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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军写就《解读苏南》，嘱我代写序言，我自当遵命。
铁军自一九八七年四月起参与了中国农村改革试验区的工作，一直到一九九八年，长达十一年之久。当时的农村改革试验区覆盖了全国二十个省市自治区、一百六十四个市地县和约八千万农民群众，其覆盖区域之广，涉及人员之多，农村改革与发展的试验内容之丰富，都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中国农村改革的风云人物，如段应碧、陈锡文、杜鹰、卢迈、周其仁等，都对农村改革试验区倾注过大量心血。铁军有幸，目睹、亲身体验和参与了试验区最辉煌阶段的活动。他自己说，他是试验区的操作员和实验员，如同烧锅炉的，知道了这水是九十还是九十五摄氏度的，这个地方沸点是多少摄氏度。可以说，广大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智慧及创新精神滋养了他，他的试验区经历是他灵感的源泉，学术观点的底蕴，学术成就的奠基石。我也是在去试验区学习、调查和研讨的过程中，与铁军相识、相知，成为了朋友。
铁军十几年农村改革试验区的“操作员”的经历，使他对农村改革现实的复杂性、重点和难点，深有体会。同时，他看问题的角度往往具有宏观视野，高屋建瓴，纵横捭阖。最近一些年他周游列国，做世界各国与中国的比较，这给他的研究又增添了国际视野。铁军一九七九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本科学的是新闻。一个人第一专业的背景往往会给其一生的学术经历打上烙印。铁军由于学新闻出身，思维活跃，思想火花经常蹿出来，常能想别人之未想，常发振聋发聩之言。他的思路有一条清晰的逻辑轨迹，只不过由于思想跳跃性强，中间可能有一些断点，用的学术语言又有些艰深，像我这样的驽钝之人不是马上就能理解的。尽管我不能一下子读懂，但读他的文章能启迪人的思考，像吃橄榄一样，要慢慢品味、咀嚼、消化，一旦有些许领悟，则大喜过望。近些年来，铁军的功力渐进，如同排球的小球串联技术日臻纯熟一样，他的思维也将断点串联起来，愈发缜密和连贯。
铁军的新书名为《解读苏南》，这也是他建立在试验区工作和此后多年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探索。书中闪耀的一些思想观点我需慢慢领会，现仅就我目前粗浅的认识，尝试着对铁军的书稿做一个解读。首先试图梳理作者写作的思路，再谈我自己的学习体会。
作者提出解读苏南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产业资本为什么在苏南积聚；特别是改革初期苏南社区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及其对形成制度的决定作用。他认为，这种原始积累之所以能形成有几个重要因素：一、劳动者的劳动贡献是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二、区位地理的优势使苏南有可能将资源形态的农业土地转变为资产形态的工业用地，有机会承接城市的工业布局对外扩散转移的产业或环节，形成苏南乡村早期的工业结构。三、基于乡土社会道德文化的社区精英领导。他认为，只有立足乡土社会传统的良绅文化，才能在工业扩散转移时将土地资源资本化和将劳动力资源转化为资本。四、与原始资本积累方式相对应的资本收益在村社区内部的公平分配。
作者在分析这个机制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希望引起讨论，即苏南工业化社区的内部分配，相当于恰亚诺夫假说分析到的家庭内部分配。他称之为村社理性的内部化机制，村内工农业劳动力都靠分配内部化的工分，年底才结算；乃至后来虽然实行工资制，也可以让绿色车间的农民拿工资，下田干活还保证其收入不低于甚至某种程度上还高于进工业车间干活的劳动力，这才维系了苏南的农业，保证了村民农产品的供给和完成国家的统购任务。
如果用舒尔茨的理性小农理论来解释，也可以看到家庭的资源配置机制在工业化村社范围的放大。与家庭同样，社区资源也是在社区内部得到了相对合理的配置。比如，四五十岁以上的老人和中年妇女基本在养猪种菜，二十岁左右的劳动力基本进厂务工，而沿江、沿路的土地资本化开发了——整体上村社内部的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配置相对合理。
村社区内部的公平分配机制也可用制度经济学理论来解释：组织本身就是反市场的结果——以村社为单位的组织如同企业一样把市场关系内部化，这样才能减少交易成本，才能使外部性问题内部化处理。
作者分析了苏南早期原始积累形成的乡村工业化制度，认为乡土中国制度文化背景下的“工业化社区”是中国经验的一个核心机制。他由此提炼出的第一个重要理论观点是苏南经验体现了原始积累阶段的市场关系在农村社区的内部化。
作者提炼出的第二个重要理论观点是苏南经验属于典型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经济类型。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财政甩包袱的所谓改革，放弃了中央财政统收统支，提出“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就形成了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内在利益动机。真正在市场上扮演竞争主体地位的是政府，作为内因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加上市场经济外因形成的恶性竞争中，政府扮演了多重角色，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兼顾社会事业、医疗、教育。既然经济是政府搞的，那么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经济的收益就是政府的。于是，政府不仅直接占有企业收益，甚至直接剥夺企业资产的行政干预行为比比皆是。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非正常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地方治理结构。政府对公司治理有极大的发言权。每个乡镇工业公司之中的政府作用很大，一般是乡镇党委书记任董事长，几乎就相当于乡镇党委直接管理，统一调度一个地方的资源劳动力土地等等。苏南乡镇企业的各级干部那时候都是政府任命的。村一级企业是社区党政负责人与工业公司负责人身份合一、合署办公体制，在乡镇一级企业治理由乡镇政府承担。不过，上上下下占有企业资产和收益的问题，在乡镇企业发展比较快的时候还不表现出矛盾来。可是，到经济危机阶段，矛盾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作者认为九十年代后期苏南私有化改制的根本原因是：在政府经济条件下，政府作为经济主体，以政府公司主义行为，既造成了乡镇企业可以短时期内快速发展的成就，又造成了政府直接参与治理、直接获得乡镇企业的资源用于政府消费的成本。当发展顺利的时候，矛盾还能掩盖起来；当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乡镇企业就遇到了严重的困境。
据此，作者提出了第三个重要判断，如何重新解读乡镇企业改制?他认为，苏南乡镇企业改制、形成制度变迁的交易过程，恰恰是政府和高负债企业之间的交易，是政府从一般企业中退出的过程。苏南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大面积改制，恰恰是一个苏南乡镇企业多重博弈的结果。
作者的第四个重要观点是乡镇企业调整和产业结构提升与外资大规模进入同步。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金融资本逐渐形成严重过剩是值得重视的宏观经济因素。同时也要注意，一九九四年WTO形成之后，使得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流动增加，对中国的资本输出也必然增加。上述背景下，苏南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有两件大事：一是乡镇企业改制，另一件是带有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意义的外资开始成规模地进入，这就是新加坡工业园和苏州开发区的建设。
苏南过去是强政府，现在仍然是强政府。进入二十一世纪，是国际金融资本帝国主义主导竞争的时代。政府公司主义驱动下的地方政府现在迅速“进步”，开始玩资本游戏。成规模的外资为什么落户江苏，主要进入强政府控制的上海和苏南？因为外资和上海、苏南这种强政府之间的交易成本最低；以获得超额利润为目标的垄断资本之间最容易达成有利于双方的契约关系，而中国垄断资本其实就是实行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政府资本。为什么从八十年代直到九十年代后期外资（不同于早期的港澳地区华人中小企业资本）基本上不进入自由市场制度最好的浙南、岭南（广东“珠三角”），尽管那里是中国自由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方？因为那里是成千上万的小经济，交易成本太高。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匮乏和掌控当地资源的权力并存的局面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一方面，一部分地区地方政府财税收入的比重下降，提供公共产品的财政能力不足，目前地方政府近一半的财政支出依靠中央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仍然拥有应该放弃的掌控资源的权力，前面提到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实际上依然存在，地方政府支配当地国有和集体企业的经济活动，掌握当地资源，尤其是农村土地的控制权，从而主导和直接参与地方的经济事务。
未来这种强政府主导的局面将向何处去？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基本任务也从实现经济增长这个单一目标转为实现经济发展、保护产权、维护市场秩序、保护环境等多重目标，这也就意味着政府的职能必须转变。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是维护社会公正，也就是权力不与资本结盟，而是从公正的角度，协调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政府扮演着全能型的政府角色，开放以后一直是扮演着经济型的政府。当前，中央提出建立以人为本、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社会公正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这标志着政府职能定位的回归，也标志着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开始进入其终结阶段，但它的真正终结则有赖于深层次改革的整体推进。
乡村集体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之路已经尘埃落定。回顾苏南的产权改革，改制形成的初始产权构成是否合理，或是说在多大程度上合理、多大程度上不合理，改制过程是否像当初有人所言是“权贵私有化”，改制结果是否已出现有人担心的“以官商勾结为特征的寡头们对土地和资本要素的垄断，以及这些寡头企业族对大量中小个体劳动者的盘剥”这样一种现象？对于这些问题，铁军的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回答了这些问题。
谈铁军的书，不可避免地也要谈铁军的活动。铁军从农口出来，就任《中国改革》及《改革内参》杂志社社长兼总编时，我们也有过一些交往与合作。二○○四年出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后，我们也还时有接触，知道他不仅做学问，带研究生，做行政管理，也还将自己的理论观点践行于农村现实经济社会生活之中，成立乡村建设学院，在各地做乡村建设试验，组织“大学生支农调研”，促成城市白领与农民合作社的对接……我惊叹于他精力之旺盛，工作之献身，但每隔一段见到他，总感到他身心略显疲惫，人也渐显苍老。我曾劝他，要悠着点，要张弛有度，一个人即使浑身是铁，又能打多少钉呢？他总说，做到这个份上，很难停步。然后如数家珍地向我讲述他的学院和各项事业的发展，犊情深地历数他弟子的成就。我也知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些各行各业的精英，往往是在透支生命，超负荷运转，但又欲罢不能，仿佛成了永动机。尽管如此，每当看到铁军渐多华发的鬓角，逐渐龙钟的身影，心中总有一番感慨，因为我曾见证过他云游四海、矫健飘逸的形象。
铁军自一九八七年四月起参与了中国农村改革试验区的工作，一直到一九九八年，长达十一年之久。当时的农村改革试验区覆盖了全国二十个省市自治区、一百六十四个市地县和约八千万农民群众，其覆盖区域之广，涉及人员之多，农村改革与发展的试验内容之丰富，都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中国农村改革的风云人物，如段应碧、陈锡文、杜鹰、卢迈、周其仁等，都对农村改革试验区倾注过大量心血。铁军有幸，目睹、亲身体验和参与了试验区最辉煌阶段的活动。他自己说，他是试验区的操作员和实验员，如同烧锅炉的，知道了这水是九十还是九十五摄氏度的，这个地方沸点是多少摄氏度。可以说，广大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智慧及创新精神滋养了他，他的试验区经历是他灵感的源泉，学术观点的底蕴，学术成就的奠基石。我也是在去试验区学习、调查和研讨的过程中，与铁军相识、相知，成为了朋友。
铁军十几年农村改革试验区的“操作员”的经历，使他对农村改革现实的复杂性、重点和难点，深有体会。同时，他看问题的角度往往具有宏观视野，高屋建瓴，纵横捭阖。最近一些年他周游列国，做世界各国与中国的比较，这给他的研究又增添了国际视野。铁军一九七九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本科学的是新闻。一个人第一专业的背景往往会给其一生的学术经历打上烙印。铁军由于学新闻出身，思维活跃，思想火花经常蹿出来，常能想别人之未想，常发振聋发聩之言。他的思路有一条清晰的逻辑轨迹，只不过由于思想跳跃性强，中间可能有一些断点，用的学术语言又有些艰深，像我这样的驽钝之人不是马上就能理解的。尽管我不能一下子读懂，但读他的文章能启迪人的思考，像吃橄榄一样，要慢慢品味、咀嚼、消化，一旦有些许领悟，则大喜过望。近些年来，铁军的功力渐进，如同排球的小球串联技术日臻纯熟一样，他的思维也将断点串联起来，愈发缜密和连贯。
铁军的新书名为《解读苏南》，这也是他建立在试验区工作和此后多年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探索。书中闪耀的一些思想观点我需慢慢领会，现仅就我目前粗浅的认识，尝试着对铁军的书稿做一个解读。首先试图梳理作者写作的思路，再谈我自己的学习体会。
作者提出解读苏南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产业资本为什么在苏南积聚；特别是改革初期苏南社区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及其对形成制度的决定作用。他认为，这种原始积累之所以能形成有几个重要因素：一、劳动者的劳动贡献是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二、区位地理的优势使苏南有可能将资源形态的农业土地转变为资产形态的工业用地，有机会承接城市的工业布局对外扩散转移的产业或环节，形成苏南乡村早期的工业结构。三、基于乡土社会道德文化的社区精英领导。他认为，只有立足乡土社会传统的良绅文化，才能在工业扩散转移时将土地资源资本化和将劳动力资源转化为资本。四、与原始资本积累方式相对应的资本收益在村社区内部的公平分配。
作者在分析这个机制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希望引起讨论，即苏南工业化社区的内部分配，相当于恰亚诺夫假说分析到的家庭内部分配。他称之为村社理性的内部化机制，村内工农业劳动力都靠分配内部化的工分，年底才结算；乃至后来虽然实行工资制，也可以让绿色车间的农民拿工资，下田干活还保证其收入不低于甚至某种程度上还高于进工业车间干活的劳动力，这才维系了苏南的农业，保证了村民农产品的供给和完成国家的统购任务。
如果用舒尔茨的理性小农理论来解释，也可以看到家庭的资源配置机制在工业化村社范围的放大。与家庭同样，社区资源也是在社区内部得到了相对合理的配置。比如，四五十岁以上的老人和中年妇女基本在养猪种菜，二十岁左右的劳动力基本进厂务工，而沿江、沿路的土地资本化开发了——整体上村社内部的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配置相对合理。
村社区内部的公平分配机制也可用制度经济学理论来解释：组织本身就是反市场的结果——以村社为单位的组织如同企业一样把市场关系内部化，这样才能减少交易成本，才能使外部性问题内部化处理。
作者分析了苏南早期原始积累形成的乡村工业化制度，认为乡土中国制度文化背景下的“工业化社区”是中国经验的一个核心机制。他由此提炼出的第一个重要理论观点是苏南经验体现了原始积累阶段的市场关系在农村社区的内部化。
作者提炼出的第二个重要理论观点是苏南经验属于典型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经济类型。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财政甩包袱的所谓改革，放弃了中央财政统收统支，提出“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就形成了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内在利益动机。真正在市场上扮演竞争主体地位的是政府，作为内因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加上市场经济外因形成的恶性竞争中，政府扮演了多重角色，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兼顾社会事业、医疗、教育。既然经济是政府搞的，那么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经济的收益就是政府的。于是，政府不仅直接占有企业收益，甚至直接剥夺企业资产的行政干预行为比比皆是。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非正常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地方治理结构。政府对公司治理有极大的发言权。每个乡镇工业公司之中的政府作用很大，一般是乡镇党委书记任董事长，几乎就相当于乡镇党委直接管理，统一调度一个地方的资源劳动力土地等等。苏南乡镇企业的各级干部那时候都是政府任命的。村一级企业是社区党政负责人与工业公司负责人身份合一、合署办公体制，在乡镇一级企业治理由乡镇政府承担。不过，上上下下占有企业资产和收益的问题，在乡镇企业发展比较快的时候还不表现出矛盾来。可是，到经济危机阶段，矛盾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作者认为九十年代后期苏南私有化改制的根本原因是：在政府经济条件下，政府作为经济主体，以政府公司主义行为，既造成了乡镇企业可以短时期内快速发展的成就，又造成了政府直接参与治理、直接获得乡镇企业的资源用于政府消费的成本。当发展顺利的时候，矛盾还能掩盖起来；当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乡镇企业就遇到了严重的困境。
据此，作者提出了第三个重要判断，如何重新解读乡镇企业改制?他认为，苏南乡镇企业改制、形成制度变迁的交易过程，恰恰是政府和高负债企业之间的交易，是政府从一般企业中退出的过程。苏南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大面积改制，恰恰是一个苏南乡镇企业多重博弈的结果。
作者的第四个重要观点是乡镇企业调整和产业结构提升与外资大规模进入同步。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金融资本逐渐形成严重过剩是值得重视的宏观经济因素。同时也要注意，一九九四年WTO形成之后，使得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流动增加，对中国的资本输出也必然增加。上述背景下，苏南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有两件大事：一是乡镇企业改制，另一件是带有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意义的外资开始成规模地进入，这就是新加坡工业园和苏州开发区的建设。
苏南过去是强政府，现在仍然是强政府。进入二十一世纪，是国际金融资本帝国主义主导竞争的时代。政府公司主义驱动下的地方政府现在迅速“进步”，开始玩资本游戏。成规模的外资为什么落户江苏，主要进入强政府控制的上海和苏南？因为外资和上海、苏南这种强政府之间的交易成本最低；以获得超额利润为目标的垄断资本之间最容易达成有利于双方的契约关系，而中国垄断资本其实就是实行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政府资本。为什么从八十年代直到九十年代后期外资（不同于早期的港澳地区华人中小企业资本）基本上不进入自由市场制度最好的浙南、岭南（广东“珠三角”），尽管那里是中国自由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方？因为那里是成千上万的小经济，交易成本太高。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匮乏和掌控当地资源的权力并存的局面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一方面，一部分地区地方政府财税收入的比重下降，提供公共产品的财政能力不足，目前地方政府近一半的财政支出依靠中央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仍然拥有应该放弃的掌控资源的权力，前面提到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实际上依然存在，地方政府支配当地国有和集体企业的经济活动，掌握当地资源，尤其是农村土地的控制权，从而主导和直接参与地方的经济事务。
未来这种强政府主导的局面将向何处去？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基本任务也从实现经济增长这个单一目标转为实现经济发展、保护产权、维护市场秩序、保护环境等多重目标，这也就意味着政府的职能必须转变。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是维护社会公正，也就是权力不与资本结盟，而是从公正的角度，协调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政府扮演着全能型的政府角色，开放以后一直是扮演着经济型的政府。当前，中央提出建立以人为本、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社会公正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这标志着政府职能定位的回归，也标志着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开始进入其终结阶段，但它的真正终结则有赖于深层次改革的整体推进。
乡村集体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之路已经尘埃落定。回顾苏南的产权改革，改制形成的初始产权构成是否合理，或是说在多大程度上合理、多大程度上不合理，改制过程是否像当初有人所言是“权贵私有化”，改制结果是否已出现有人担心的“以官商勾结为特征的寡头们对土地和资本要素的垄断，以及这些寡头企业族对大量中小个体劳动者的盘剥”这样一种现象？对于这些问题，铁军的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回答了这些问题。
谈铁军的书，不可避免地也要谈铁军的活动。铁军从农口出来，就任《中国改革》及《改革内参》杂志社社长兼总编时，我们也有过一些交往与合作。二○○四年出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后，我们也还时有接触，知道他不仅做学问，带研究生，做行政管理，也还将自己的理论观点践行于农村现实经济社会生活之中，成立乡村建设学院，在各地做乡村建设试验，组织“大学生支农调研”，促成城市白领与农民合作社的对接……我惊叹于他精力之旺盛，工作之献身，但每隔一段见到他，总感到他身心略显疲惫，人也渐显苍老。我曾劝他，要悠着点，要张弛有度，一个人即使浑身是铁，又能打多少钉呢？他总说，做到这个份上，很难停步。然后如数家珍地向我讲述他的学院和各项事业的发展，犊情深地历数他弟子的成就。我也知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些各行各业的精英，往往是在透支生命，超负荷运转，但又欲罢不能，仿佛成了永动机。尽管如此，每当看到铁军渐多华发的鬓角，逐渐龙钟的身影，心中总有一番感慨，因为我曾见证过他云游四海、矫健飘逸的形象。