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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2008年8月29日，巴基斯坦斯瓦特地区的塔利班分子绑架了在巴基斯坦进行援建工程的两名中国工程师。塔利班发言人穆斯利姆·汗声称，他们不会杀害被绑架的中国工程师，但如果政府不满足他们提出的要求，人质不会被释放。穆斯利姆说，塔利班在等待巴基斯坦政府方面主动和他们谈判，如果政府不和他们接洽，两名中国工程师将一直被扣押。
2009年3月18日，陕西省人民医院急救中心病房，刚刚手术后的龙晓伟不由自主地陷入沉思。
仅仅是一个多月前，他的身份仍是巴基斯坦塔利班武装分子的人质，身陷囹国167个日夜。在和平日久的中国，很难想象，他是如何熬过恐怖分子的枪口和死亡相伴的黑色岁月。在中巴两国共同开展外交斡旋以营救人质的同时，这位年仅28岁的工程师也在求生意志的驱使下，上演了一出中国版的生死“越狱”。
我们只是请你来做客
1981年6月29日出生的龙晓伟从宝鸡技术学院毕业后，成了西安某公司的一名技术人员。2008年5月20日，他被外派到巴基斯坦，以工程师的身份和一位叫张国的同事在巴基斯坦的项目组工作。
龙晓伟的职务是监理，主要工作是检查验收通讯铁塔。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到塔站检修、回驻地。和国内不同的是，他随身带有保安和司机。
去巴基斯坦之前，他只在网上查了点资料，知道巴基斯坦有塔利班，但从来没有想过绑架这个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因为有7000多名中国人在巴基斯坦不同的项目组工作，很多时候，龙晓伟会有还待在中国的幻觉，每天接触最多的也是中国人。在他看来，巴基斯坦人对中国人很友好，那里的孩子见到他们会一路追着用中文喊“你好”。
去年8月29日，龙晓伟和张国刚从伊斯兰堡回来，还没来得及把随身的东西放下，就被派去基站。由于两个基站挨得很近，为了安全，两人坐了一辆车。
检查完基站，龙晓伟给队长和远在宝鸡农村的母亲王乖莲打了个电话，报了平安。巴基斯坦的电话打到国内3毛钱一分钟，龙晓伟一天会给家里打四五个电话。母亲用了一半时间来叮嘱儿子注意安全，母亲的担心并非多余，仅在两天前，他们就因迪尔地区局势紧张而返回首都伊斯兰堡避乱。多年来，恐怖袭击、经济危机、印巴冲突持续困扰着这个南亚国家。尤其是在2001年阿富汗战争后，被美军击溃的塔利班武装力量，越过边境渗透进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斯瓦特(Swat)，成为影响地区安全的隐患。
但对于自认为“只是来工作”的龙晓伟来说，这有点虚幻得像好莱坞大片。如果不来这里，他将是西安一家普通钢结构公司的技术人员，月薪千元，“饿不死，也撑不着”。西部农村的困顿和海外工资的优厚对比让他甘愿冒险一搏。
下午3时，一行4人踏上回程。途中一辆本地工程车疾驰而过，要是平时对方一般都会停下寒暄或交流，但这一次却匆忙得反常。这一细节并没有引起龙晓伟足够的注意。在继续开了十多分钟后，一辆突然出现在山体拐弯处的吉普车截住了他们。随后，一个电影式的场景出现了——10多个拿着AK47步枪的蒙面人跳下车围住了他们，用普什图语喊，“下车!下車!”
一个武装分子拉开车门，企图拉扯靠边的张国，张侧身挣脱，结果换来对方一记枪托重击。龙晓伟马上拿出护照，对他们说，“我们是中国人，是巴基斯坦人民的朋友，兄弟。”对方并不理会，还把枪口高举对准龙晓伟的额头，推弹上膛的摩擦声让他打消了抵抗的打算。武装分子把两人塞进吉普车。保安、司机也同时被押走，就连皮卡车的车轮也被拆了下来。
汽车启动前，龙晓伟试探性地问：“你们会杀我们吗?”对方说：“安拉知道。”说完，一块黑布蒙上了他的眼睛。吉普车颠簸了十多个小时后终于停下。龙晓伟被推下车，摘下黑布后，只见这里是一个废弃学校模样的地方，没有门窗的楼房，微弱的灯光和一人高的杂草，以及那些无处不在的机枪和火箭筒。一块挂在大门处的铁牌标志着这里的地理方位——斯瓦特。这意味着，他们已经进入了塔利班武装的控制范围。“我们只是请你们来做客。”一名摘下面纱的武装分子说，然后指着远处的机枪告诫，“如果逃跑，你们会被打成筛子。”
龙晓伟双手不断地颤抖，因为对方的眼中充满了杀气。这并非他第一次见到塔利班。在巴基斯坦的斯瓦特以及邻近的迪尔地区，塔利班都是很常见的武装人员，没有战斗的时候，他们甚至就是普通的农民。以往外出工作时遇到塔利班，龙晓伟都会退避三舍，倒也能相安无事。现在，不祥的预感笼罩着他，他小心翼翼地向对方再三表示：“我们只是普通人，你们一定搞错了。”
塔利班并没有搞错。塔利班密探早就盯上了这两名中国工程师，看到他们防卫意识不强且没有警察伴随，于是研究他们的工作与生活规律，最终得手。
一夜无眠后，第二天一早龙晓伟和张国被转移到一处河谷山顶上的民宅。这是一座不足10平方米的石木屋，房子连窗户都用木板钉死了，白天，透过木板间缝隙照进来的阳光，才能让房子亮起来，到了晚上，就是漆黑一片。
9月2日，塔利班向西方媒体宣布绑架了两名中国工程师，开列了一份释放人质的“条件清单”交给巴基斯坦政府。
从恐惧、愤怒到悲观，龙晓伟的反抗意志在饥饿、孤独和暴力中逐渐瓦解。时值巴基斯坦政府军和塔利班战事正酣，白天，炮弹在屋外爆炸，剧烈的冲击波把墙壁的石块纷纷震落。晚上，惊魂未定的他和张国又成为塔利班士兵们发泄的对象。他们用木棍随意打骂，或者用枪瞄准他们作乐。像猫玩老鼠，两人只是他们寻乐的工具。两人无法刷牙、洗澡、换衣服。成群结队的老鼠在龙晓伟眼皮底下抢夺从嘴边漏出的玉米饼屑，浑浊冰凉的雨水让两人患上了肠胃疾病。死亡的阴影步步逼近。龙晓伟从地上捡了一块丢弃的刮胡刀片，割开袖口藏起来。他打定主意，如果对方要杀自己，就先割脉自杀。
逃跑遇上塔利班士兵
在中巴两国政府层面，营救行动早已展开。绑架事件发生后第四天，在中方“全力营救人质”要求下，巴方召开了迪尔地区的部落会议，依靠当地部落长老的影响力制约塔利班的过激行为。同时，巴军方也以停火示好，创造营救氛围。
但这些利好信息并不能有效地传达到龙晓伟那里，他仍挣扎在绝望的边缘。
6个被堵着嘴的美国人跪在地上，6个武装分子各拿出一把锋利的小刀，慢慢切割人质的脖子。最后，血淋淋的头颅被提在手里，像展示一批战利品……这是关押后塔利班每天强迫龙晓伟和张国看的录像。他们用这种更甚于肉体折磨的方式告诉人质——如果不合作，他们将也是这个下场。
这几乎击垮了龙晓伟最后的精神防线——“如果要这样痛苦且毫无 尊严地死去，还不如自行了断。”
这个想法被扭转于劫持后第10天，9月7日，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获准与龙晓伟通话，安慰他们与对方搞好关系，并为其送去过冬衣物。
不过，龙晓伟也发现，塔利班武装分子的生活也非常简朴：他们睡在粗糙的毯子上，用自己的穆斯林头巾当枕头。主食是阿富汗烧饼，菜只有红辣椒、腌菜和洋葱。
看守士兵里，一个17岁的青年让龙晓伟感到短暂的温暖。他会为两人偷偷送上食物和药品，偶尔还会有两块糖。如果不是谈论战争和美国人的时候，纯真会重回对方的眼睛。这个青年几乎没有童年记忆，从小就被穷困的家人送去当塔利班，塔利班分给他们食物，并教导他们随时为首领牺牲。十多天后，这个青年说真主召唤他去战斗，下山后便没有了消息。
9月12日，塔利班又批准龙晓伟他们与家人通话。龙晓伟和母亲在电话两头泣不成声，在短短两分钟时间里，他叮嘱家人要好好过中秋节，并拜托父亲为第二天生日的3岁儿子买一个生日蛋糕。母亲则安慰他说：“国家一定会救你的。”
生存的愿望空前强烈起来，龙晓伟提议逃跑，张国赞成。两人一共商量了三套越狱方案，最后确定了东边路线，主要是东边山势险峻。布控有限。同时，在500公里内，夜晚会有一大片灯光，估计是个较大城市。方案制订后，他们还制定了较为详细的逃跑时间表。
在此期间，释放的消息不时传来，但又一次次破灭。到10月中旬，从首领及看守越来越不耐烦的态度中，龙晓伟估计自己的利用价值已经快到尽头，必须尽快实施“越狱”。
10月16日，斯瓦特地区下了一场大雨，次日是个阴天。龙晓伟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白天，他们支开守卫下山帮他们买电话卡，以消耗对方体力。入夜后，龙晓伟假装心脏不舒服，要求敞开门睡觉，对方竟也同意了。
晚上10点，龙晓伟和张国迈过熟睡中的守卫，向灯光闪亮处狂奔。
夜黑得出奇，两个奔向自由的身影穿梭在山谷丛林中。脚步声惊动了一群狼狗，两人慌不择路，带刺的灌木钩破衣服，留下血痕。大约跑了一个小时后，在一个拐弯处，张国踩着一块圆石滑倒了，右腿膝盖首先着地，一阵刺痛让他跪地不起。缓过神时，龙晓伟已不见踪影。张国往前追了一段后又返程寻找，他不敢喊对方名字，学了鸡叫又学狗吠，但始终没有回应。而另一边的龙晓伟也在做着相似的努力，他在原地等了30分钟，又往前追了两个小时，始终不见对方。两人彻底走散了。
事实上，两人当时并没有隔多远，他们失散的拐弯处是一条分岔口，黑暗遮蔽了方向，龙晓伟选了往下走，而张国却选了往上。像分别走在扇形的两条半径上，再也无法重合。
凌晨2时左右，身后响起了喊叫声，灯光也亮了起来。龙晓伟被搅乱了心神，他从山坡高处跳到一栋民宅的屋顶上，脚下一滑，摔了下来，腿断了。
密集的枪声随即响了起来，还有狗吠声。龙晓伟第一反应是张国遇难了(其实张国越狱成功，被清真寺伊斯兰教徒救走)，他趴在地上，往枪响的方向叩了三个响头：“是我提议逃的，却让人家把命给搭上了。”这个误会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龙晓伟的信心，但他已经无法回头。他只能拖着断腿匍匐爬向前方的村子。当他敲开一户农户的木门时，却后悔莫及地发现，前面站着一个拿对讲机的塔利班士兵!
感谢祖国
在巴军方短暂搜寻无果后，塔利班宣布他们重新抓回了人质。
这是一个让人担心的消息，对于被触犯了权威的塔利班来说，杀死一个逃跑者几乎是肯定的。但是迫于政治压力，他们最终没有进一步伤害龙晓伟。只是把当晚疏于职守的士兵抽了30皮鞭，在接下来的一百多天时间里，受罚的士兵又报复龙晓伟，不给他药和医疗器具，龙晓伟只好找了两块木板，自行包扎断腿。看守们更加频繁地打他，罚他蹲地道。由于长时间得不到医治，他的骨痂成畸形愈合，右脚紫黑、浮肿，且向外弯益。
陪龙晓伟一起受煎熬的还有他在宝鸡农村的家。那个叫龙家湾的村子离市区有40公里，龙晓伟的妻子是一名纺织工，因为丈夫的事情已辞掉了工作。
自从儿子被绑架后，只有小学文化的母亲开始在一本记饲料账的本子上记日记，这些简单且错字频出的流水账，记录了她每一次与儿子的通话，“希望日后能让孙子像他爸爸一样勇敢”。
而提前回国的张国，在一直焦急地等侯龙晓伟消息的同时患上了抑郁症。他的同事必须轮流看守着他，一点声音和光线的变化都让他如惊弓之鸟。他数次想联系龙晓伟的家里，但是又怕龙晓伟的母亲触景生情，于是作罢。
因为那次逃跑，龙晓伟被用棍棒打了后背几次。没有了同伴，他再次陷入绝望。没有人商量和说话，绝望更加冰冷。很多时候，他的活动区域被限制在地道里。地道不到一人高，需要弯腰进去。家人的照片在相机里被抢走了，他每天的日子，就是在记忆里搜索家人的样子。他在心里哭了很多遍，但是憋着一股劲，不哭在脸上。
龙晓伟不知道，他遭绑架之事受到了中国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外交部、商务部等几个部委甚至联合组成了专案组，每周召开协调会，开展周密的营救行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也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通过一切途径与巴方进行交涉。在营救他的过程中，中国驻巴大使馆甚至打破外交传统，通过联系塔利班的重量级人物穆斯利姆·汗来软化绑匪立场。
巴政府也高度重视，巴内政部、情报机构和军方都积极参与了营救工作。扎尔达里总统也亲自过问此事。2009年2月14日，在他刚刚获悉人质有可能被释放时，他就亲自打电话给罗照辉大使，告知说“你们的人可以跟我一起去中国了”。(按计划，扎尔达里总统将于2月20日前往中国上海和湖北进行访问。)
2009年2月14日清晨，雨雪侵蚀致使地下通道突然坍塌。龙晓伟听到塔利班武装人员在门外喊道：“地道塌了，中国人完了。”当武装人员打开房门、看到他好端端地站在他们面前时，惊呆了!
上午7时，塔利班让龙晓伟换上一套新衣服。就在对方把新买的衣服递到他手里时，龙晓伟心里“咯噔”一下：“他们是要放我回家还是要杀我呢?”
他被带上车，开始在延绵的山路上兜圈子。直到晚上9点30分，塔利班分子將他交给了巴基斯坦警方。晚上9点45分，龙晓伟的父亲再次接到了来自巴基斯坦的电话。电话那边，龙晓伟因激动而哽咽难语。他断断续续地告诉父亲：“我安全了，现在就在去伊斯兰堡的路上!”
2月15日凌晨1点30分，龙晓伟在巴基斯坦警方的护送下，平安抵达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罗照辉大使早已为他安排了一桌丰盛的宴席，为他压惊洗尘。所有人都含着眼泪，逐一向龙晓伟敬酒，祝贺他重获自由。喝着来自祖国的酒，吃着热腾腾的面条，龙晓伟泪流满面。
2月18日，在罗照辉大使的安排下，龙晓伟乘飞机离开伊斯兰堡，回到了家乡西安。
3岁的孩子已经不认识他了，不肯叫爸爸，躲在人群后偷偷看他。
没有想象中的号啕大哭，他镇静得出奇。这场面已经在他的脑海里演练了无数遍。晚上，在病房，一家三口一夜没睡。龙晓伟和妻子说了一夜的心里话，孩子和他熟了，兴奋地围着他转。终于踏实了。
167天没洗澡，没换衣服，没理发。他的体重由刚去巴基斯坦时的160斤减少到146斤。回首被塔利班扣押的167天，这位坚毅又略显腼腆的年轻工程师说：“事情都过去了，我只想感谢那些帮助我、记挂我的人!感谢祖国!”
2009年3月18日，陕西省人民医院急救中心病房，刚刚手术后的龙晓伟不由自主地陷入沉思。
仅仅是一个多月前，他的身份仍是巴基斯坦塔利班武装分子的人质，身陷囹国167个日夜。在和平日久的中国，很难想象，他是如何熬过恐怖分子的枪口和死亡相伴的黑色岁月。在中巴两国共同开展外交斡旋以营救人质的同时，这位年仅28岁的工程师也在求生意志的驱使下，上演了一出中国版的生死“越狱”。
我们只是请你来做客
1981年6月29日出生的龙晓伟从宝鸡技术学院毕业后，成了西安某公司的一名技术人员。2008年5月20日，他被外派到巴基斯坦，以工程师的身份和一位叫张国的同事在巴基斯坦的项目组工作。
龙晓伟的职务是监理，主要工作是检查验收通讯铁塔。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到塔站检修、回驻地。和国内不同的是，他随身带有保安和司机。
去巴基斯坦之前，他只在网上查了点资料，知道巴基斯坦有塔利班，但从来没有想过绑架这个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因为有7000多名中国人在巴基斯坦不同的项目组工作，很多时候，龙晓伟会有还待在中国的幻觉，每天接触最多的也是中国人。在他看来，巴基斯坦人对中国人很友好，那里的孩子见到他们会一路追着用中文喊“你好”。
去年8月29日，龙晓伟和张国刚从伊斯兰堡回来，还没来得及把随身的东西放下，就被派去基站。由于两个基站挨得很近，为了安全，两人坐了一辆车。
检查完基站，龙晓伟给队长和远在宝鸡农村的母亲王乖莲打了个电话，报了平安。巴基斯坦的电话打到国内3毛钱一分钟，龙晓伟一天会给家里打四五个电话。母亲用了一半时间来叮嘱儿子注意安全，母亲的担心并非多余，仅在两天前，他们就因迪尔地区局势紧张而返回首都伊斯兰堡避乱。多年来，恐怖袭击、经济危机、印巴冲突持续困扰着这个南亚国家。尤其是在2001年阿富汗战争后，被美军击溃的塔利班武装力量，越过边境渗透进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斯瓦特(Swat)，成为影响地区安全的隐患。
但对于自认为“只是来工作”的龙晓伟来说，这有点虚幻得像好莱坞大片。如果不来这里，他将是西安一家普通钢结构公司的技术人员，月薪千元，“饿不死，也撑不着”。西部农村的困顿和海外工资的优厚对比让他甘愿冒险一搏。
下午3时，一行4人踏上回程。途中一辆本地工程车疾驰而过，要是平时对方一般都会停下寒暄或交流，但这一次却匆忙得反常。这一细节并没有引起龙晓伟足够的注意。在继续开了十多分钟后，一辆突然出现在山体拐弯处的吉普车截住了他们。随后，一个电影式的场景出现了——10多个拿着AK47步枪的蒙面人跳下车围住了他们，用普什图语喊，“下车!下車!”
一个武装分子拉开车门，企图拉扯靠边的张国，张侧身挣脱，结果换来对方一记枪托重击。龙晓伟马上拿出护照，对他们说，“我们是中国人，是巴基斯坦人民的朋友，兄弟。”对方并不理会，还把枪口高举对准龙晓伟的额头，推弹上膛的摩擦声让他打消了抵抗的打算。武装分子把两人塞进吉普车。保安、司机也同时被押走，就连皮卡车的车轮也被拆了下来。
汽车启动前，龙晓伟试探性地问：“你们会杀我们吗?”对方说：“安拉知道。”说完，一块黑布蒙上了他的眼睛。吉普车颠簸了十多个小时后终于停下。龙晓伟被推下车，摘下黑布后，只见这里是一个废弃学校模样的地方，没有门窗的楼房，微弱的灯光和一人高的杂草，以及那些无处不在的机枪和火箭筒。一块挂在大门处的铁牌标志着这里的地理方位——斯瓦特。这意味着，他们已经进入了塔利班武装的控制范围。“我们只是请你们来做客。”一名摘下面纱的武装分子说，然后指着远处的机枪告诫，“如果逃跑，你们会被打成筛子。”
龙晓伟双手不断地颤抖，因为对方的眼中充满了杀气。这并非他第一次见到塔利班。在巴基斯坦的斯瓦特以及邻近的迪尔地区，塔利班都是很常见的武装人员，没有战斗的时候，他们甚至就是普通的农民。以往外出工作时遇到塔利班，龙晓伟都会退避三舍，倒也能相安无事。现在，不祥的预感笼罩着他，他小心翼翼地向对方再三表示：“我们只是普通人，你们一定搞错了。”
塔利班并没有搞错。塔利班密探早就盯上了这两名中国工程师，看到他们防卫意识不强且没有警察伴随，于是研究他们的工作与生活规律，最终得手。
一夜无眠后，第二天一早龙晓伟和张国被转移到一处河谷山顶上的民宅。这是一座不足10平方米的石木屋，房子连窗户都用木板钉死了，白天，透过木板间缝隙照进来的阳光，才能让房子亮起来，到了晚上，就是漆黑一片。
9月2日，塔利班向西方媒体宣布绑架了两名中国工程师，开列了一份释放人质的“条件清单”交给巴基斯坦政府。
从恐惧、愤怒到悲观，龙晓伟的反抗意志在饥饿、孤独和暴力中逐渐瓦解。时值巴基斯坦政府军和塔利班战事正酣，白天，炮弹在屋外爆炸，剧烈的冲击波把墙壁的石块纷纷震落。晚上，惊魂未定的他和张国又成为塔利班士兵们发泄的对象。他们用木棍随意打骂，或者用枪瞄准他们作乐。像猫玩老鼠，两人只是他们寻乐的工具。两人无法刷牙、洗澡、换衣服。成群结队的老鼠在龙晓伟眼皮底下抢夺从嘴边漏出的玉米饼屑，浑浊冰凉的雨水让两人患上了肠胃疾病。死亡的阴影步步逼近。龙晓伟从地上捡了一块丢弃的刮胡刀片，割开袖口藏起来。他打定主意，如果对方要杀自己，就先割脉自杀。
逃跑遇上塔利班士兵
在中巴两国政府层面，营救行动早已展开。绑架事件发生后第四天，在中方“全力营救人质”要求下，巴方召开了迪尔地区的部落会议，依靠当地部落长老的影响力制约塔利班的过激行为。同时，巴军方也以停火示好，创造营救氛围。
但这些利好信息并不能有效地传达到龙晓伟那里，他仍挣扎在绝望的边缘。
6个被堵着嘴的美国人跪在地上，6个武装分子各拿出一把锋利的小刀，慢慢切割人质的脖子。最后，血淋淋的头颅被提在手里，像展示一批战利品……这是关押后塔利班每天强迫龙晓伟和张国看的录像。他们用这种更甚于肉体折磨的方式告诉人质——如果不合作，他们将也是这个下场。
这几乎击垮了龙晓伟最后的精神防线——“如果要这样痛苦且毫无 尊严地死去，还不如自行了断。”
这个想法被扭转于劫持后第10天，9月7日，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获准与龙晓伟通话，安慰他们与对方搞好关系，并为其送去过冬衣物。
不过，龙晓伟也发现，塔利班武装分子的生活也非常简朴：他们睡在粗糙的毯子上，用自己的穆斯林头巾当枕头。主食是阿富汗烧饼，菜只有红辣椒、腌菜和洋葱。
看守士兵里，一个17岁的青年让龙晓伟感到短暂的温暖。他会为两人偷偷送上食物和药品，偶尔还会有两块糖。如果不是谈论战争和美国人的时候，纯真会重回对方的眼睛。这个青年几乎没有童年记忆，从小就被穷困的家人送去当塔利班，塔利班分给他们食物，并教导他们随时为首领牺牲。十多天后，这个青年说真主召唤他去战斗，下山后便没有了消息。
9月12日，塔利班又批准龙晓伟他们与家人通话。龙晓伟和母亲在电话两头泣不成声，在短短两分钟时间里，他叮嘱家人要好好过中秋节，并拜托父亲为第二天生日的3岁儿子买一个生日蛋糕。母亲则安慰他说：“国家一定会救你的。”
生存的愿望空前强烈起来，龙晓伟提议逃跑，张国赞成。两人一共商量了三套越狱方案，最后确定了东边路线，主要是东边山势险峻。布控有限。同时，在500公里内，夜晚会有一大片灯光，估计是个较大城市。方案制订后，他们还制定了较为详细的逃跑时间表。
在此期间，释放的消息不时传来，但又一次次破灭。到10月中旬，从首领及看守越来越不耐烦的态度中，龙晓伟估计自己的利用价值已经快到尽头，必须尽快实施“越狱”。
10月16日，斯瓦特地区下了一场大雨，次日是个阴天。龙晓伟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白天，他们支开守卫下山帮他们买电话卡，以消耗对方体力。入夜后，龙晓伟假装心脏不舒服，要求敞开门睡觉，对方竟也同意了。
晚上10点，龙晓伟和张国迈过熟睡中的守卫，向灯光闪亮处狂奔。
夜黑得出奇，两个奔向自由的身影穿梭在山谷丛林中。脚步声惊动了一群狼狗，两人慌不择路，带刺的灌木钩破衣服，留下血痕。大约跑了一个小时后，在一个拐弯处，张国踩着一块圆石滑倒了，右腿膝盖首先着地，一阵刺痛让他跪地不起。缓过神时，龙晓伟已不见踪影。张国往前追了一段后又返程寻找，他不敢喊对方名字，学了鸡叫又学狗吠，但始终没有回应。而另一边的龙晓伟也在做着相似的努力，他在原地等了30分钟，又往前追了两个小时，始终不见对方。两人彻底走散了。
事实上，两人当时并没有隔多远，他们失散的拐弯处是一条分岔口，黑暗遮蔽了方向，龙晓伟选了往下走，而张国却选了往上。像分别走在扇形的两条半径上，再也无法重合。
凌晨2时左右，身后响起了喊叫声，灯光也亮了起来。龙晓伟被搅乱了心神，他从山坡高处跳到一栋民宅的屋顶上，脚下一滑，摔了下来，腿断了。
密集的枪声随即响了起来，还有狗吠声。龙晓伟第一反应是张国遇难了(其实张国越狱成功，被清真寺伊斯兰教徒救走)，他趴在地上，往枪响的方向叩了三个响头：“是我提议逃的，却让人家把命给搭上了。”这个误会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龙晓伟的信心，但他已经无法回头。他只能拖着断腿匍匐爬向前方的村子。当他敲开一户农户的木门时，却后悔莫及地发现，前面站着一个拿对讲机的塔利班士兵!
感谢祖国
在巴军方短暂搜寻无果后，塔利班宣布他们重新抓回了人质。
这是一个让人担心的消息，对于被触犯了权威的塔利班来说，杀死一个逃跑者几乎是肯定的。但是迫于政治压力，他们最终没有进一步伤害龙晓伟。只是把当晚疏于职守的士兵抽了30皮鞭，在接下来的一百多天时间里，受罚的士兵又报复龙晓伟，不给他药和医疗器具，龙晓伟只好找了两块木板，自行包扎断腿。看守们更加频繁地打他，罚他蹲地道。由于长时间得不到医治，他的骨痂成畸形愈合，右脚紫黑、浮肿，且向外弯益。
陪龙晓伟一起受煎熬的还有他在宝鸡农村的家。那个叫龙家湾的村子离市区有40公里，龙晓伟的妻子是一名纺织工，因为丈夫的事情已辞掉了工作。
自从儿子被绑架后，只有小学文化的母亲开始在一本记饲料账的本子上记日记，这些简单且错字频出的流水账，记录了她每一次与儿子的通话，“希望日后能让孙子像他爸爸一样勇敢”。
而提前回国的张国，在一直焦急地等侯龙晓伟消息的同时患上了抑郁症。他的同事必须轮流看守着他，一点声音和光线的变化都让他如惊弓之鸟。他数次想联系龙晓伟的家里，但是又怕龙晓伟的母亲触景生情，于是作罢。
因为那次逃跑，龙晓伟被用棍棒打了后背几次。没有了同伴，他再次陷入绝望。没有人商量和说话，绝望更加冰冷。很多时候，他的活动区域被限制在地道里。地道不到一人高，需要弯腰进去。家人的照片在相机里被抢走了，他每天的日子，就是在记忆里搜索家人的样子。他在心里哭了很多遍，但是憋着一股劲，不哭在脸上。
龙晓伟不知道，他遭绑架之事受到了中国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外交部、商务部等几个部委甚至联合组成了专案组，每周召开协调会，开展周密的营救行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也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通过一切途径与巴方进行交涉。在营救他的过程中，中国驻巴大使馆甚至打破外交传统，通过联系塔利班的重量级人物穆斯利姆·汗来软化绑匪立场。
巴政府也高度重视，巴内政部、情报机构和军方都积极参与了营救工作。扎尔达里总统也亲自过问此事。2009年2月14日，在他刚刚获悉人质有可能被释放时，他就亲自打电话给罗照辉大使，告知说“你们的人可以跟我一起去中国了”。(按计划，扎尔达里总统将于2月20日前往中国上海和湖北进行访问。)
2009年2月14日清晨，雨雪侵蚀致使地下通道突然坍塌。龙晓伟听到塔利班武装人员在门外喊道：“地道塌了，中国人完了。”当武装人员打开房门、看到他好端端地站在他们面前时，惊呆了!
上午7时，塔利班让龙晓伟换上一套新衣服。就在对方把新买的衣服递到他手里时，龙晓伟心里“咯噔”一下：“他们是要放我回家还是要杀我呢?”
他被带上车，开始在延绵的山路上兜圈子。直到晚上9点30分，塔利班分子將他交给了巴基斯坦警方。晚上9点45分，龙晓伟的父亲再次接到了来自巴基斯坦的电话。电话那边，龙晓伟因激动而哽咽难语。他断断续续地告诉父亲：“我安全了，现在就在去伊斯兰堡的路上!”
2月15日凌晨1点30分，龙晓伟在巴基斯坦警方的护送下，平安抵达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罗照辉大使早已为他安排了一桌丰盛的宴席，为他压惊洗尘。所有人都含着眼泪，逐一向龙晓伟敬酒，祝贺他重获自由。喝着来自祖国的酒，吃着热腾腾的面条，龙晓伟泪流满面。
2月18日，在罗照辉大使的安排下，龙晓伟乘飞机离开伊斯兰堡，回到了家乡西安。
3岁的孩子已经不认识他了，不肯叫爸爸，躲在人群后偷偷看他。
没有想象中的号啕大哭，他镇静得出奇。这场面已经在他的脑海里演练了无数遍。晚上，在病房，一家三口一夜没睡。龙晓伟和妻子说了一夜的心里话，孩子和他熟了，兴奋地围着他转。终于踏实了。
167天没洗澡，没换衣服，没理发。他的体重由刚去巴基斯坦时的160斤减少到146斤。回首被塔利班扣押的167天，这位坚毅又略显腼腆的年轻工程师说：“事情都过去了，我只想感谢那些帮助我、记挂我的人!感谢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