生。他们个个也都不同于平常的装束，全都精心化过装。梁思萃心想：估计他们也和我一样，不愿被人认出来，只想快点到达解放区。过完闸口就到两不管地界了，可却偏偏遇上了拿着盒子炮的劫匪，“盒子炮”的机关露在外头，十分吓人，等每人交了过路费，才算是最终过了这道卡子到达沧县。按照撤离北平时党组织的交代，梁思萃到沧县的一所教堂与人接头。按当时接头暗号的规定，如果自己是党员，就对来接头的人说“我找张大中”，如果是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就说“我找张中”，这样接头人就能判断从北平过来的人是不是党员了。梁思萃按规定顺利地与接头人对了暗号，从发髻里摸出情报交给组织，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隔日一早，地下交通员把她送到泊头。泊头是解放战争后期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所在地，是连接北平、天津等华北城市与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的桥梁和纽带。梁思萃说：“从北平到泊头，分成几个路段，每一段路都单有交通员引领护送，到了泊头才算到了家。”梁思萃还记得，到泊头后接待的同志请她吃了一顿猪肉大葱馅的包子。那是她这辈子吃得最香的一顿饭——那是一种重获自由与安全的感受！
亲历查封妓院连夜赶写简报
1949年春，梁思萃在泊头集中三周时间学习我党关于城市接管的政策，之后再到良乡受训。在良乡，她聆听过叶剑英在北平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北平情况和接管任务的报告》和彭真《关于进城后的工作与纪律问题》的讲话。经过学习培训，她对北平和平解放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对成功接管北平、建设好新中国的城市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春夏之交，梁思萃回到和平解放的北平，进入北京市公安局研究科工作，主要负责文件收发转递和编写工作简报。
新生的北平百废待兴，政权建设、恢复经济、反敌防特等任务繁重，公安局的每一项工作都关乎国计民生。梁思萃常常忙得回不了家，一天24小时连轴转。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编写亲历封闭妓院的工作简报使她印象深刻。 谈起封闭妓院的往事，梁思萃语调深沉地说，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北京还遗留着妓院这种旧统治者和剥削者用来摧残妇女的场所，新政府诞生后必须严厉打击，坚决消灭。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决定当天晚上封闭妓院。
打封闭妓院这一仗，由市长下令，市公安局局长罗瑞卿指挥，参加人数、范围等都有明确规定，参加人员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本来梁思萃没有被安排去现场，但是她为了写好封闭妓院的工作简报，主动请缨去现场了解情况。
回憶当年的情景，梁思萃说：“封闭妓院的命令一下达，我们一路跑步到达指定地点，把妓院附近和胡同口布上双层包围圈，由便衣和武装民警实施戒严，民警在妓院的各门口把守，胡同内有民警巡逻，不许其他人员走动，防止坏人破坏。随后，各小组按照事先的分工，进入指定的妓院。”
由于行动突然，妓院的老鸨还没醒过味儿来，竟然对持枪的干部说：“军爷，您要点哪个？”年轻的梁思萃性格泼辣，一听这话，立马挥手呵斥：“少废话！把嫖客和妓女，还有妓院所有的人都集中到院子里来，快去！”等妓院内全部人员集中之后，行动小组负责人宣布了封闭妓院的命令，干部们开始清点人数并一一登记在册。按照政府封闭妓院的政策，对开妓院的管家，坚决打击；对受害的妓女，不限制活动自由，有计划地将其改造成自食其力的人。
这场“战斗”紧张而忙碌，直到后半夜梁思萃才回到办公室。她为自己亲历了这场新旧时代转换中的特殊战斗而兴奋，顾不上休息片刻，便着手编写工作简报。当第一缕阳光映红朝霞，她已将工作简报呈放在领导的办公桌上。这份简报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封闭妓院的情况，得到领导的认可。此后，她曾多次担任罗瑞卿的报告记录人。由于梁思萃做的记录清晰齐全，整理得较好，得到罗瑞卿的肯定，不久就点名调她去做专职秘书。
梁思萃是个追求完美的人，她曾请人帮助查阅北京市档案馆馆藏，进一步理清了封闭妓院这段历史。其实，我们党对封闭妓院这件大事是调研在先、全面谋划、精心部署的。北平解放后，民政局、公安局、北平市妇联会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和多次研究，于1949年9月26日提出《北平市处理妓女办法》（草案）。1949年11月7日，中共北京市委就妓女情况和处置方针专门向中共中央、华北局打了报告。报请中央批准后，提交11月21日召开的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当天下午5时半，全市统一行动，执行封闭妓院的决议。至次日早晨5时，2400多名干部和警士经过一整夜的努力工作，使1000多名妓女跳出火坑。人民政府为人民办的大好事，获得了绝大多数群众的拥护，这对于巩固人民政权和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耄耋之年的梁思萃回忆起如烟往事，最深切的感受是，北京刚解放那阵儿，新的社会秩序刚建立，旧的、腐朽的东西要彻底打破，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但是从各级领导到普通老百姓，精神状态都非常好，对未来充满希望，无论是打击匪特、坏人，还是开展城市的各项建设工作，大家干起活都来不分昼夜，不知疲倦，那真是个激情燃烧的年代，直至今日都使她难以忘怀！
继承家训热爱祖国
走进梁思萃的家，只见客厅的门柱上挂着梁启超的亲笔联句：“酒酣鼾息如雷叠”“万里夕阳垂地落”，这是甲子（1924年）七月既望梁启超为亲手开办的北海松坡图书馆题写的。
说到梁启超，梁思萃流露出既钦佩又感恩的情怀。她父亲梁启雄是梁启超同父异母最小的弟弟，排行老七，比大哥梁启超小27岁，视长兄如父。梁启超小时候受到祖父的爱国教育，责任心很强，不仅关注国家大事，而且孝顺父母，对弟弟妹妹也很关心。梁启雄的学业、职业都受到大哥的引领与关照。梁家的经济条件很好，但是梁启超却主张培养家人自力更生的能力。他说过这样的话：“流我们的汗，吃我们的饭。”还曾在一封信中寫道：“我担心我的孩子生活条件太好了，影响了他们自己的努力。”他的子女个个深得家教，都懂得努力，在不同的领域均有建树，还出了几位院士。梁启雄受梁启超的影响深刻，在梁思萃刚记事的时候他就跟女儿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做人，不要当绣花枕头，不要追求表面穿着漂亮衣服，主要是充实自己。”
梁思萃生于1929年，从年幼读书起到成人独立工作，一直记着爱国自立的家训，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即使党分配给她的工作不如意，她仍然努力地工作，都想着为老百姓做些有益的事情。有人赞她：“哎呀，你是书香门第呀。”她却平和地回答：“我什么都不是，梁家的传统就是爱国，这就是我们梁家人的特点。”
把情报藏在发髻里过关卡
梁思萃1947年考上北大化学系，参加了有地下党背景的大地合唱团、南北社，后来还参加华北学联联络部的工作，联络贝满女中的学生运动，联系请愿的东北流亡学生等。1948年夏天，地下党组织传来特务学生要搞破坏的消息，梁思萃接到通知后，赶紧把一些油印材料该销毁的销毁，该藏的藏起来，然后她搬离了宿舍，拿着被单跑到沙滩红楼的楼顶上打地铺，又搬了一些教室里的桌椅板凳堵住楼道口，以备万一发生不测就与特务们做最后的斗争。年轻的梁思萃有着坚定地斗争决心，但也不失孩子般地顽皮，即使是在那样严峻、复杂的环境中。她记得，当时特务相互之间也有不认识的，他们怕误伤自己人，就用橡皮膏贴在脑门上或鼻子上。梁思萃她们发现了，就随口编了一首讽刺小曲，暗地里笑唱到：“三条特务，三条特务，橡皮膏，橡皮膏，一块儿贴在脑门上，一条贴在鼻子上，真可笑，真可笑！”70多年过去了，这首顺口溜她依然记得很清楚，唱得很好。
1948年冬天，辽沈战役结束后，为迎接天津和北平的解放，党需要为今后城市的管理储备大批干部，于是就把国统区的部分地下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分批输送到解放区集中培训。梁思萃也在其中，并接受了组织上交代的送情报的任务。记得撤离北平那天，天刚蒙蒙亮，她就起床了，一改平时的素面和衣着，对着镜子仔仔细细地化了装，穿着母亲出门时才穿的绸缎长袍，挽起发髻，戴着时尚的宽沿帽子，打扮成年轻贵妇的样子出门了。她先从北平到天津，在梁启超二夫人家里住了几天，然后又从那儿坐火车去杨柳青。到杨柳青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她跟着地下交通员悄悄地摸进村边的一间破房子里住下，当晚，她反复琢磨着如何应付明天国军的盘查，心里七上八下的，怎么也睡不着。
第二天一大早，她便坐车赶往闸口，那里是国军把守的最后一个关口。要过闸口的人很多，有家庭妇女、商人、职员等，大多数人都低着头或用围巾遮着脸。梁思萃默不做声，把帽子压得很低，悄悄扫了几眼周围的人，认出一些北平来的大学生。他们个个也都不同于平常的装束，全都精心化过装。梁思萃心想：估计他们也和我一样，不愿被人认出来，只想快点到达解放区。过完闸口就到两不管地界了，可却偏偏遇上了拿着盒子炮的劫匪，“盒子炮”的机关露在外头，十分吓人，等每人交了过路费，才算是最终过了这道卡子到达沧县。按照撤离北平时党组织的交代，梁思萃到沧县的一所教堂与人接头。按当时接头暗号的规定，如果自己是党员，就对来接头的人说“我找张大中”，如果是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就说“我找张中”，这样接头人就能判断从北平过来的人是不是党员了。梁思萃按规定顺利地与接头人对了暗号，从发髻里摸出情报交给组织，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隔日一早，地下交通员把她送到泊头。泊头是解放战争后期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所在地，是连接北平、天津等华北城市与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的桥梁和纽带。梁思萃说：“从北平到泊头，分成几个路段，每一段路都单有交通员引领护送，到了泊头才算到了家。”梁思萃还记得，到泊头后接待的同志请她吃了一顿猪肉大葱馅的包子。那是她这辈子吃得最香的一顿饭——那是一种重获自由与安全的感受！
亲历查封妓院连夜赶写简报
1949年春，梁思萃在泊头集中三周时间学习我党关于城市接管的政策，之后再到良乡受训。在良乡，她聆听过叶剑英在北平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北平情况和接管任务的报告》和彭真《关于进城后的工作与纪律问题》的讲话。经过学习培训，她对北平和平解放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对成功接管北平、建设好新中国的城市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春夏之交，梁思萃回到和平解放的北平，进入北京市公安局研究科工作，主要负责文件收发转递和编写工作简报。
新生的北平百废待兴，政权建设、恢复经济、反敌防特等任务繁重，公安局的每一项工作都关乎国计民生。梁思萃常常忙得回不了家，一天24小时连轴转。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编写亲历封闭妓院的工作简报使她印象深刻。 谈起封闭妓院的往事，梁思萃语调深沉地说，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北京还遗留着妓院这种旧统治者和剥削者用来摧残妇女的场所，新政府诞生后必须严厉打击，坚决消灭。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决定当天晚上封闭妓院。
打封闭妓院这一仗，由市长下令，市公安局局长罗瑞卿指挥，参加人数、范围等都有明确规定，参加人员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本来梁思萃没有被安排去现场，但是她为了写好封闭妓院的工作简报，主动请缨去现场了解情况。
回憶当年的情景，梁思萃说：“封闭妓院的命令一下达，我们一路跑步到达指定地点，把妓院附近和胡同口布上双层包围圈，由便衣和武装民警实施戒严，民警在妓院的各门口把守，胡同内有民警巡逻，不许其他人员走动，防止坏人破坏。随后，各小组按照事先的分工，进入指定的妓院。”
由于行动突然，妓院的老鸨还没醒过味儿来，竟然对持枪的干部说：“军爷，您要点哪个？”年轻的梁思萃性格泼辣，一听这话，立马挥手呵斥：“少废话！把嫖客和妓女，还有妓院所有的人都集中到院子里来，快去！”等妓院内全部人员集中之后，行动小组负责人宣布了封闭妓院的命令，干部们开始清点人数并一一登记在册。按照政府封闭妓院的政策，对开妓院的管家，坚决打击；对受害的妓女，不限制活动自由，有计划地将其改造成自食其力的人。
这场“战斗”紧张而忙碌，直到后半夜梁思萃才回到办公室。她为自己亲历了这场新旧时代转换中的特殊战斗而兴奋，顾不上休息片刻，便着手编写工作简报。当第一缕阳光映红朝霞，她已将工作简报呈放在领导的办公桌上。这份简报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封闭妓院的情况，得到领导的认可。此后，她曾多次担任罗瑞卿的报告记录人。由于梁思萃做的记录清晰齐全，整理得较好，得到罗瑞卿的肯定，不久就点名调她去做专职秘书。
梁思萃是个追求完美的人，她曾请人帮助查阅北京市档案馆馆藏，进一步理清了封闭妓院这段历史。其实，我们党对封闭妓院这件大事是调研在先、全面谋划、精心部署的。北平解放后，民政局、公安局、北平市妇联会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和多次研究，于1949年9月26日提出《北平市处理妓女办法》（草案）。1949年11月7日，中共北京市委就妓女情况和处置方针专门向中共中央、华北局打了报告。报请中央批准后，提交11月21日召开的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当天下午5时半，全市统一行动，执行封闭妓院的决议。至次日早晨5时，2400多名干部和警士经过一整夜的努力工作，使1000多名妓女跳出火坑。人民政府为人民办的大好事，获得了绝大多数群众的拥护，这对于巩固人民政权和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耄耋之年的梁思萃回忆起如烟往事，最深切的感受是，北京刚解放那阵儿，新的社会秩序刚建立，旧的、腐朽的东西要彻底打破，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但是从各级领导到普通老百姓，精神状态都非常好，对未来充满希望，无论是打击匪特、坏人，还是开展城市的各项建设工作，大家干起活都来不分昼夜，不知疲倦，那真是个激情燃烧的年代，直至今日都使她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