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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充满了无数苦难和辉煌的时期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结束了封建中国100多年的屈辱历史，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成功改造成了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独立新中国。这一伟大时期我们的党创造的辉煌成绩离不开湘籍共产党员的点滴努力。本文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湘籍革命家这一群体的革命功绩来做一个简要的概说和了解。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革命；湘籍革命家；革命功绩
从1919年到1949年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此间的革命是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充满了无数苦难和辉煌的时期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结束了封建中国100多年的屈辱历史，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成功改造成了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独立新中国。这一时期也确实涌现了不少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如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毛泽民，周恩来称“足以为党之模范”的左权，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领导了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五四运动的邓中夏，还有以蔡和森、夏明翰、向警予、杨开慧等为代表的革命英烈。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上是革命政党的核心成员
没有一个革命政党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机关，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深知革命政党的重要性，为党的建设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无论是在共产党创建期间还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次代表大会选举的领导机关中均有湘籍革命家的重要位置。如在1920年8月以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建立了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6个地方组织。在这8个共产党的地方组织中，除武汉、济南、广州以外，均有湘籍人士参加。李达、李启汉、林伯渠、陈为人在上海，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缪伯英在北京，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周佛海在日本东京，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在欧洲，都是共产党组织的发起人或参与者。中共一大13名代表中，湘籍占4名，即毛泽东、何叔衡、李达、周佛海。当时全国共有共产党员53名，其中湘籍近20名，三分天下有其一。截止到1922年6月30日，全国共有党员195人，在湖南的湘籍党员就有30人，还不包括在其他地方的湘籍党员[1]。
二、军事上革命军队的领导骨干
俗话说，“无湘不成军”，这句话用来说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湘籍革命家群体对于创建革命军队的贡献是非常恰当的。如湘籍共产党人王尔琢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做出过重大的军事贡献。1924秋王尔琢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之后不久就参加了两次东征，一是平定广州商团叛乱，二是讨伐军阀陈炯明。在北伐战争时期，于1926年参与改编国民革命军第3师，先担任国民革命军第3师东路先遣军党代表，尔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3军26团党代表，继尔于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25师74团参谋长。南昌起义之后他随朱德、陈毅等转战闽粤赣湘边界地区，坚持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1928年4月，朱德与毛泽东会师后，王尔琢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参谋长兼第28团团长。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他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不仅协助毛泽东、朱德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而且每次大的战斗，都直接指挥部队作战，英勇作战，粉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的“会剿”，为保卫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本人从而成为纵横井冈山的一员晓将，其所指挥的28团赢得了“飞兵二十八团”的佳誉。1828年8月他在江西崇义思顺墟劝阻、追击叛徒时英勇牺牲，年仅25岁。
三、理论上革命理论的杰出代表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为了夺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湘籍革命家群体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进行了探讨和研究，是这一理论的杰出代表。譬如邓中夏在1925年5月发表的《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问题》，还提出了无产阶级要争夺政权的思想，指出：“政权不是从天外飞到我们工人手中的，是要我们从实际斗爭中去一点一滴的以至于全部的取得”。这一观点代表着当时党内认识的最高水平。在探索中国新民主义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通过不断的理论总结，形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重要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不仅首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而且系统地回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杰出代表。在革命的性质问题上，他提出“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的革命”[2]的观点；在革命的步骤问题上，提出分“两步走”，即整个中国革命分为两步，第一步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革命的关系犹如一篇文章的上篇和下篇，只有做好上篇才能去做下篇；在革命的总路线问题上，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3]。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动力是人民大众，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革命的道路问题上，提出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革命的方式方法上，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所有这些，构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完整体系。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通史（第1卷）[M].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443.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47.
[3]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16.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革命；湘籍革命家；革命功绩
从1919年到1949年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此间的革命是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充满了无数苦难和辉煌的时期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结束了封建中国100多年的屈辱历史，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成功改造成了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独立新中国。这一时期也确实涌现了不少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如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毛泽民，周恩来称“足以为党之模范”的左权，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领导了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五四运动的邓中夏，还有以蔡和森、夏明翰、向警予、杨开慧等为代表的革命英烈。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上是革命政党的核心成员
没有一个革命政党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机关，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深知革命政党的重要性，为党的建设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无论是在共产党创建期间还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次代表大会选举的领导机关中均有湘籍革命家的重要位置。如在1920年8月以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建立了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6个地方组织。在这8个共产党的地方组织中，除武汉、济南、广州以外，均有湘籍人士参加。李达、李启汉、林伯渠、陈为人在上海，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缪伯英在北京，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周佛海在日本东京，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在欧洲，都是共产党组织的发起人或参与者。中共一大13名代表中，湘籍占4名，即毛泽东、何叔衡、李达、周佛海。当时全国共有共产党员53名，其中湘籍近20名，三分天下有其一。截止到1922年6月30日，全国共有党员195人，在湖南的湘籍党员就有30人，还不包括在其他地方的湘籍党员[1]。
二、军事上革命军队的领导骨干
俗话说，“无湘不成军”，这句话用来说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湘籍革命家群体对于创建革命军队的贡献是非常恰当的。如湘籍共产党人王尔琢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做出过重大的军事贡献。1924秋王尔琢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之后不久就参加了两次东征，一是平定广州商团叛乱，二是讨伐军阀陈炯明。在北伐战争时期，于1926年参与改编国民革命军第3师，先担任国民革命军第3师东路先遣军党代表，尔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3军26团党代表，继尔于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25师74团参谋长。南昌起义之后他随朱德、陈毅等转战闽粤赣湘边界地区，坚持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1928年4月，朱德与毛泽东会师后，王尔琢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参谋长兼第28团团长。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他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不仅协助毛泽东、朱德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而且每次大的战斗，都直接指挥部队作战，英勇作战，粉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的“会剿”，为保卫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本人从而成为纵横井冈山的一员晓将，其所指挥的28团赢得了“飞兵二十八团”的佳誉。1828年8月他在江西崇义思顺墟劝阻、追击叛徒时英勇牺牲，年仅25岁。
三、理论上革命理论的杰出代表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为了夺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湘籍革命家群体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进行了探讨和研究，是这一理论的杰出代表。譬如邓中夏在1925年5月发表的《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问题》，还提出了无产阶级要争夺政权的思想，指出：“政权不是从天外飞到我们工人手中的，是要我们从实际斗爭中去一点一滴的以至于全部的取得”。这一观点代表着当时党内认识的最高水平。在探索中国新民主义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通过不断的理论总结，形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重要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不仅首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而且系统地回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杰出代表。在革命的性质问题上，他提出“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的革命”[2]的观点；在革命的步骤问题上，提出分“两步走”，即整个中国革命分为两步，第一步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革命的关系犹如一篇文章的上篇和下篇，只有做好上篇才能去做下篇；在革命的总路线问题上，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3]。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动力是人民大众，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革命的道路问题上，提出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革命的方式方法上，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所有这些，构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完整体系。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通史（第1卷）[M].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443.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47.
[3]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