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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将继续处于长周期的下行阶段，但经济增长水平有可能迈入高收入国家门槛。与“十二五”“十三五”时期比，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将发生重大变化，即有利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国际环境发生了转折性变化，体制改革环境已发生了变化，经济发展方式也正在发生变化，这将使中国经济的原有黄金增长红利迅速消失，中国需要培植新的增长源泉，选择新的改革开放格局。
“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将继续处于长周期的下行阶段，但中国经济增长有可能迈入高收入国家门槛。
按照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已经从30多年的高速增长转向不断下行阶段;从经济发展的演进过程分析，经济体由低收入阶段向发达的高收入阶段迈进过程中，经济增长率由快速、高增长率转向中速、中等增長率，进而向低速、低增长率转变，在此转化过程中，我国经济增长率将继续下行。但是，即使“十四五”经济增长率再进一步下降，中国人均GDP也会跨向高收入国家门槛。按照情景分析，假定今后有三种增长方案，乐观方案、基准方案、悲观方案，今后中国经济增长即使从目前的6.5%进一步下降到5.5%、5.0%，中国也会有两个方案在2025年达到高收入国家门槛值。
以2017年为基期，设定以下条件，来看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可能性：
第一，按照乐观方案（改革有大进展）、基准方案（改革有小进展）、悲观方案（改革徘徊没有进展）三方案，分别对2020年、2025年两个时段GDP总量和人均GDP进行预测。
第二，人口考虑可根据世界银行专业部门预测，世界银行对中国人口数据预测是，2020年14.25亿人、2025年14.39亿人。
第三，人民币汇率变动，从2015年到2020年人民币5年内贬值13%，到7：1，2025年人民币升值5%，到6.5：1。
第四，物价到2025年平均每年通胀指数设定为1.5%。
第五，从1990年到2015年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最低门槛由7620美元提高到12475美元，年名义增长率1.99%，设定今后每年平均上调1.5%，2020年、2025年两个时段，高收入国家门槛值分别为13435美元、14471美元。
第六，为了便于同美国进行差距比较，我们对美国也做一简单预测。2005年-2015年美国GDP名义增长率均为3.7%，年均实际增长率在1.5%-2.5%之间，通胀指数年均1.68%。今后设定年均经济增长率2%，通胀指数1.5%，以2015年为基期，预测美国2020年GDP为20.11万亿美元，2025年23.9万亿美元。预测值如表1到表4：
主要结论一是按乐观方案和基准方案，到2025年中国人均GDP为15504美元和14934美元，届时均可超过世界银行的高收入标准值（14471美元），就是说我国从1998年进入中低收入阶段到2010年跨入中高收入阶段用了12年，从中高收入到高收入阶段将需要15年，共计27年。在同一阶段，日本用了18年、韩国21年、新加坡31年、德国27年，高收入国家平均31年时间。这意味着我国必须抓住仅有的时机，向前迈进。
二是美国在2025年GDP达23.9万亿美元，我国2025年GDP总量按乐观、基准方案都达不到美国水平。但与美国的发展差距明显缩小，中国GDP总量占美国总量从2017年的63%缩小到86.5%-93.3%。
“十四五”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外部环境将发生重大变化，结构转型面临两个关口期。
“十四五”期间，与“十二五”“十三五”时期相比，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已经或正在发生转折性变化，以劳动密集型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走到了需要改变的关口期。
一是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之间不适应或摩擦度将加大。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依然将主导世界，但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的地位上升。中国的角色地位将明显变化，由过去的追赶型向引领型变化。但是大国之间对此不适应，中国也没有完全备好自己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毫无疑义，中国在向世界中心逼近，但我们的体制同世界多数国家差异太大，越走向中心，冲突摩擦阻力越大，我们在无法改变世界的情况下，怎么样改革自己的体制机制，进行适应性改革，同现有国际体系接轨，走向更加开放、自由的市场经济，还是继续保持对市场的控制？现在看来这不仅仅是中国的事情，也与世界大国利益息息相关。既然中国想走向世界中心，实现强国梦，发展成为一流国家，不但世界要适应我们，我们还要更多地适应世界。除非我们放弃强国目标，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已与世界市场紧密相联。
二是中国来自两方面国际市场竞争压力会越来越大。一方面美国等发达国家利用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国际资本流向本国市场，同时高端制造在技术创新上竞争力提高和保护强度增加，对中国发展中高端产业形成“高压”效应在变大;另一方面，中低收入国家在中低端制造形成的低成本比较优势对中国市场形成的替代压力，对中国产生的“挤出”效应在不断加大。
三是中美由全面合作为主转向以对抗竞争为主。美国为了保护自身既得国际利益，加大了对中国的不合作程度，特别是转向全面立体多方面遏制中国发展。美国正在下一盘大棋：第一，建立更加自由的世界贸易体系，企图把中国排斥在外。一方面，美国对中国采取单边的贸易保护主义策略，另一方面，对欧盟、北美、日韩等盟友采取更加自由贸易的措施，签署“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双边协议。第二，在科技上围剿中国，从中国对外投资、关键零部件购买、高科技商品供应上限制中国，阻挠中国高科技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的活动，在关键领域限制科学技术人员的交流活动。这就使中国面临两个边缘化风险，即在新一轮贸易自由化过程中被边缘化，在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中科技创新与合作交流被边缘化。第三，更重要的是，在2019年8月5日，在人民币汇率破7之后，美国财政部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开始用金融制裁手段对中国的投资活动、汇率市场施压，进而引起股市、大宗产品等市场的波动共振。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是，美国对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限定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活动，逮捕企业高管，阻止技术转让，限制科技交流，给中国戴上汇率操纵国的帽子，目的就是要削弱甚至中断美国与中国的经济技术以及金融联系，可能造成由贸易摩擦、科技争端和金融制裁引起中美经济、科技、金融“三脱钩”，最终导致我国与世界最大经济体将从过去低成本交易、合作获益，转向摩擦争端、对抗竞争、高成本交易，导致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竞争成本将大大提高。 四是，国际贸易规则改变对中国的冲击将会变大。长期有利于中国出口的WTO世界贸易规则将会改变。WTO将会在以下四方面进行改革：第一，对不以市场导向政策和做法引起的不公平竞争将进行改革;第二，加强对关于工业补贴和国企扭曲市场行为问题进行约束;第三，对第三国强制技术转让政策和做法，造成不公平、妨碍开发和使用创新技术问题会有新规定;第四，对关于贸易和电子商务的数字贸易保护主义问题将提出规则要求。当前，美日欧等国家正在着手推行“三零”（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双边自由贸易协议，这势必会影响到下一步WTO的改革趋向。世界贸易规则的进一步自由化，将对中国未来的出口导向型产业带来新的压力与挑战。
国内环境也正在发生變化，过去那种“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的环境已经不存在了，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凸显，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到了需要转变的关口期。
一是依靠大量资源投入（劳动、资本、土地、环境）推进经济增长已经难以为继。在需求侧，投资、消费增长都面临着下行的风险压力。特别是需求结构转换将会引起经济增长的趋势性下滑。在公共投资走向饱和、高端产业投资技术门槛高的情况下，投资下滑加快，急需社会消费增长来填补增长空间时，但与投资相比，由于消费是慢变量、人人决策、理性分散消费、渐进式见效等特点，决定了经济增长在此阶段不可能太快。特别是，由于制度供给不足，社会消费需求动力还不强，消费引领经济增长还难以成型。在供给侧，传统产业改造缓慢，向东南亚转移加快，虽然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以及新兴产业发展迅速，但替代不了传统产业衰退留下的空间，同时真正能体现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成长并不理想，比如高端装备制造业、核心电子软件、芯片、处理器，还有新型材料等产业。
二是民间创新动力严重不足。集中式创新过强，民间分散创新偏弱，缺乏规范化的激励机制，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力不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创新有两种，一种是国家集中式创新，它对产业转型升级起到的是向上拉的作用;一种是民间分散式创新，它对产业转型升级发挥的是整体向上推的作用。因此，一个经济体的产业转型升级需要上拉和下推，把集中式创新与分散式创新结合起来，推进产业中高端化。当前面临的问题是，我国的制度优势是在短期内可以迅速调集资本技术等资源在关键领域和环节进行集中式创新，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瓶颈问题。但是，由于体制改革滞后，民间创新主体市场自由不充分，审批环节繁杂，许可证发放多;创新机会不公平，买方卖方垄断重重;创新者创新空间受到限制，并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最终导致民间分散式创新在产业转型升级中推力不足。
三是体制改革滞后，各级政府干预市场、干预企业微观活动有上升趋势，强势政府与建立法治市场发生着尖锐矛盾。从国企看，政府管得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国企的市场竞争力正在迅速消退，仅靠过去的改革红利维持。民企大多拥挤在中低端产业领域，高端进入不足，缺乏高级要素;民企的营商环境比较差，隐形歧视都比较严重;专业热门人才全面缺乏，在公共环境变化后，科研人员不敢去民企兼职、不愿去民营部门。民二代不愿接班，一些极端人士叫喊民营经济完成历史使命，都给民营经济带来恐惧，造成他们信心不足。
一般而言，从迈向发达的高收入国家经验看，从中高收入阶段向高收入迈进过程中，普遍趋向是经济发展要求政府减少干预，赋予企业充分的交换自由和经济自由，建立有法治约束的市场经济体制。“十四五”期间，我国到底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从世界发展经验看，有两种发展模式，一种是东亚模式，政府主导经济发展，一种是欧美模式，市场主导经济发展。政府主导经济发展，虽然在经济飞起阶段通过集中资源“干大事、补短板”，加快了经济增长。但是，这种方式往往会形成寻租和腐败，造成市场扭曲，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伤害经济发展后期潜在生产力的形成。更大的难题是，各级政府主导经济，还会在政府集中关注的一些产业领域，形成运动式上马企业，集中大批量生产同类产品，排浪式供应，市场供求关系受到严重冲击。
此外，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出现明显不协调，社会结构中的矛盾变化严重影响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第一，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改革滞后，收入向资本方倾斜，明显阻碍了需求结构调整;城乡、阶层收入明显分化固化，收入在向高收入群体倾斜，使得供给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缺乏国内市场需求的有力支撑，建立橄榄型社会新格局遇到体制阻力。第二，城乡二元体制难以破除，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突出，使得中国推进城镇化、建立市民化社会结构有可能错失最佳时机。第三，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需要社会赡养的老年人口增长明显快于创造财富的劳动力增长，使得人口红利在加快消失。
四是过去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积累起来的矛盾，相继到了窗口爆发期，同时新的矛盾又在产生，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风险点增多、风险面在扩大，风险燃点在降低。
第一，金融风险积累到爆发阶段，社会总杠杆率冲破250%，汇市、股市、债市、房市、大宗产品市场产生波动共振的可能性加大。
第二，社会各个阶层的诉求增多，对公共服务诉求能力不断提高，使得制度供给难以在短期得到完全满足。特别是一个成长着的中产群体，他们要求扁平化的社会治理同不断加强的纵向化管理遇到了矛盾。依赖传统社会管理思维、借用现代技术手段，去法制化的管理中产阶层，遇到了严重的信任危机。他们要求自我表达、自我决策的愿望明显上升，但纵向管理的社会治理体系，仍习惯于想替他们表达、替他们决策，使得社会摩擦的可能风险在增加。我们不能忽视中产群体的这些诉求变化，因为一个成长着的中产阶层的社会预期对中国未来现代化进程至关重要，我们既需要他们的理性、创新，更需要他们的稳定和消费支撑。
第三，在原有国家扶贫标准条件下，中国的绝对贫困问题于“十三五”期末得到基本解决。但在新形势下，中国的贫困问题又出现了新情况，虽然集中连片贫困问题得到解决，但分散花插在城乡之间的零散贫困人口问题需要社会提供帮助;城镇贫困问题越来越突出。还有，因病致贫、因学致贫频繁发生，作为世界性难题也同样困扰着中国贫困人口。另外，伴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成本的不断提高，原有扶贫标准已经不能完全覆盖新产生的贫困人口，这些新贫困人口脱困也亟需政府配置新的资源。
总体思路是，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大力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加快形成内需导向、供给创新、中高端产业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为此，对外要建立更加理性包容的对外开放体系，对内应加快建立有法治约束的市场经济体系，形成对内对外改革开放新格局。
对外，实施更加理性包容的对外开放。一个自由贸易的世界对中国最有利。第一，我们希望世界自由贸易，国内的体制改革方向就应该向更加适应国际自由贸易的体制目标迈进，即加快改革不适应对外开放的体制。第二，应该加紧跟发达国家和主要经济体签署新的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议，对主要经济体实行“三零”（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协议，首先积极推进中日韩、东盟+中国自贸区形成，然后再与欧盟、拉美国家推进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现在美国跟欧盟、日本、墨西哥、加拿大等国都在签署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双边协议，我们也要加快适应这种新变化，否则我国将在时间上失去竞争优势。第三，淡化意识形态宣传，不刻意推销、输出“中国模式”。因为输出“中国模式”的结果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我们培养了一批市场竞争对手。第四，可考虑全面取消出口退税政策，并主动大幅度降低关税，因为中国可能会很快被取消最惠国待遇。
对内，重启改革新进程。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政府可少干预一些，让市场力量健康成长;在处理国企与民企关系上，国企在竞争性领域和环节多退一些，让民企释放更大活力;在对国企的管理上，政府应减少对企业微观活动的干预，赋予国企真正的竞争中性地位;在社会治理上，管理层思想应解放和少管一些，让社会更加包容开放。具体而言，“十四五”拟采取以下改革发展措施：
第一，建立有法治约束的市场经济，给企业以更大更多的市场自由权。重新调整国企改革思路，放松对国企的管制和干预，重新落实国企独立经营自主权，同时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实质性进展，该退的就退够，该进的就进够;降低垄断行业门槛，加强民企产权保护，落实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扩大民营经济发展空间。
第二，继续大幅度减少政府审批和许可发放，努力改善营商环境，大幅度降税减费，给予企业更多的自由，并减轻他们的负担。
第三，大力集聚社会创新资源，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有效增加国家研发投入，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有序创建一批国家科技创新中心，部署一批创新工程，培养一批具有综合竞争力的创新型龙头企业，打通研发、孵化、中试、产业化创新链条。鼓励民间创新活动，对所有企业的创新投入全部采取加计加倍扣除企业所得税政策，并对固定资产投入实行等额扣除增值税政策;打造六大公共创新平台支持民间创新，即建立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科学仪器设备共享服务、专业技術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投融资服务、科技信息服务等平台，为民间创新提供条件。
中国经济增长有可能迈入
高收入国家门槛
“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将继续处于长周期的下行阶段，但中国经济增长有可能迈入高收入国家门槛。
按照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已经从30多年的高速增长转向不断下行阶段;从经济发展的演进过程分析，经济体由低收入阶段向发达的高收入阶段迈进过程中，经济增长率由快速、高增长率转向中速、中等增長率，进而向低速、低增长率转变，在此转化过程中，我国经济增长率将继续下行。但是，即使“十四五”经济增长率再进一步下降，中国人均GDP也会跨向高收入国家门槛。按照情景分析，假定今后有三种增长方案，乐观方案、基准方案、悲观方案，今后中国经济增长即使从目前的6.5%进一步下降到5.5%、5.0%，中国也会有两个方案在2025年达到高收入国家门槛值。
以2017年为基期，设定以下条件，来看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可能性：
第一，按照乐观方案（改革有大进展）、基准方案（改革有小进展）、悲观方案（改革徘徊没有进展）三方案，分别对2020年、2025年两个时段GDP总量和人均GDP进行预测。
第二，人口考虑可根据世界银行专业部门预测，世界银行对中国人口数据预测是，2020年14.25亿人、2025年14.39亿人。
第三，人民币汇率变动，从2015年到2020年人民币5年内贬值13%，到7：1，2025年人民币升值5%，到6.5：1。
第四，物价到2025年平均每年通胀指数设定为1.5%。
第五，从1990年到2015年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最低门槛由7620美元提高到12475美元，年名义增长率1.99%，设定今后每年平均上调1.5%，2020年、2025年两个时段，高收入国家门槛值分别为13435美元、14471美元。
第六，为了便于同美国进行差距比较，我们对美国也做一简单预测。2005年-2015年美国GDP名义增长率均为3.7%，年均实际增长率在1.5%-2.5%之间，通胀指数年均1.68%。今后设定年均经济增长率2%，通胀指数1.5%，以2015年为基期，预测美国2020年GDP为20.11万亿美元，2025年23.9万亿美元。预测值如表1到表4：
主要结论一是按乐观方案和基准方案，到2025年中国人均GDP为15504美元和14934美元，届时均可超过世界银行的高收入标准值（14471美元），就是说我国从1998年进入中低收入阶段到2010年跨入中高收入阶段用了12年，从中高收入到高收入阶段将需要15年，共计27年。在同一阶段，日本用了18年、韩国21年、新加坡31年、德国27年，高收入国家平均31年时间。这意味着我国必须抓住仅有的时机，向前迈进。
二是美国在2025年GDP达23.9万亿美元，我国2025年GDP总量按乐观、基准方案都达不到美国水平。但与美国的发展差距明显缩小，中国GDP总量占美国总量从2017年的63%缩小到86.5%-93.3%。
结构转型面临两个关口期
“十四五”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外部环境将发生重大变化，结构转型面临两个关口期。
“十四五”期间，与“十二五”“十三五”时期相比，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已经或正在发生转折性变化，以劳动密集型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走到了需要改变的关口期。
一是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之间不适应或摩擦度将加大。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依然将主导世界，但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的地位上升。中国的角色地位将明显变化，由过去的追赶型向引领型变化。但是大国之间对此不适应，中国也没有完全备好自己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毫无疑义，中国在向世界中心逼近，但我们的体制同世界多数国家差异太大，越走向中心，冲突摩擦阻力越大，我们在无法改变世界的情况下，怎么样改革自己的体制机制，进行适应性改革，同现有国际体系接轨，走向更加开放、自由的市场经济，还是继续保持对市场的控制？现在看来这不仅仅是中国的事情，也与世界大国利益息息相关。既然中国想走向世界中心，实现强国梦，发展成为一流国家，不但世界要适应我们，我们还要更多地适应世界。除非我们放弃强国目标，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已与世界市场紧密相联。
二是中国来自两方面国际市场竞争压力会越来越大。一方面美国等发达国家利用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国际资本流向本国市场，同时高端制造在技术创新上竞争力提高和保护强度增加，对中国发展中高端产业形成“高压”效应在变大;另一方面，中低收入国家在中低端制造形成的低成本比较优势对中国市场形成的替代压力，对中国产生的“挤出”效应在不断加大。
三是中美由全面合作为主转向以对抗竞争为主。美国为了保护自身既得国际利益，加大了对中国的不合作程度，特别是转向全面立体多方面遏制中国发展。美国正在下一盘大棋：第一，建立更加自由的世界贸易体系，企图把中国排斥在外。一方面，美国对中国采取单边的贸易保护主义策略，另一方面，对欧盟、北美、日韩等盟友采取更加自由贸易的措施，签署“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双边协议。第二，在科技上围剿中国，从中国对外投资、关键零部件购买、高科技商品供应上限制中国，阻挠中国高科技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的活动，在关键领域限制科学技术人员的交流活动。这就使中国面临两个边缘化风险，即在新一轮贸易自由化过程中被边缘化，在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中科技创新与合作交流被边缘化。第三，更重要的是，在2019年8月5日，在人民币汇率破7之后，美国财政部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开始用金融制裁手段对中国的投资活动、汇率市场施压，进而引起股市、大宗产品等市场的波动共振。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是，美国对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限定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活动，逮捕企业高管，阻止技术转让，限制科技交流，给中国戴上汇率操纵国的帽子，目的就是要削弱甚至中断美国与中国的经济技术以及金融联系，可能造成由贸易摩擦、科技争端和金融制裁引起中美经济、科技、金融“三脱钩”，最终导致我国与世界最大经济体将从过去低成本交易、合作获益，转向摩擦争端、对抗竞争、高成本交易，导致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竞争成本将大大提高。 四是，国际贸易规则改变对中国的冲击将会变大。长期有利于中国出口的WTO世界贸易规则将会改变。WTO将会在以下四方面进行改革：第一，对不以市场导向政策和做法引起的不公平竞争将进行改革;第二，加强对关于工业补贴和国企扭曲市场行为问题进行约束;第三，对第三国强制技术转让政策和做法，造成不公平、妨碍开发和使用创新技术问题会有新规定;第四，对关于贸易和电子商务的数字贸易保护主义问题将提出规则要求。当前，美日欧等国家正在着手推行“三零”（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双边自由贸易协议，这势必会影响到下一步WTO的改革趋向。世界贸易规则的进一步自由化，将对中国未来的出口导向型产业带来新的压力与挑战。
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凸显
国内环境也正在发生變化，过去那种“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的环境已经不存在了，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凸显，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到了需要转变的关口期。
一是依靠大量资源投入（劳动、资本、土地、环境）推进经济增长已经难以为继。在需求侧，投资、消费增长都面临着下行的风险压力。特别是需求结构转换将会引起经济增长的趋势性下滑。在公共投资走向饱和、高端产业投资技术门槛高的情况下，投资下滑加快，急需社会消费增长来填补增长空间时，但与投资相比，由于消费是慢变量、人人决策、理性分散消费、渐进式见效等特点，决定了经济增长在此阶段不可能太快。特别是，由于制度供给不足，社会消费需求动力还不强，消费引领经济增长还难以成型。在供给侧，传统产业改造缓慢，向东南亚转移加快，虽然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以及新兴产业发展迅速，但替代不了传统产业衰退留下的空间，同时真正能体现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成长并不理想，比如高端装备制造业、核心电子软件、芯片、处理器，还有新型材料等产业。
二是民间创新动力严重不足。集中式创新过强，民间分散创新偏弱，缺乏规范化的激励机制，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力不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创新有两种，一种是国家集中式创新，它对产业转型升级起到的是向上拉的作用;一种是民间分散式创新，它对产业转型升级发挥的是整体向上推的作用。因此，一个经济体的产业转型升级需要上拉和下推，把集中式创新与分散式创新结合起来，推进产业中高端化。当前面临的问题是，我国的制度优势是在短期内可以迅速调集资本技术等资源在关键领域和环节进行集中式创新，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瓶颈问题。但是，由于体制改革滞后，民间创新主体市场自由不充分，审批环节繁杂，许可证发放多;创新机会不公平，买方卖方垄断重重;创新者创新空间受到限制，并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最终导致民间分散式创新在产业转型升级中推力不足。
三是体制改革滞后，各级政府干预市场、干预企业微观活动有上升趋势，强势政府与建立法治市场发生着尖锐矛盾。从国企看，政府管得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国企的市场竞争力正在迅速消退，仅靠过去的改革红利维持。民企大多拥挤在中低端产业领域，高端进入不足，缺乏高级要素;民企的营商环境比较差，隐形歧视都比较严重;专业热门人才全面缺乏，在公共环境变化后，科研人员不敢去民企兼职、不愿去民营部门。民二代不愿接班，一些极端人士叫喊民营经济完成历史使命，都给民营经济带来恐惧，造成他们信心不足。
一般而言，从迈向发达的高收入国家经验看，从中高收入阶段向高收入迈进过程中，普遍趋向是经济发展要求政府减少干预，赋予企业充分的交换自由和经济自由，建立有法治约束的市场经济体制。“十四五”期间，我国到底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从世界发展经验看，有两种发展模式，一种是东亚模式，政府主导经济发展，一种是欧美模式，市场主导经济发展。政府主导经济发展，虽然在经济飞起阶段通过集中资源“干大事、补短板”，加快了经济增长。但是，这种方式往往会形成寻租和腐败，造成市场扭曲，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伤害经济发展后期潜在生产力的形成。更大的难题是，各级政府主导经济，还会在政府集中关注的一些产业领域，形成运动式上马企业，集中大批量生产同类产品，排浪式供应，市场供求关系受到严重冲击。
此外，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出现明显不协调，社会结构中的矛盾变化严重影响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第一，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改革滞后，收入向资本方倾斜，明显阻碍了需求结构调整;城乡、阶层收入明显分化固化，收入在向高收入群体倾斜，使得供给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缺乏国内市场需求的有力支撑，建立橄榄型社会新格局遇到体制阻力。第二，城乡二元体制难以破除，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突出，使得中国推进城镇化、建立市民化社会结构有可能错失最佳时机。第三，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需要社会赡养的老年人口增长明显快于创造财富的劳动力增长，使得人口红利在加快消失。
四是过去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积累起来的矛盾，相继到了窗口爆发期，同时新的矛盾又在产生，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风险点增多、风险面在扩大，风险燃点在降低。
第一，金融风险积累到爆发阶段，社会总杠杆率冲破250%，汇市、股市、债市、房市、大宗产品市场产生波动共振的可能性加大。
第二，社会各个阶层的诉求增多，对公共服务诉求能力不断提高，使得制度供给难以在短期得到完全满足。特别是一个成长着的中产群体，他们要求扁平化的社会治理同不断加强的纵向化管理遇到了矛盾。依赖传统社会管理思维、借用现代技术手段，去法制化的管理中产阶层，遇到了严重的信任危机。他们要求自我表达、自我决策的愿望明显上升，但纵向管理的社会治理体系，仍习惯于想替他们表达、替他们决策，使得社会摩擦的可能风险在增加。我们不能忽视中产群体的这些诉求变化，因为一个成长着的中产阶层的社会预期对中国未来现代化进程至关重要，我们既需要他们的理性、创新，更需要他们的稳定和消费支撑。
第三，在原有国家扶贫标准条件下，中国的绝对贫困问题于“十三五”期末得到基本解决。但在新形势下，中国的贫困问题又出现了新情况，虽然集中连片贫困问题得到解决，但分散花插在城乡之间的零散贫困人口问题需要社会提供帮助;城镇贫困问题越来越突出。还有，因病致贫、因学致贫频繁发生，作为世界性难题也同样困扰着中国贫困人口。另外，伴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成本的不断提高，原有扶贫标准已经不能完全覆盖新产生的贫困人口，这些新贫困人口脱困也亟需政府配置新的资源。
“十四五”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总体思路是，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大力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加快形成内需导向、供给创新、中高端产业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为此，对外要建立更加理性包容的对外开放体系，对内应加快建立有法治约束的市场经济体系，形成对内对外改革开放新格局。
对外，实施更加理性包容的对外开放。一个自由贸易的世界对中国最有利。第一，我们希望世界自由贸易，国内的体制改革方向就应该向更加适应国际自由贸易的体制目标迈进，即加快改革不适应对外开放的体制。第二，应该加紧跟发达国家和主要经济体签署新的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议，对主要经济体实行“三零”（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协议，首先积极推进中日韩、东盟+中国自贸区形成，然后再与欧盟、拉美国家推进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现在美国跟欧盟、日本、墨西哥、加拿大等国都在签署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双边协议，我们也要加快适应这种新变化，否则我国将在时间上失去竞争优势。第三，淡化意识形态宣传，不刻意推销、输出“中国模式”。因为输出“中国模式”的结果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我们培养了一批市场竞争对手。第四，可考虑全面取消出口退税政策，并主动大幅度降低关税，因为中国可能会很快被取消最惠国待遇。
对内，重启改革新进程。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政府可少干预一些，让市场力量健康成长;在处理国企与民企关系上，国企在竞争性领域和环节多退一些，让民企释放更大活力;在对国企的管理上，政府应减少对企业微观活动的干预，赋予国企真正的竞争中性地位;在社会治理上，管理层思想应解放和少管一些，让社会更加包容开放。具体而言，“十四五”拟采取以下改革发展措施：
第一，建立有法治约束的市场经济，给企业以更大更多的市场自由权。重新调整国企改革思路，放松对国企的管制和干预，重新落实国企独立经营自主权，同时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实质性进展，该退的就退够，该进的就进够;降低垄断行业门槛，加强民企产权保护，落实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扩大民营经济发展空间。
第二，继续大幅度减少政府审批和许可发放，努力改善营商环境，大幅度降税减费，给予企业更多的自由，并减轻他们的负担。
第三，大力集聚社会创新资源，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有效增加国家研发投入，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有序创建一批国家科技创新中心，部署一批创新工程，培养一批具有综合竞争力的创新型龙头企业，打通研发、孵化、中试、产业化创新链条。鼓励民间创新活动，对所有企业的创新投入全部采取加计加倍扣除企业所得税政策，并对固定资产投入实行等额扣除增值税政策;打造六大公共创新平台支持民间创新，即建立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科学仪器设备共享服务、专业技術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投融资服务、科技信息服务等平台，为民间创新提供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