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进行了以下四方面的研究1.反思现有文论的得失，确认当前文论危机的主要症结在于方法论体系的落后;2.分析论证了复杂性思维模式的优越性，以及将其引入文学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3.在复杂性理论的基础上，尝试建立起文学话语的系统动力发生模型，确认了参与文学话语系统建构的主要关系项，以及它们之间互动的基本形态——自组织反馈回环;4.探索了参与话语建构各关系项的特性，它们之间具体的互动关系和过程，及其对文本形态和内容的影响。通过这些研究，初步搭建起一种新型文学话语理论——“复杂性文学话语理论”的基本框架。　　全文共分五章。在第一章导言中，我们概要分析了现有文学理论的症结所在。其一在于方法论的落后。解构前的文学理论都是还原主义的，固守着各自的形而上学的中心。解构以来的文论虽然怀着打碎还原主义绝对秩序的愿望，但由于方法论存在缺陷，最终都未能逃离重归形而上学的命运。　　其二在于“实用主义欣快症”。近几十年出现的新兴文学理论，多数并非建筑在对文学现象和规律的系统研究基础之上，而是“拿来主义”的产物，从一些邻近学科——语言学、哲学、史学等直接泊来为文学批评所用，没有进行必要的“本土化”。　　针对上述症结，我们认为文学理论要想走出困境，应当做好两方面的研究:一是找到现有理论在方法论方面的缺陷，代之以全新的、更符合文学研究实际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二是以新的方法论为指导，切实研究文学话语发生、演化的规律。　　在第二章——方法论阐释与文献回顾中，我们首先通过比较新、旧认识论的差异，阐述了后现代认识论转向的实质，以及新型复杂性思维模式的内涵。接着，我们进一步论证了解构、新历史主义的方法论缺陷，借以阐明将复杂性理论引入文学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我们认为后现代认识论转向的实质，在于抛弃还原论中的静态、确定性和线性思维，代之以与事物存在的复杂形式相适应的思维范式，即复杂性思维范式。其核心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用普遍联系和系统观念取代封闭的实体观念;2.用自组织、互动、涌现等观念消解决定论和形而上学的中心;3.用非线性动态过程代替静态确定的线性结构;4.强调偶在性和必然性、共性与个性的互补。　　解构以来的文论也试图超越还原思维。但是我们看到，德里达希望凭借绝对动态这一个观点，就想撼动统治了西方2000年的形而上学;而新历史主义也仅仅具备了系统和互动观念。事实证明这样的局部革命在理论上是行不通的，最终都没有逃脱走向悖论的宿命。严格说来，只有在上述四个方面同时取得突破，才有可能真正超越还原论和形而上学的束缚，摆脱文论面对的危机。因此，我们有必要将系统、普遍联系、自组织、动力发生、偶在、个性等复杂性理论的基本观念，系统地引入文学研究。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在这些观念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文学话语的系统动力模型。　　自第三章起，我们以复杂性理论为指导，开始尝试建立文学话语的自组织系统动力发生模型，即找寻文学话语系统的边界、动力、关系项，以及各关系项互动的基本形式。我们首先确定了文学话语作为一个系统，区别于其他系统的特殊边界。我们认为文学话语是一种具象化了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和人类的自我认知存在诸多共性，但与客观性较强的科学知识有着质的差别。接下来我们着重探讨了文学话语的动力发生机制，从寻找文学话语发生的动力入手，开始建立文学话语的模型。通过比较现有的四种文学发生理论的得失，我们认为弗洛伊德的发生模型更具复杂性思维的特征，也更符合文学话语的实际。它强调艺术（文学）话语是作者为了超越现实对其需求的压抑，利用升华机制建构出来的一种想象性的关系。其中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这一模型初步具备了动力、非线性、涌现等复杂性思维的特征，但还无法充分包容、解释话语的偶在性和个性。通过复杂性理论，我们不难推断出这一模型的弊病所在:其一，弗洛伊德的话语模型中依然存在生物决定论这一形而上学的中心;其二，这一模型依然过于简化，只是一个单层次的系统，显然忽略了某些重要关系项或中间环节。在弥补这些的缺环方面，弗洛姆的理论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他认为，凡人类形而上的认识都要受到性格系统的调节。作为人类动态在适应现实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替代本能的器官性质的存在，性格具有强烈的定向特性，且在很大程度上不为人类的意识所控制。　　为了更好地说明性格的这些特点，我们引入了复杂性理论中的反馈回环(feedback loop)和器官(organ)这两个重要概念。回环在运动过程中不停歇地把各种成分和事件衔接成一个整体。每一次回环都会产生一些成分和结果来加强这个整体的组织，并成为下一次循环的起点。而器官虽然是整体的一部分,却发展了自身的复杂性、功能和能力，同时拥有一定的自由。性格就是在无数次的反馈回环过程中，形成的一个器官性质的组织。由于它的存在，人们会潜意识地偏爱一些形态的话语而非理性地排斥其余。弗洛姆的这一发现进一步消解了弗洛伊德模型中残存的形而上学中心，并初步揭示了文学的想象性发生的机制。将他的理论与弗洛伊德的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得到下面这样的话语发生模型:　　这虽然已经是一个多元、多层次的动力发生系统，却依然不够完备。虽然性格系统在话语的生成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它的作用也仅限于限定话语的性质，是顺从的、颠覆的、解构的，还是自恋的等等。具有类似性格结构的作者可以有很多，但他们话语的主题、形态却是个性独具的。这些问题，用弗洛姆的话语模型尚无法解释。　　在第三章剩余的部分中，我们从探讨意识形态的发生机制入手，进一步分析了文学话语的系统构成。我们认为意识形态是调和人类生存矛盾、进行自我塑造的产物。人类建构、生成意识形态的目的在于调和自身生存需求与环境之间的矛盾，为自我的生存困境提供解释，并借以描绘自我、建构自我，获得想象性的满足。其发生的过程涉及个体的需求、个体在现实中的真实处境、个体的真实自我、认知想象力、性格策略、理想自我等等。依据意识形态发生的机制，我们可以建立起这样自我塑造的自组织回环系统:　　正如新历史主义指出的那样，文学创作是作者塑造自我的努力的一部分。作者在自我塑造回环过程中产生的情绪、意识形态、理想自我等通过隐喻、投射等关系，与能够承载它们的题材、事件、人物等结合生成文本，其中隐含的所有关系项和关系就是文学话语的系统构成和基本形态，如下图所示: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文学话语并非一种明确思想，或文字表达式，而是系统所有关系项和互动关系的集合。由于仅仅了解这些还远不足以支持有效的话语分析，因此在第四章中，我们进一步探讨了回环特性和诸关系项的对文本形态和内容的影响，包括性格策略、作者的理想自我、真实自我、处境、社会经济现实、话语现实、作者的意识形态与文学话语的互动关系等。　　我们先后论证了成长型、匮乏型回环，顺从、自恋、叛逆、逃避等性格策略、价值信念等过程对文本形态和内容的影响。它们在动态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塑造着话语的边界，促使作者在建构话语时，朝此方向而非彼方向发展。一个文学话语的最终形态，就是所有这些互动关系和过程的结果。　　在理想状态下，复杂性话语理论能够较为全面地超越形而上学。因为它是没有中心的——任何一个关系项的存在都不能够决定话语最终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同时又是超越了静止、线性关系的——话语的最终形态只能取决于各关系项之间的复杂、未决（偶然）、非线性互动关系。它是中立的,开放的，分析的。它的理想是为批评者找寻话语的轨迹提供一个参照体系，而并不预设任何确定的结果。而它的理想境界是尽可能准确地确定话语的边界，指出它所排斥的话语形式，它不可能成为另一话语的原因，它究竟在什么方面排斥其他话语，以及它为什么是独一无二的，为什么不可能出现在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