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企退化危机
　　话题背景：
　　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与创新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社会提供了2/3以上的就业机会，对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功不可没。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在迅速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规模大、效益好、管理科学、技术先进的现代民营企业，个别企业甚至已成功跻身世界500强。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正视这样的尴尬现实：相当数量的民营企业近年来不同程度遭遇了“增长的极限”，发展后劲匮乏；民营企业500强的总产值，还不如国企前三强之和；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民企的减员迹象尤为明显。
　　民营企业退化，甚至险象环生的根源在哪里，有哪些深远危害？突破发展困局，需要政府、社会和企业家进行怎样的切实努力？
　　
　　在国家意识或国家战略层面，民企仍然处于“非公”的边缘化、补充性角色，我们的经济体制仍然是建立在国企主导的基础上，而非根植于广义的法人企业基础上
　　
　　中国民企的“天花板”到底何在？我认为，根深蒂固的“体制性歧视”，是中国民企得不到更好发展的根源。
　　所谓民企的“体制性歧视”，就是在国家意识或国家战略层面，民企仍然处于“非公”的边缘化、补充性角色。我们的经济体制仍然是建立在国企主导的基础上，而非根植于广义的法人企业基础，民企即使贡献再大也属于“体制外”，在法律和政策层面属于一种偶然考虑和照顾的范围，而不是被视为市场经济存在的根基来培植和发展。于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民企在经济运行体系和资源分配中，就处于被“歧视”的位置。这也正是我国市场经济还不够成熟和处于完善阶段的主要表现。
　　这些“体制性歧视”的存在，对于民企的发育成长至少产生了五大影响。
　　第一，它使得民企的地位长期处于外资和国企的“挤压”之中难以获得公平的发展机会。现行体制对外资和国企都实行“超国民待遇”，而对民企则实行“小媳妇待遇”。在GDP和招商引资的导向下，好的投资项目和好的产业指引，都倾向于所谓世界500强以及中国500强企业，在企业生存环境上形成一种极不公平的“马太效应”。
　　第二，它使得公开或隐蔽的产业准入门槛得以广泛存在。在各级政府的产业规划和发展布局中，常常都是以大型国企的项目作为参考的，很少从培育和推进民企发展的角度去考虑，因此，在一些工业园区、产业新区或重大项目中，一开始就把民企排斥在外。比如，珠三角的一些大型港口、桥梁、高速公路、地铁、高铁、机场等，几乎不让民企沾边。要么外资，要么就是国企。宁可要国企的低效率，也宁可眼睁着外资加剧财富的流失，也很少考虑民企参与。
　　第三，在资本市场和投融资政策明显偏向国企和外资。且不说中国资本市场几乎就是国企圈钱的场所，也不说中国的证券、基金、保险、银行等领域的民企参与大多只是“点缀”或实验，仅就通常的资产并购和参股，就足以让民企感到心寒。各地政府普遍都有以优惠的价格将国有资产出让给外资的大量事例，例如广州的广之旅、华南快速干线，受益对象基本上不是本土民企，更不存在公开公平地转让。国企可以低价收购民企的加油站，但民企真正去公开收购国有资产，却在若干有形无形的“潜规则”面前变得困难重重。进一步说，民企在土地、资产、资本、资源等方面不仅输在起点，而且一直输在不公平的竞争过程中。
　　第四，民企难以得到“体制性宽容”。人们不难发现，现行体制对外资在税收、工商等方面的过错，极容易原谅，同时对于国企的“犯错”也相当宽容。然而，体制内的公安和司法部门对民企的过错却常常残酷无情，一点小小的过错，如执照不全、未按照交纳某种费用、某种许可证未及时更换、会计或税收计算有失误等，任何一个政府部门常常都以对待敌人的态度实行打击。执法车可以随意停在公司门口、会计账册可以随意查封、大门可以随意被封，甚至公司法人也常常因为这样那样的经济纠纷而被关进监狱。试问，我们是否对曾经为中国市场经济进步做出贡献的北京南德、新疆德隆、广东科龙给予政策的适当援助和宽容？我们的地方政府是否实施过有效的拯救或扶持？为何只锦上添花，却不对民企多些宽容？
　　第五，民企的身份和地位由于置身“体制外”而导致人才难留。无数人才为了得到“体制福利”而宁愿窝在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以及各类准政府组织单位，就是不愿流向最缺人才的民企。
　　总之，正是由于“体制性歧视”的广泛存在，使得民企的生存和发展无形中多了许多不可控成本，少了许多高成长机会，从而使民企的“天花板”极容易形成，并难以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