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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标识，是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事实上，文化是精神的载体，精神是文化的内核，我们可以通过中华文化去展示民族精神，也可以透过民族精神去发掘中华文化内在的价值支撑。
一、天人合一的思考方式
天人合一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它既是中国人修养的境界，更是中国人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墨家等，虽然对天的理解不同，但都认同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在中华文化中的含义非常复杂，有如天人合德、天人相参、天人感应、天人一体等不同的表现形式，因为天在中国文化中就有不同的含义，既有人格神意义上的“主宰之天”、道德意义上的“义理之天”，还有自然意义上的“自然之天”等等。在中国文化中不管天有多少种含义，也不管天人合一有多少种表现形式，大家对天人合一的追求是一致的。
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家的天人合一也最为复杂，含义多种多样，但天人合德是其最重要的表现方式。天人合德就是人与天在德性意义上相统一、相一致、相协调。在此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对人而言是一种修养的境界，达到这种境界的人顺天之意，效天之德，以全部的生命去体现天德，天德即己德，己德即天德，实现天人合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行至健，运行不息，从不知疲倦，这是天的德性，作为君子应当效法天德，自强不息。大地广大深厚，无所不载，这是大地之德，君子应当效法大地之德，无所不包，无所不容。我们常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而中国哲学家告诉人们，海不足大，大地才大，海只能纳百川，大地还可以纳千山、容万水、包万物。“宰相肚里能撑船，将军头上能跑马”，包容心已经够大，但效法天地之德的人是真正的“大人”。大人之大不是年龄大、官大位高，而是心量大、德性大。“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周易·乾卦·文言》）上下与天地同流，天人一体。
有人会说，作为大儒的荀子主张“天人相分”，难道他也讲天人合一？是的，他的思想从本质上讲也是天人合一。荀子是要先明白“天人相分”，才能真正领会“天人合一”。他的天人相分的“分”不是分开、分离的分，而是职分的分，说到底他的分不是分开、分离的意思，而是“角色定位”的意思。他的天人相分是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荀子·天论》），天、地、人三才各有其能，不能混同，但这并不是说天与人没有统一性、一致性，天与人都离不开礼，天与人在礼的意义上实现统一。他说：“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物变而不乱，贰之则丧也。礼岂不至矣哉！”（《荀子·礼论》）荀子的天人合一是天与人合于礼这个一。
先秦时代的重要思想家都讲天人合一，孔子、孟子是在“德性”意义上讲“践仁以合天”，墨子是在“天志”意义上让人顺天之志，老子是在“法自然”的意义上讲天人合一，庄子是在“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意义上的天人合一，荀子是“履礼以合天”，汉代董仲舒是在“天人感应”意义上讲天人合一，宋明理学家们在“理”的意义上讲天即人、人即天、天人不二等等。天人合一是中国人修养的境界，也是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和处理问题的方法。
在天人合一这一大的思维框架下，中国人在个人修养上，追求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知行合一；在家庭生活中，追求家和萬事兴；在邻里关系上，追求和睦相处；在国际关系上，追求和平相处；在生意场上，追求和气生财；在艺术创作上，追求情境合一；在哲学上，追求物我一体等等。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人追求人应效法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孟子·梁惠王上》）等等，要求与自然和谐发展。
二、守中贵和的处事方法
“中”这个概念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论语·尧曰》载：尧将天子之位禅让给舜，同时也将自己平治天下的政治智慧传授于他，这就是“允执厥中”四字。“允执厥中”就是要牢牢把握住平治天下的中正、中道原则。舜禅让天子之位给禹时，同样以“允执厥中”相告诫。朱熹认为，尧、舜、禹为天下之大圣，而天子之位相传授是天下之大事，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叮咛告诫，不过如此。中国文化的道统，说到底就是中道之统。
中道就是中正之道，中和之道，中庸之道。它既是我们做人的原则，也是我们处理一切事务的方法，同时还有恰到好处的意思，也就是无过无不及，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适度原则”。守中一方面是守住中正、公允的原则，另一方面是要坚守恰到好处地处理问题的分寸。
“和”就是和睦、和谐、和平，贵和就是“以和为贵”。《尚书》中就有“八音克谐”，不同的音符可以产生最美的乐章，同一个音符不可能形成乐章。古人很早就注意到和同之辨，西周末年有位名叫史伯的思想家就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认为不同性质元素的事物的恰当配合就可以产生新的事物，而同一性质元素的结合则不能产生新的事物，主张有差异的多样性统一。比孔子稍早一点的齐国宰相晏婴也从君臣关系的角度论证和同问题。孔子则明确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而孔子的学生有若旗帜鲜明地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确立了中华民族“贵和”的处事方式。
《中庸》进一步将“中”与“和”联系起来，“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致中和”就是达到中和的状态，实现了中和的理想境界，一片天机自然，天在上，地在下，各具其位，秩序井然，万物发育流行，生生不息。中和就是最好的和谐，恰到好处的和谐。“中”，在中国哲学中是一个动态观念，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范畴，这就是时中。“时中”既包括时时而中，也包括因时而中。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变化的，因而我们处理问题时不能死搬教条，更不能墨守成规，而是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在用兵打仗方面要因敌制胜。这是中国人很高明的智慧。
守中贵和既是中国人的处事方法，也是中国人的理想追求；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作为处事方法，中国人认为坚守中正原则，秉持公正精神，心平气和地处理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作为理想状态，恰到好处地处理好一切问题是中国人的追求。在中国哲学那里，手段就是目的，目的也是手段，手段与目的二者高度统一。 三、与时偕行的应变心态
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站立河岸上，望着滔滔而下的河水，发出这样的赞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逝去的一切如河水滔滔，一去不返！万物在变，人也在变，世界上的一切都会变，世界本身就在变，大化流行，生生不息。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日新之谓盛德”。既然一切都是变化的，人就不能以不变应万变，而是要随着变化而变化，这才是守中贵和之道。
《周易·益卦·彖传》说：“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这是说，上天施气于地，大地接受天之气而化生万物，这是天损于上，大地受益于下。大地受益，化生万物，没有规定要怎么样或不要怎么样。因此，益之道就是根据时代的变化，做出恰当的评判，与时代一同进步，一同发展。《周易·乾卦·文言》也说“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我们要努力进取，争取与时偕行。
中国古代所说的“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观念，不能简单地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时间等同，“时”有时机、机遇等含义。范蠡在劝越王勾践抓住灭吴的大好时机时说：“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唯恐弗及。”（《国语·越语下》）“从时”就是顺应历史机遇。机遇期的窗口一开随时可能关闭，因而应抓住这一机遇，乘势而上，否则历史机遇稍纵即逝。《汉书·蒯通传》：“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值而易失。‘时乎时，不再来。’”蒯通劝韩信要抓住时机时说，功业难建，但却非常容易败坏，历史机遇非常难得，却很容易丧失，良好的时机一旦丢失了，就不会再来了。唐人刘禹锡也感叹：“时乎时乎！去不可邀，来不可逃。”（《何卜赋》）故孔子有“使民以时”之言，孟子有“不违农时”的告诫等等。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也是与时偕行的表现形式。
中国文化一向反对固步自封、画地为牢、食古不化，而追求除旧布新、推陈出新、唯变所适的求变、应变的心态。与时偕行，与时俱进，反映了昂扬、向上、乐观的人生态度，表达着中华儿女奋发进取的精神面貌。
四、厚德载物的包容精神
世界上有不少文明古国，但这些文明古国基本上都已经消亡了，没有延续到现在，而唯有中华文明保持着同一种族、同一文化而延续了下来，中华文明为什么会保持数千年而不绝呢？我们认为，这与中华文化的包容精神是分不开的。
中华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开放、包容的系统。华夏儿女祖先的图腾崇拜——龙本身就是不同图腾的融合，有人说它头似驼、角似鹿、鼻似狮、身似蛇、鳞似鱼、爪似鹰、耳似牛等，显然它是融合诸种动物的特征于一身而形成的。包容是融合的前提，没有包容，融合便无从谈起。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史记·李斯列传》）。一部中华文化的发展史就是开放包容、融异创新的历史，夏、商、周三代在礼乐文化上因革损益，文质交替，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著《春秋》，是对夏、商、周三代文化的融合。西汉时代所谓的“罢黜百家，推明孔氏”，“罢百家”事实上是融合百家、超越百家，汉人如董仲舒的理论体系就是以儒家仁义礼乐思想为主体，融合墨家的天志、明鬼，阴阳家的阳贵阴贱、五德终始以及名家学说等综合而成的。唐代以后，儒、释、道三家合一的思想成为许多思想家的追求，由此才有宋明理学的出现。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强势输入中国，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起，中国人就踏上了学习西方文化、融合西方文化，并再造中国文化新形态的过程。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开放包容的过程，开放包容，融异铸新，是中华文化生命力之
所在。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中国古人认为，世界并不是冲突的矛盾体，而是各安其位、各有分际、运行不息的和谐体。天覆地载之道、日月光明之道、四时交替之道、江河流淌之道等等，并行不悖，万物在天地之间生生不息，谁也不妨碍谁，正是万物不同，有差异，世界才会丰富多彩。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乾卦·象传》）大地宽广而深厚，无不承载，君子应该效法大地，胸怀宽广，无所不容。《增广贤文》有言：“将相胸前堪走马，公侯肚里好撑船”，“走马”与“撑船”都是形象的说法，意在向人们表明：大凡举大事、成大业者，一定要心胸广大。一个人心量的大小与事业的大小成正比，一个人心胸狭窄，不能容人，尤其是不能容比自己能力強的人，以至于嫉贤妒能，就超出了心量问题而成为品德问题。《水浒传》中梁山泊白衣秀才王伦，由于不能容人，结果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由此可见，有没有宽广的胸怀，有没有足够的容量，不仅关系到事业的大小，有时甚至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安危。（未完待续）
（选自《崇先祖 重道统——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中华书局。作者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
一、天人合一的思考方式
天人合一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它既是中国人修养的境界，更是中国人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墨家等，虽然对天的理解不同，但都认同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在中华文化中的含义非常复杂，有如天人合德、天人相参、天人感应、天人一体等不同的表现形式，因为天在中国文化中就有不同的含义，既有人格神意义上的“主宰之天”、道德意义上的“义理之天”，还有自然意义上的“自然之天”等等。在中国文化中不管天有多少种含义，也不管天人合一有多少种表现形式，大家对天人合一的追求是一致的。
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家的天人合一也最为复杂，含义多种多样，但天人合德是其最重要的表现方式。天人合德就是人与天在德性意义上相统一、相一致、相协调。在此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对人而言是一种修养的境界，达到这种境界的人顺天之意，效天之德，以全部的生命去体现天德，天德即己德，己德即天德，实现天人合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行至健，运行不息，从不知疲倦，这是天的德性，作为君子应当效法天德，自强不息。大地广大深厚，无所不载，这是大地之德，君子应当效法大地之德，无所不包，无所不容。我们常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而中国哲学家告诉人们，海不足大，大地才大，海只能纳百川，大地还可以纳千山、容万水、包万物。“宰相肚里能撑船，将军头上能跑马”，包容心已经够大，但效法天地之德的人是真正的“大人”。大人之大不是年龄大、官大位高，而是心量大、德性大。“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周易·乾卦·文言》）上下与天地同流，天人一体。
有人会说，作为大儒的荀子主张“天人相分”，难道他也讲天人合一？是的，他的思想从本质上讲也是天人合一。荀子是要先明白“天人相分”，才能真正领会“天人合一”。他的天人相分的“分”不是分开、分离的分，而是职分的分，说到底他的分不是分开、分离的意思，而是“角色定位”的意思。他的天人相分是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荀子·天论》），天、地、人三才各有其能，不能混同，但这并不是说天与人没有统一性、一致性，天与人都离不开礼，天与人在礼的意义上实现统一。他说：“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物变而不乱，贰之则丧也。礼岂不至矣哉！”（《荀子·礼论》）荀子的天人合一是天与人合于礼这个一。
先秦时代的重要思想家都讲天人合一，孔子、孟子是在“德性”意义上讲“践仁以合天”，墨子是在“天志”意义上让人顺天之志，老子是在“法自然”的意义上讲天人合一，庄子是在“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意义上的天人合一，荀子是“履礼以合天”，汉代董仲舒是在“天人感应”意义上讲天人合一，宋明理学家们在“理”的意义上讲天即人、人即天、天人不二等等。天人合一是中国人修养的境界，也是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和处理问题的方法。
在天人合一这一大的思维框架下，中国人在个人修养上，追求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知行合一；在家庭生活中，追求家和萬事兴；在邻里关系上，追求和睦相处；在国际关系上，追求和平相处；在生意场上，追求和气生财；在艺术创作上，追求情境合一；在哲学上，追求物我一体等等。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人追求人应效法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孟子·梁惠王上》）等等，要求与自然和谐发展。
二、守中贵和的处事方法
“中”这个概念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论语·尧曰》载：尧将天子之位禅让给舜，同时也将自己平治天下的政治智慧传授于他，这就是“允执厥中”四字。“允执厥中”就是要牢牢把握住平治天下的中正、中道原则。舜禅让天子之位给禹时，同样以“允执厥中”相告诫。朱熹认为，尧、舜、禹为天下之大圣，而天子之位相传授是天下之大事，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叮咛告诫，不过如此。中国文化的道统，说到底就是中道之统。
中道就是中正之道，中和之道，中庸之道。它既是我们做人的原则，也是我们处理一切事务的方法，同时还有恰到好处的意思，也就是无过无不及，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适度原则”。守中一方面是守住中正、公允的原则，另一方面是要坚守恰到好处地处理问题的分寸。
“和”就是和睦、和谐、和平，贵和就是“以和为贵”。《尚书》中就有“八音克谐”，不同的音符可以产生最美的乐章，同一个音符不可能形成乐章。古人很早就注意到和同之辨，西周末年有位名叫史伯的思想家就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认为不同性质元素的事物的恰当配合就可以产生新的事物，而同一性质元素的结合则不能产生新的事物，主张有差异的多样性统一。比孔子稍早一点的齐国宰相晏婴也从君臣关系的角度论证和同问题。孔子则明确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而孔子的学生有若旗帜鲜明地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确立了中华民族“贵和”的处事方式。
《中庸》进一步将“中”与“和”联系起来，“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致中和”就是达到中和的状态，实现了中和的理想境界，一片天机自然，天在上，地在下，各具其位，秩序井然，万物发育流行，生生不息。中和就是最好的和谐，恰到好处的和谐。“中”，在中国哲学中是一个动态观念，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范畴，这就是时中。“时中”既包括时时而中，也包括因时而中。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变化的，因而我们处理问题时不能死搬教条，更不能墨守成规，而是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在用兵打仗方面要因敌制胜。这是中国人很高明的智慧。
守中贵和既是中国人的处事方法，也是中国人的理想追求；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作为处事方法，中国人认为坚守中正原则，秉持公正精神，心平气和地处理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作为理想状态，恰到好处地处理好一切问题是中国人的追求。在中国哲学那里，手段就是目的，目的也是手段，手段与目的二者高度统一。 三、与时偕行的应变心态
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站立河岸上，望着滔滔而下的河水，发出这样的赞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逝去的一切如河水滔滔，一去不返！万物在变，人也在变，世界上的一切都会变，世界本身就在变，大化流行，生生不息。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日新之谓盛德”。既然一切都是变化的，人就不能以不变应万变，而是要随着变化而变化，这才是守中贵和之道。
《周易·益卦·彖传》说：“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这是说，上天施气于地，大地接受天之气而化生万物，这是天损于上，大地受益于下。大地受益，化生万物，没有规定要怎么样或不要怎么样。因此，益之道就是根据时代的变化，做出恰当的评判，与时代一同进步，一同发展。《周易·乾卦·文言》也说“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我们要努力进取，争取与时偕行。
中国古代所说的“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观念，不能简单地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时间等同，“时”有时机、机遇等含义。范蠡在劝越王勾践抓住灭吴的大好时机时说：“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唯恐弗及。”（《国语·越语下》）“从时”就是顺应历史机遇。机遇期的窗口一开随时可能关闭，因而应抓住这一机遇，乘势而上，否则历史机遇稍纵即逝。《汉书·蒯通传》：“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值而易失。‘时乎时，不再来。’”蒯通劝韩信要抓住时机时说，功业难建，但却非常容易败坏，历史机遇非常难得，却很容易丧失，良好的时机一旦丢失了，就不会再来了。唐人刘禹锡也感叹：“时乎时乎！去不可邀，来不可逃。”（《何卜赋》）故孔子有“使民以时”之言，孟子有“不违农时”的告诫等等。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也是与时偕行的表现形式。
中国文化一向反对固步自封、画地为牢、食古不化，而追求除旧布新、推陈出新、唯变所适的求变、应变的心态。与时偕行，与时俱进，反映了昂扬、向上、乐观的人生态度，表达着中华儿女奋发进取的精神面貌。
四、厚德载物的包容精神
世界上有不少文明古国，但这些文明古国基本上都已经消亡了，没有延续到现在，而唯有中华文明保持着同一种族、同一文化而延续了下来，中华文明为什么会保持数千年而不绝呢？我们认为，这与中华文化的包容精神是分不开的。
中华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开放、包容的系统。华夏儿女祖先的图腾崇拜——龙本身就是不同图腾的融合，有人说它头似驼、角似鹿、鼻似狮、身似蛇、鳞似鱼、爪似鹰、耳似牛等，显然它是融合诸种动物的特征于一身而形成的。包容是融合的前提，没有包容，融合便无从谈起。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史记·李斯列传》）。一部中华文化的发展史就是开放包容、融异创新的历史，夏、商、周三代在礼乐文化上因革损益，文质交替，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著《春秋》，是对夏、商、周三代文化的融合。西汉时代所谓的“罢黜百家，推明孔氏”，“罢百家”事实上是融合百家、超越百家，汉人如董仲舒的理论体系就是以儒家仁义礼乐思想为主体，融合墨家的天志、明鬼，阴阳家的阳贵阴贱、五德终始以及名家学说等综合而成的。唐代以后，儒、释、道三家合一的思想成为许多思想家的追求，由此才有宋明理学的出现。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强势输入中国，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起，中国人就踏上了学习西方文化、融合西方文化，并再造中国文化新形态的过程。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开放包容的过程，开放包容，融异铸新，是中华文化生命力之
所在。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中国古人认为，世界并不是冲突的矛盾体，而是各安其位、各有分际、运行不息的和谐体。天覆地载之道、日月光明之道、四时交替之道、江河流淌之道等等，并行不悖，万物在天地之间生生不息，谁也不妨碍谁，正是万物不同，有差异，世界才会丰富多彩。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乾卦·象传》）大地宽广而深厚，无不承载，君子应该效法大地，胸怀宽广，无所不容。《增广贤文》有言：“将相胸前堪走马，公侯肚里好撑船”，“走马”与“撑船”都是形象的说法，意在向人们表明：大凡举大事、成大业者，一定要心胸广大。一个人心量的大小与事业的大小成正比，一个人心胸狭窄，不能容人，尤其是不能容比自己能力強的人，以至于嫉贤妒能，就超出了心量问题而成为品德问题。《水浒传》中梁山泊白衣秀才王伦，由于不能容人，结果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由此可见，有没有宽广的胸怀，有没有足够的容量，不仅关系到事业的大小，有时甚至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安危。（未完待续）
（选自《崇先祖 重道统——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中华书局。作者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